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本身并不会造成经济危机，造成经济危机的真正元凶在于膨胀的信用和负债。
深陷于“赌博经济”
对目前这样的经济发展大势，我们的企业、家庭这类私人部门该如何应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对当前的企业和家庭状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先来看一个情景：
上百万人从事房地产买卖，人们花比自己年收入10倍还多的钱买房子，向银行贷款。周末，到处是看房的车队。排队抽号买房的现象随处可见。人人相信：不动产投资一定赚钱，土地价格只能涨不会跌。最后，人们好像患有“自我强迫症”一样，强迫自己加入买卖，觉得大家都在做，自己不做是不是太傻了。买房的人，眼睛眨都不眨，不像买，更像抢。地价与房价，就这样被催促着越涨越离谱。
如果不是明确地告诉你这段话是日本丸红商社地产业务负责人井坂忠明在2006年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膨胀情境的描绘，你是否以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最近几年北京、上海、深圳的讲述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认为。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读完《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一书后，曾经感慨地说：“如果把文章中的主人公更换成一位中国银行家的名字，原来关于日本银行界的叙述，几乎不用做大的调整就可以适用于中国。”
简而言之，目前的种种迹象无不显示，今天的这个中国越来越像当年的日本了。
“泡沫时代”的日本，商业银行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大量流向房地产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说，尽管中国房市的资金渠道与日本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倾向值得注意。国外流入的资金和国内的“炒房团”投机房地产的行动，无不隐含着泡沫的危险。
“中国房地产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业，这一点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银行官员福本智之说。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日本经济学家的看法。当下的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股市规模不成生态，企业大多依靠间接融资，银行的钱不是流入股市，就是进入房市。
这种种的相似倒也罢了，现下甚至连心态也是越来越像了。日本经济界人士称，今天那些富有的、东部的中国中产阶层人士，与泡沫年代的日本人心态颇为相似。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拿到很明显和突出的例证。
譬如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建一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房地产的心态是：大家拼命买房，担心现在不赶快买将来价格会更高。大家从不怀疑东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中心的说法，相信地价必然上升。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足：日本国土面积是美国的1/25，人口是它的1/2，上升是必然的。日本陷入全民幻觉之中。大家都认为，东京将饱和，要建设第二个东京、第三个东京。
对于当时的日本经济，野口悠纪雄教授将其定义为“赌博经济”。他说：“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日本就此卷入了赌博经济的汪洋。正如上面中日学者所做的对比，今日，那个富有如日本的中国，何尝不正陷入这种“赌博”式的经济中呢？
负债才是元凶
但也正如野口教授所指出的，当泡沫崩溃的时候，赌博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以更为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投资的无法回收，特别是通过借贷筹措的投资资金，使投资者面临灭顶之灾。利用借贷深陷巨额不动产投机的泡沫企业的归宿，就是这种影响的生动写照。
对于经济危机，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里，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典型的经济繁荣-衰败的周期模型，这个模型的特征是：外部冲击催生经济繁荣，受心理预期驱动出现投机热情，这种热情将资产价格拉上天的反馈机制，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廉价的信用。泡沫越积越大，最终导致金融体系不可避免地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对实体经济的破坏。
泡沫本身并不会造成经济危机，造成经济危机的真正元凶在于膨胀的信用和负债。这一观点，在宏观上是成立的。那么，在微观上呢？且让我们先来看几个与此相关的断片。
再也找不到生产资金的法国
约翰“劳主导的“密西西比泡沫”最终以彻底的破产而宣告结束，它不仅给法国带来了一场繁荣幻觉，也给它带来了至少31亿里弗尔的财政亏空。
在这场投机风潮中，只有像坎蒂隆这样极少数的及时抛出股票的投机家大获其利，而无数的法国中产阶级和数以千计的上层社会都为之破产，法国货币体系也因此动荡不安。在崩溃之前，法国还算是欧洲最富裕、人口最密集、最有自信心的国家；但只是几个月而已，一切都彻底改变。从皇帝到普通平民，法国上上下下都因为西方公司的股票遭受巨大的损失。
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法国以在歌唱中发泄不满而闻名。下面这首讽刺诗就出自那个时期：
拉斯让我们都成了暴发户
拉斯一来到我们美丽的城市，
摄政王就宣布拉斯很有用，
能帮他重建法兰西。
啦啦啦!咚咚锵!他让我们都成了暴发户，
哔哔喱！
伙计们，以野蛮的方式。
这个新教徒，想吸干所有人的钱，
他首先骗取了我们的信任，
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啦啦啦!咚咚锵
伙计们，拉斯，是撒旦的子孙。
我们落得个沿街乞讨，
他榨干我们钱财，
一个子儿也不留下。
仁爱的摄政王啊，
还给我们被抢走的财产，
哔哔喱
这场通货膨胀运动对整个法国的社会生产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繁荣期，它把人们诱入歧途，使生产的劳动者不安所业，而只想到股票投机中去碰运气。作坊、工厂和农场都停工了，因为它们的主人都挤到了西方公司的办公处前面，他们期求把自己的名字列到“百万富翁”上去。在劳氏“制度”崩溃，社会从繁荣沦为萧条后，这些小手工业者和资本家受影响巨大，他们把钱赌掉了，再也找不到生产资金。投机及其崩溃使贸易和运输都陷于紊乱，很久以后都还未能消除这场可怕的危机的影响。
其中损失最大的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上层的贵族阶级是有特权的，这种特权至少可以部分地保护其财产。而那些穷人，压根就没有资金介入资本市场，萧条时期他们固然艰难度日，在繁荣时期为应对通货膨胀他们还是艰难度日。这场泡沫运动的真正输家，无疑是那些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他们有部分的闲钱，这令其可以自由地进入资本市场，同时在泡沫时期他们的信用也得到扩张。在繁荣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以高杠杆形式大肆投资，在这时他们固然可以获得更高收益，可一旦经济衰退，其高杠杆也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负债。
下面这首讽刺诗，亦于当时广为法国人所传唱。
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星期一，我买股票去；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家具；
星期四，我买好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去；
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下面出场的这位来自日本的木村先生。其遭遇就颇有几分这首讽刺诗里的“我”的影子。
房子没了债务还在
56岁的木村先生，现供职于旅日媒体人徐静波的报社中，其年薪为560万日元。尽管他租房住，但每个月还得要还6万日元的房贷。
这位没有自己的房子，却每个月还需还房贷的中年人，在20多年前供职于另一家大报社，当时的年薪高达1000万日元。1987年，他买下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售价达9000万日元的三居室公寓。
做出这个投资决定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每年的收入是1000万日元，房价是9000万，那也就意味着这笔房价不过他9年的收入而已，完全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这套公寓在3年前（1984年）其价值还仅仅只是6000万，短短3年时间就涨了五成。木村跟当时的所有日本民众一样，认为在日本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房价肯定还会继续上涨。基于这样的乐观预期，木村出手了，他通过借贷将自己属意的那套房子买了下来。
木村没有预料到，这种盛世景象在3年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木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工资一路下跌，直到被那家大报社裁员。由于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无法偿还那笔房屋贷款，于是公寓被银行收回了。但问题在于，木村的公寓虽然被银行收走了，可是他还欠着银行5000多万。这5000多万，他直到现在还在偿还。
徐静波有次问他：“你那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木村回答：“大概就2500万左右吧。”
个人如此，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日资电器为何全面沦陷
当一家企业的负债超过其资产时，从技术上来说就意味着它已经破产。一般企业破产的标准过程大致如下：企业发现自己的产品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销，虽然它加大了对产品的销售力度，可还是毫无起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日趋减少，最终整个企业的资产净值沦为负数。这种企业的失败属于典型的无可救药型，因为它的产品已经彻底地被市场所淘汰了。
但从1990年起，在日本发生的情况却并没有遵循这一普遍规律。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日本失落的头10年里，它还一直是当时的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产品在海外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频繁地爆发着双边贸易摩擦，这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市场对日本产品旺盛的需求。这些事实说明当时的日本企业，无论是在技术、产品开发还是营销策略上，都处于良性运转的状态，其盈利状况也非常之好，这些企业仍然在不断地创造着利润。
但即便如此，许多这样的日本企业还是因为国内资产价格的暴跌，在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巨大的窟窿，而身陷净负资产的困境中。日本六大主要城市商业不动产价格从泡沫高峰期，到位于谷底的2003年和2004年，分别暴跌了95%和87%，使它们的现值只有当初的1/10。
在资产价格暴跌时，当初用来购买这些资产（或者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获得）的贷款数额却没有变。到20世纪90年代中，日本的企业发现，它们不仅丧失了大笔的财富，同时也陷入了资产负债表的困境。
例如，一家大阪的企业通过借贷拥有了价值1000亿日元的土地，到1995年时它却发现，它手中的这块土地价值仅有100亿日元了，而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却依然保持着700亿日元的负债。换句话说，本来盈余的资产负债状况突然变成了600亿日元的净负债。就这样，这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