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之二：农民的破产所表明的是国内市场的建立
反对土地改革的另一个时髦观点是，如果土地确权了，可以像城市房产一样自由流转，那么，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逻辑之混账是很吓人的。在1998年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是单位的，自己对房屋的权利，与今日的农民对他们的土地一样，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随着1998年城市房地产改革，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城里人随意处置自己的房产，并因此而成为流民。事实却是恰好相反，市民在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后，他们才会有更为求稳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更趋稳定，国家因此才能更为富强。对此，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或者退一步讲，农民真的破产了又会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到答案。列宁在他的经济学着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的第四节里，针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尼“一逊的“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的破产、由于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这一糊涂观点，指出：这些民粹主义者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
特定于当前的中国，列宁的上述论点应该是具有指导意义的，那就是在国外市场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必须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建立国内市场转型。关于这点，可从政府发表的谈话和学界的论述得到证明。而现在真正困扰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是社会分工和土地政策关系的内在联系上。
在学界一直有一种论调固执地认为，将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平权化，不仅会让整个社会为之动荡，更可怕的是，也会让整个并不太大的国内市场，因为农民的失去土地破产而进一步萎缩。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事实上这并不是新问题了，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当年列宁有纠正沙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理论错误的必要，今天我们也有老调重弹的必要。列宁当日在回击那些无知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时，提到：“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要分析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有必要从简单商品经济聊起。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特定于中国则是家长制的农民家庭）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而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的关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构成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由此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而我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和学界的认识显然都与此相矛盾，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仅仅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政策也确实使得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种不能予以自由流转的制度安排，又无疑是在延续甚至强化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反动就在于——小土地所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的。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较起来，在不断地减少。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设想的。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它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他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显然忘记了如下一些事实，那就是当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
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教诲，譬如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水平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增加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了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列宁的认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这样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表明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
在原有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从结构改革上着手，还只是习惯性反应，那么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确实需要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结构改革。唯有如此，方可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起一场消费者革命，并以此成为其经济起飞的真正基础和转折点。
如何规避鲁比尼预言的实现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结构而言，最受诟病的莫过于投资了。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郎咸平莫不将矛头直指投资过度。经济学界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亦认为中国的投资正在为中国经济酝酿一场大危机。他基于中国的“投资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一事实，以实证方法对照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苏联和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的例子，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60年来的数据显示，过度投资最后总是以经济硬着陆收场。为此，他认为中国会于2013年出现经济硬着陆。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论述，也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来予以观察。如果我们经济中投资、出口和消费之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就是我们仍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从长期而言，鲁比尼们所认为的硬着陆将无可避免。
但如果我们的经济中投资、出口和消费得到有效的优化调整，也就是，消费、出口和投资的比重更趋合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前的投资是必要的。如果仅仅因为担心产能过剩，而大规模地限制投资，这显然是不得法的。以中国的能源投资为例，我们可见端倪。1997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能源投入过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在中央的调控下，1997年以后中国能源生产进入长达4年的负增长期，1997-2000年能源生产总量年平均下降率为5.14%。这种对能源投资和产能的限制，导致2003年以后中国备受电荒之苦。2003年用电高峰时期，先后有22个省市出现拉闸限电现象。进入2004年，我国总体电力供需形势比2003年更为严峻。该年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全国电力缺口超3000万千瓦。
经济学里有一个着名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板不够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据此我们可见，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源不在于投资增速过快，而在于消费动能的严重不足。
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鲁比尼预言的实现呢？我想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锯掉那块最长的板，即限制投资和产能，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补齐那块最短的板，即扩大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经济这个盛水的木桶才会更为完满。
因此，我们当前的投资，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投资上，而是出在“政绩工程”所造成的不当投资上。包括北京、天津、山海关在内的中国大小城市的下水道、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亟须投资的地方。但事实是，我们的投资都集中到了地面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我们有无数座“白宫”，有无数才刚刚建好不到一年就被拆除重建的大楼、大桥。我们的各级政府选择性地将包括下水道、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真正亟须投资的地方彻底遗忘。既然遗忘，那么就自然不会有投资，对它们而言，也就自然不存在投资过度甚至过剩的局面了，存在的只是严重的不足、太多的欠账，以及大量的错误投资。
我们不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我们单从“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在未来几年里，中国需在包括城市下水道等领域做出大量投资。当然，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应该认识到的是，这种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保增长而做的简单重复无效的投资，而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投资。同时，它更应该认识到的是，为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而重蹈欧美国家覆辙，它应该坚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将那些私人资本有能力且愿意介入的领域全面放开，而不是越位插手去做无谓投资。只有那些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私人资本又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介入的公共领域，才是它应该介入的领域，因为这才是它的本分。
如果政府真是以这种本分观来行事，那么，这种投资将会带来一个莫大的衍生效应——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最为有效的缓冲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