当你发现自己的存款已是负利率，不得不把存款从银行里提出来转战股市、房市，甚至是去“赌石”时，你发现那里的泡沫已经不小，价格已经使你心惊胆战了，如果你还敢斗胆进入，那就得做好兜底的准备，一旦泡沫破裂，你将不得不面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破裂的双重打击。在中国，这个收益的顺序大致如下：国有企业、与国企紧密联系的权贵型企业、民营企业，最后才是普通老百姓。
经过三十多年急速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的财富分布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银行都是改革成本的最后买单者，往往会积累大量的坏账，21世纪初期，很多西方观察者估计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已经达到40%以上。通过货币的不断超发和储蓄的负利率，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不断膨胀，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短短几年，中国金融业变戏法般地从技术性破产变成了全球资本追捧的对象，秘诀就是将坏账的损失通过隐秘途径转移给了社会大众。
转移的途径大致有两条：超发货币稀释存量财富，低利率或负利率转移财富。假定你现在有100元，且全部是存款，货币超发了10%，那很不幸，你的财富被稀释掉了接近10%。同样的，银行坏账事实上也少了近10%。但其实你比坏账会好些，因为你还有存款利息可以弥补。
严格地说，货币超发不是形成物价上涨就是形成资产泡沫，但这两样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好，假定全部形成物价上涨，也就是说在你看来物价上涨了大概10%，但农贸市场公告牌却说白菜价格综合指数上涨不到5%，而钱庄老板给的存款利息只有3%，事实上你已经有—2个利率了，按说你该有至少1的利率，这样一来，你虽然有了3%的利息收入，但事实上却有8%的财富通过稀释和压低的利率被转移走了。也不多，一年也就只损失8元钱。
当你要求老板涨点工资时，老板正好从银行低息弄到一笔款子，为人又心善，还真的给你涨了，那你也别高兴，你以前的损失其实已经形成了。
当然，现实的情况会复杂得多，弄得你我都搞不清楚我们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但不管怎么弄，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真实财富少了。
总体来看，我们从2004年就基本进入负利率时代了，一直未得到扭转，2010年后负利率的程度更深了。
20世纪80年代初真正的富人是“万元户”，但如果“万元户”就此满足，当寓公，提鸟笼吃利息，那到现在肯定是一文不值。按照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的估计，80年代的“万元户”就算是不吃不喝，全部存银行利滚利，到今天大约也就只有10万元；如果按照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计算，“万元户”到今天也就只有不到30万元；但如果按照居民储蓄增长情况，到今天应该是255万元。钟伟。极速货币化：中国金融的幸运和不幸。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网站。
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差不多等同于将大半财富拱手让人。而我们引以为傲的恰恰是我国是一个有高储蓄倾向的国家。我们民间的高储蓄不仅支撑了大规模的投资，也在储蓄过程中被无形地转移走了。
因为这种“乾坤大挪移”，财富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我国的贫富悬殊也才会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美国的亚瑟·马文·奥肯于1970年创造了“痛苦指数”，以此衡量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痛苦指数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和。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事实上的高通胀、高失业时代，但为避免我们过于痛苦，有关部门需要通过压低CPI指数和失业率来减轻我们的苦痛。真是感谢那些压低的数据，他们想得真“周到”。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1978—2009年，我国物价累计仅上涨了4。19倍，事实上，我们一般人的感受是30年来，物价整体涨幅至少在30倍左右。文晞。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171。真是感谢了，仅仅是统计数字就为我们减轻了几十倍的痛苦。
隐蔽的吸金黑洞
自从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每逢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他必出手干预。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乃至1998年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公司破产，以及2001年“9·11”事件导致的金融系统混乱，美联储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率的调整或者减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因此形成“格林斯潘卖出期权”，意思是碰上价格下跌不必惊慌，等格林斯潘放水，市场反弹后再卖不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格氏期权一直看涨。
因为次贷危机，格氏饱受非议，在美国国会询证会上面对永远正确的议员们，格氏不得不承认自己部分错了，一些人因此嚷嚷要“清算格林斯潘”。清算什么？清算他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但老爷子却认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正确的，之所以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根本原因是全球储蓄资金太充裕且都很留恋美国。
将流动性过剩的责任推到老爷子头上的企图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致老爷子在询证会上都改变了一贯说话模棱两可的风格。但不管格氏怎么否认，近十几年来全世界依然充满了泛滥的流动性，导致全球性的房地产、股票、有色金属、石油等资产价格的节节攀升。
事实上，要清算格林斯潘，目前看起来不现实，因为继任者是宣称为了挽救经济可以直接从直升机上撒钱的“直升机”本·伯南克。从2009年开始，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两轮总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
在伯南克看来，中国得为全世界流动性过剩负责，他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使世界性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这对自身和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构成了“重大不利”，因此美国需要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伯氏的话被我们解读为“印钞不是我的错，都是中国惹的祸”伯南克：印钞不是我的错都是中国惹的祸。凤凰财经，2010年11月19日。之所以会如此解读，不是我们敏感，而是伯南克意在所指。
大经济体的货币一般实行的都是浮动汇率，汇率高低由市场决定，很少有紧盯住美元不放的，实行盯住汇率的一般也就是中国香港地区这样的小经济体，或者是欠发达国家。2005年7月之前，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之后参考了“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美元在我们的“菜篮子”里就是猪肉，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依然盯住的是美元。
这就弄得美元有些不舒服，中国已经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经济体了，人民币还不自由浮动，成天抓贼似的盯住美国，而美国在次贷危机中，迫切需要通过美元贬值来提高出口降低进口，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境。此时，在我们看来，如果像中国这样严重依赖国际进出口的国家主动提高汇率，无异于主动承担经济衰退的后果，如果盯住美元，那就可能搭上美国货币贬值的“便车”。
美国不断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尽快上调人民币汇率，分担点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这样的“好事”，中国自然是不好满口答应的，但中美之间又不能翻脸，不然“恐怖的平衡”失衡后就真恐怖了。中国被逼急了，只好对美国说，先别嚷嚷，也别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家”，人民币升值得讲究技巧，中国名义上对美元依然保持缓慢升值，但暗地里在国内多弄点通胀出来隐蔽性地搞搞，双管齐下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东方的智慧，西方自然是信服的。只是如此一来，中国国内流动性更是泛滥成灾。
中国有理由觉得冤枉，美元又不是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还不是国际流通货币，世界性流动泛滥当然不应该是中国的责任。美国人强词夺理了。美国人曾对亚洲说“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现在搞得连责任也是我们的了。
中国作为全球近几十年来最成功的转型经济体，在世界泡沫潮流中虽“起了个大晚，却赶了个早集”，在别国去泡沫化的过程中，依然不断地吹大着泡沫。在这场因为理性而合成为“非理性繁荣”谬误的泡沫盛宴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或正在享受饕餮大餐了，还有少部分正在星夜赶往盛宴途中，而肥胖溜圆的大厨们则系着围裙忙不迭地在门口拱手招呼。
“看空”中雄起
由于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文化上的差异，中国经济几乎是在外界的质疑声中雄起的。在我们看来，老外的心中有“无形的辫子”，他们总以为自己掌握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中国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充满了悖论。
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有很多善良的西方学者以为中国经济行将崩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但政治体制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出现了脱节，西方人开始看不懂了，不断发出鼓噪。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和学者对中国GDP数字不断提出质疑，认为中国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及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中国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曾经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公开宣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G.Rawski)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质疑。在他看来，中国1997—1998年GDP增长2。2%是一个远比7。8%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的数字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
2002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瑟罗(Lester Thurow)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官方的增长数据与事实明显不符，中国GDP数字出现了严重误差，过去5年中国经济实际上陷于呆滞状态。美国《时代周刊》因此刊登了《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
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法国《费加罗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也不断刊载关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报道，有的甚至将中国经济比作“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些政治人物也伺机加入了这个合唱，2002年1月，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对《今日印度》杂志说，中国“捏造”经济增长数字，并一丝不苟地指出，中国2001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多捏造了两个百分点”。
然而，质疑的结果却是中国经济总量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2002—2008年，我国年均GDP增长幅度达到10。44%邹东涛主编。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而同期CPI基本都保持在4%以下，有的年份甚至还是负数。
2002—2008年我国GDP与CPI走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老二。我国的严肃研究者一般以为，加入WTO是中国改革的转折点，激发了中国不断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好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但中国加入WTO在西方也曾被当做崩溃的开始，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律师预言，中国加入WTO后不出5年，强制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改变将使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雪崩。看来，章律师失算了。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老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只是这次中国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推出了庞大的救市计划，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新增信贷，成为全球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2009年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超过50%。老外们在苦海中尝到不少甜头，因此更盼望中国这次可以挽救资本主义，说话自然也就客气了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信仰者。
而中国自认为已不再是吴下阿蒙，对于外界的质疑“打法硬朗起来”，也打消了很多潜在的哗众取宠的想法。2009年5月，国际能源署(IEA)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长数据过于乐观，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这下，国家统计局说“不”了，认为国际能源署“原文观点缺乏论据”，并客气地指出这样的做法不合乎一个国际组织的身份，“是缺乏严肃性的”。姚伟。国家统计局与国际质疑再过招。东方早报，2009年5月26日。
官方的顽强回应，其实并未打消一些人的质疑，只是大家变得谨慎而虚伪起来，对于不同意的事情，开始“打哈哈”了。
但很遗憾，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似乎从来都没得到真正的信任。老外怀疑，国人怀疑。而在统计局看来，老外和国人都不懂统计局的专门科学。与质疑中国同时存在的是“中国威胁论”，自1992年起，关于成长中的中国有可能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迅速蔓延开来，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其实，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怎样说，而应该观察别人怎么做。有的人当着你的面毫不留情地指出你的缺点，其实是希望你好起来；有的人在你面前好话说尽，而眼睛却瞄着你的口袋，无外乎哄你高兴时可以顺点东西走，或者搂一下你的小蛮腰，揩点油。
看空中国并不可怕。“主流”经济学家有时也很不靠谱，经常是“三个人有四种不同意见”；两次经济衰退预测出了八次，其中一次还变成了繁荣。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公开说他的经济顾问是“专门讲反面话的人”。看来，我们也得习惯听反话。
在我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中国不仅顺利摆脱了金融危机，也在这次危机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中国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社科院预计的准确时间是2020年。这就对了，因为很多外国权威组织也是这么看的，并且将时间都可以精确到年，真不简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普华永道说中国将在2018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认为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两倍；摩根大通、高盛等也相继确认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