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尽快从制度上寻求解决办法，而是为推迟泡沫的破灭继续像“末日博士”鲁比尼说的那样“豪赌恶性经济增长”，那我们可能很难寄望有好的结果。2009年我们开动机器大撒了一把人民币，造成了经济持续繁荣，现在虽然全球流动性更甚，但我们似乎不敢再来一次撒钱式的繁荣。
其实，不再撒钱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说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30%”，也就是不超过14。376亿元；银监会统计则是9万多亿元，两者之间有差距，但据说口径不一样；国家审计署的结果却是10。7万亿元。总之，数目都不小，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数的话，够忙乎几辈子的。
现在地方政府不仅还在想法找钱，而且已经把心思放在如何赖账上面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老路上走下去，未来两三年之内持续撒钱加大政府投资，放大政府债务危机，那么不仅经济转型会越来越困难，而且通货膨胀也将失控，一旦地方债务还款危机的潘多拉盒子打开，经济泡沫也将失控并“砰”的一声脆响后急速破灭。
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出口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出口欧美已经遇到大麻烦，寄望于欧美经济快速复苏后再在老路上走的想法事实上已经破产；投资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人口红利也基本消耗殆尽，刘易斯这个“拐点”已经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居民消费的提升也始终只见打雷不见下雨。
而我们的资源分配更加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倾斜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始终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经济结构调整喊了若干年，却依然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看看我们各大电视台的广告，黄金时段铺天盖地的都是酒，似乎喝了它们我们就走向了海洋，就有了几千年的文化，就吸收了五谷的精髓。
看来，我们都有些晕。在酒的熏染下，我们似乎还没觉察到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经济发展环境的“9·11”已经过去，西方将不再按照是否支持反恐进行政治划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将成为其最重要的考量。
在世界大国里，中国是孤独的，如何再次融入世界应该成为我们现在思考的大问题。一个国家只靠酒是不行的，麻醉一下神经可以，但真要走出去比拼，还得靠科学技术或资源。
在上述三种选择中，最好的结果是可以期待的，但我们能否走上这条路，有没有勇气走完这条路，目前看来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如果没有强烈到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的外部冲击，我们很难主动走上这条路。
韩国、中国台湾之所以转型顺利：一是因为经济体相对较小；二是不得不接受外界的耳提面命；三是自身有深刻的危机感。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接受了IMF援助附加的改革条件，但因为没有如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的危机感，所以改革相对不彻底，经济的恢复速度自然也就难以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上帝与我们同在。中华民族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千万不要再次趴下。与日本泡沫破灭时相比，我们有劣势，但更有优势，那就是制度改进的余地远比日本大，技术创新、消费提升的空间也是国土逼仄的日本不可比的，我们完全有条件形成依靠国内消费支撑的大陆经济体。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脆弱，这是坏事，但在中国泡沫破灭之时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坏，甚至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缓冲平台。
城乡分割使政府可以花比城市里更少的资金暂时缓解大规模失业带来的巨大冲击；而矫正扭曲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潜力可以再次激活广大乡村的活力，长期来看可以在城乡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地区不平衡为产业的转移和递进提供了充分的余地，中国的制造业完全不用像日本一样转移海外，造成产业空洞，但国内的这种产业转移应该是更少污染、更高层次的转移，而不是高污染、高消耗的简单移位；而中国企业较低层次的技术创新改进的余地也非常之大。
当然，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好与坏的转换常常是可以瞬间完成，如果处理不当，好的也会变坏，而坏的会更坏。
制度创新奠定未来
未来的中国经济能否续写辉煌，将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制度上正确应对新的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反而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
我们曾经走在正确的路径上面，偶然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路径，但我们现在还远没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还可以重新回到改革的快车道上。
不可讳言，我们为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改革后期，绝大多数居民的福利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成果越来越集中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权贵阶层。相比之下，普通大众啧有怨言，但又深感无力改变现实，于是有的开始愤世嫉俗，更多的则变成完全的机会主义者。
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共识已经分裂，我们就再没有了改革的凝聚力，那是片面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重新凝聚力量，通过制度性反腐重新赢得民心，通过公平正义与机会平等重新树立党和政府的威信，通过科技进步和国企再改革使中国经济再次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而在这三方面，我们的潜力都还很大。创新是时髦的，因为中央一直在提，提了若干年了，似乎依然不见多大的成效。之所以不见成效，一是中国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低廉劳动力、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走到尽头，企业犯不着冒不可知的风险；二是真正的创新确实有些难度，伪科学唬唬人还可以，真要市场化就会变成骗子。
真正的创新没有良好的机制和较大的投入通常很难做到。中国很早就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明显的。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总量达到1。7%，略微超出世界1。6%的平均水平；而创新型国家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总量的2%，韩国则高达3。1%。
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平均只有25%，距离发达国家60%甚至80%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而中国现在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数据引自2011年4月26日的《法制日报》。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必由之路。
“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地道的‘国家强盗’，它们享有政策、资源、垄断地位和权力价格的巨大优势，是经济不公平、腐败、挥霍、低效的主要来源之一。”于中宁，于梦。将国企股改进行到底。财经杂志，2011年第9期。
国企是低效的，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也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事实所证明。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民退国进”，国有企业占有的稀缺资源越来越多，获得的垄断优势越来越明显。但如果将其光鲜的外衣脱掉，我们就知道这些利润来自于垄断与变相的补贴，其真实的资产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就是这些利润，事实上也只是被国企本身占有，并未惠及民众。1994—2007年，国有企业没有上缴一分钱的利润；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仅约6%，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2010年，该比例降至2。2%。数字引自2011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做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
当泡沫的潮水退去，也许我们会发现国企正在裸泳，国企将很可能因为腐败和低效成为国民抛弃的对象，那时，中国也许会进入第二轮的国企改革快车道。
国企的深入改革将把中国经济再次带入发展的快车道，但如果国企的再改革不能吸取第一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做到公平与正义，再次成为“瓜分的盛宴”，则很可能成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线，不仅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也将导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硬着陆”。
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应立足于公平正义，确保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竞争，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规范并有效制约国企行为，提高经济效益。终极改革目标应该是退出竞争性领域，不与民争利，转而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国企的再改革，似乎已提上了日程，但也许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只是，不论国企改革的过程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到公平与正义。
自求多福——危机中如何生存
根据产生的原因，危机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于市场之外的某种未预见到的冲击打破市场均衡导致的危机，通常情况下，这类危机都不严重。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晚期的油价跳涨，以及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就属于这类危机。
第二类可称为诱导性经济危机，如我国1993年反通胀和抑制局部房地产泡沫而出现的经济衰退。这是政府针对市场已经出现的破坏因素主动采取的经济行为，虽导致了短暂的衰退，但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却大有益处。
第三类是由投资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萧条，它内生于经济体制中，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大，持续时间长。大萧条、日本泡沫以及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都属于此类危机。
中国经济是一个大泡沫，泡沫破灭之时，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阵痛都是难以避免的，持续的时间也会较长。对此，我们不能抱以侥幸的心态，遮遮掩掩，蒙混过关，那将会使我们步入日本一样的“失去年代”，陷入长时间的经济衰条而不能自拔。
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自是正道，但对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推迟短期经济复苏。因为这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经济体必须重组新规则和旧规则的剩余部分，这种重组需要时间，需要磨合，在重组未完成之前，经济主体面对环境中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也面临更多的风险，经济主体因此倾向于保守，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也无法指望达到旧体制下同样的效果。
泡沫破灭将对我们每个人的经济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说，我们不能控制危机的发生，也逃避不了危机的影响。面对泡沫破灭的冲击，我们希望能寻求到有限的求生之道，确保自己不会变得更加贫穷。
当然，并非所有人在危机中都会产生经济损失，如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有的人甚至还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但过去通常可以借鉴。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至少是押韵的，不会跑调，我们通过对泡沫史和目前经济形势的了解，也许可以为预测未来奠定一个不错的基础。
泡沫破灭终将到来
因为灿烂但不确定的未来而产生幻想，最终合成为泡沫的谬误。历史上任何一次泡沫经济的破灭，都将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中国房地产泡沫也不会例外。一旦泡沫破灭，市场信心将很快发生逆转，争夺流动性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几乎所有人都竞相出逃。价格下跌，流动性迅速消失，而恐慌的自我强化又将加剧市场的跌势，除非价格下降到足以激发购买行为的程度，或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向市场提供满足正常现金流的流动性，形势才会恢复正常。
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不仅导致企业账面财富消失，更糟糕的是这些资产很多都是抵押物，价格的快速下跌将使银行不得不要求追加抵押物或者是将抵押物扣押后设法出清，而这又将加速资产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企业或个人大量失去资产，不仅吞灭房地产业本身，也将使相关行业大受影响，并将金融业拖入陷阱。债务违约大量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信贷危机，最终影响到几乎所有行业。
财富的快速消失，使泡沫支撑下的虚假经济繁荣很快衰败下去，大量企业陷入困境，不得不裁撤机构人员、降低工资，投资将不再出现，消费将大幅萎缩，经济将陷入全面下滑状态。
随着经济下滑程度的加深，银行偿付能力不断遭到打击，许多借款者相继陷入财务困境，由房地产之外的其他资产保障的银行贷款债务违约率出现大幅上升。无法解脱的经济困境将严重助长悲观主义情绪，而这又将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衰退。
目前格局下，中国当然不会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最先提出来的，就是说即使利率低得接近于零，也不能够使银行贷款、商业投资、消费真正运作起来，从而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作用。
由于中国有着特殊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软约束使政府投资和国企扩张根本不会在乎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他们在乎的是投资行为本身，利率更低只会刺激起更多的投资冲动，并会在一定时期内带动经济发展。
2009年的天量信贷和投资可证明，投资占了我国GDP比重的一半，这是全世界未曾发生过的奇迹。也许，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只要人民不反抗，社会不动荡，天量货币投放完全可以再支撑GDP数字未来几年的高速增长。那时整个社会居民只要维持简单的温饱即可，剩下的都是政府消费、投资带动，再次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自然，如果可以创造出居民一点消费都不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那就更好，但就不知这样的增长模式下还需要居民吗？我想，应该是不需要的。如果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那又另当别论。
只是负责任的中国政府不会继续在这条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前进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样走下去很快就会撞上南墙。中国政府已经在为房地产泡沫“软着陆”准备充气床垫，用保障房投资填补商品房地产投资的下滑，为此需要确保政府平台公司和央企有充足的贷款可以继续大肆投资和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