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
如果想和其他国家一样富强，那么就必须拥有与这个国家数量相等的货币。
据此，有人认为约翰·劳是一个赤裸裸的货币至上论者。在他的认识世界，货币即财富，创造了多少货币就等于创造了多少的财富。
如果他的这一理论框架是成立的，国家想要富强无需创新、制度性建设、技术提高，只要多挖金银。而金本位破产后，就更简单了，只需开动机器，印刷更多的纸币就可以了。那么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不需要付出那么多，而只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刷出与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数量相等的货币就可以实现赶美超英的国家战略了。但问题却是，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期间，印刷了或许超过当时美英两国货币数量总和的货币量，但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与美英一样富强。最后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就在他一系列的着作和演讲里提到，如果蒋介石能够在货币发行上控制得好一些，中国的政治格局会否出现另一种局面也不是不可能。
这种货币逻辑派生的简单而赤裸裸的通胀主义，由于在近代历史上的试验均以巨大的政治代价而告终，终于开始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了。但它并没有因此消亡，其顽强的基因令它演变为一种新的观点，那就是通胀有助于创新。这一观点的逻辑是：正是在通胀主义的指导下，大量的货币被印刷出来，当这些货币被投入市场，无疑会拉低利率，这也将直接有助于那种创新企业，他们可以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衍生的思想观点是，创新无疑有助于经济的繁荣，而通胀又有助于创新，那么最后的结论就很简单和明确了，看看他们又将问题绕回约翰·劳那里去了，那就是通胀有助于经济繁荣。
2.通胀有助于创新
对于创新能够促成经济的繁荣，这点我们绝无异议。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繁荣和萧条都是以重大的创新和它的停滞为标志的。也正因为这个，我们大抵可以将历史上的繁荣划分为四个长周期。
第一个长周期，从1780年到1842年，是“产业革命周期”；
第二个长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钢铁周期”；
第三个长周期，从1897年到1960年，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周期”；
第四个长周期，从1960年到2000年，是“计算机及其衍生的互联网周期”。
但对于创新的必要条件是通胀，这一观点我们很难认同。我们承认，1960年到2000年的计算机及其衍生的互联网时期的确是处于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通胀周期。但其他几个周期的情况却恰好相反。
蒸汽机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项工业机器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让我们来看一份年表：
1736年1月19日，詹姆斯·瓦特诞生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
1755年，瓦特离开苏格兰，到伦敦寻求仪器制造匠的培训。他被康西尔的约翰·摩根所接纳。
1757年，格拉斯哥大学任命瓦特为，“数学仪器制造师”，并在校园里为其安排了一个车间。
1763~1765年，瓦特在修理纽科门泵时，设计冷凝器解决了效率低的问题，罗巴克把瓦特的发明用于商业上。
1774年，瓦特将自己设计的蒸汽机投入生产。
1776年，博尔登-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
1782年，瓦特的双向式蒸汽机取得专利，同年他发明了一种标准单位：马力。
大家都知道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但却并不一定知道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别是金融政策的背景。
在瓦特出生前16年，苏格兰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灾难的肇事者为南海公司，这家公司与同时代的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一样，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英国国债。南海公司，吸引了投机者购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包括那些骗子公司。可当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1000%时，抛售涌现了。股票市场的崩溃，引发了经济的毁灭，这一结果影响深远。其后，整整一代的英国投资者，对金融市场是敬而远之。政府也更是明确规定，禁止再设立股份公司，这一规定一直维持了一个半世纪。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瓦特创新的时间是18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正处于南海泡沫破灭导到的经济凋敝期，金融监管十分严格。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个案，不具普遍性，但历史告诉大家的是，无独有偶，发端于英国，却在美国得到极大成功的“钢铁和电气、化学周期”事实上也一直处于货币政策相对紧缩的大环境下的。对于这节历史，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伍旭川博士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蒋蛟龙先生曾进行细致而精彩地描述：
南北战争时期，考虑到内战融资的高额成本，美国联邦政府在1862年中止了黄金的可兑换，进而发行了不可兑换的“绿背纸币”（green，backs）。在随后的两年里，绿背纸币供给急剧扩张，使得其对黄金的比值急剧下跌。
……
通过简单的数量理论推理后，政策制定者认为紧缩货币是达到其目的的合适政策工具：如果全部的价格水平充分下降，那么黄金的美元价格也会下降，从而使得金币升水消失。
……
由于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在此前已经被认定为不可行，对此，恢复金币本位制的支持者们打算将保持货币存量基本不变，但允许价格随着经济的扩张而缓慢下降。这些共识进一步促成了相关法律的出台，之后美国财政部门也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操作程序来制订货币政策的。由于采用发行国家银行券来补充收回的绿背纸币，因此这种紧缩政策使得基础货币的存量在19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
跌破那些通胀创造繁荣论者的眼镜，在这样的紧缩背景下，在这近15年的时间里，物价水平下降了一半，但与此同时，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而这种有趣的现象为货币制度安排的争议埋下了隐患，而且注定会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定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二者的同时出现使人们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共存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正是这个货币政策的紧缩时期，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发明爆发”——电灯、电话、电报无不是该时期的杰作。
另外，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用翔实的统计数据指出：19世纪英、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英国1939年的物价水平基本上和1739年差不多，美国1939年的物价水平也和其建国初的1800年大致相同。
历史有力地否定了通胀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的假说，也有力地否定了只有扩张的货币政策才能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假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不自觉地走在通胀主义这条通往破坏主义的道路上呢？答案还是政府。
通胀主义符合政客的需求
1.为战争买单
1951年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注意到了一种新的变化趋势：
……朝鲜战争已经给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可能也是长远的影响。它迫使我们采取措施以改变整个美国的情况，以及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已经准备了1000，亿美元着手于局部动员，以最高上限250，亿美元来刺激并扩大同盟。它迫使我们重整装备，同时迫使我们向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基地派遣军队。最终，我们不仅被迫保留征兵还要扩大规模，并强制进行会影响到整整一代人的全民军事训练。这些措施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税收负担，正在改变着这块土地的经济形式。
无论国内或者国外，很多人看不透的是：这并不是应付紧急状况的临时措施，而是美国整个新军事的开端，它似乎将长期与我们同在。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纽约时报》那惊人的洞察力，在冷战时期——1950~1989，年，包括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总共花费了5，万亿美元。虽然最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问题是它似乎闲不下来了。在这以后它先是对侵略了科威特的伊拉克给以颜色，然后是对南斯拉夫的空袭。等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做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胆的袭击。在数小时后，时任总统的乔治·布什宣布美国将进行一场新的反恐战争。
尽管赤字是所有问题结合产生的，但正如研究全球安全局势的独立智库牛津研究组织所认为的，美国联邦开支和赤字大增是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同时发生的。自从两场战争开始以来，联邦开支每个月增加数十亿美元。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00年，美国有盈余2，360亿美元。但自从乔治·布什上台后，情况突然间发生转变——联邦支出立即扩大。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考克斯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强调：
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的军费开支在2001年以后上涨了约80%，有评论人士也将2007年金融危机与军费开支过大相联系，认为后者加速了美国经济问题的暴露……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有人马上联想到了“9·11”，认为两者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认为，是“9·11”导致美国在反恐战争上的军费开支过大。
是的，没错，美国确实在战争中花了太多的钱。正是因为对阿富汗的战争，到2001财政年度，原有的盈余迅速减少到1，200亿美元。而自对阿富汗开战和2003年对伊拉克开战之后，联邦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更是惊人。这种额外开支将美国的债务猛增到2002年的1，500亿美元。而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深入，债务数字也随之日益增加。
美国雅虎网曾发表过一篇分析文章，文章给出过如下一组数据：
“2002年美国战争开支超过100亿美元；到2003年战争开支上升到每个月14亿美元；2004年，战争开支上升到250亿美元；2005年战争开支接近600亿美元；2006年战争开支接近1，200亿美元；2007年大约为1，700亿美元。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战争开支为5，030亿美元。2008年，战争开支接近2，000亿美元，2009年减少到1，410亿美元。”
美国布朗大学瓦特森国际研究所，于2011年6月29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这份由20多位专家学者完成的，名为《战争的代价》的最新报告指出，从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10年间的战争开支在2.3万亿到2.7万亿美元，加上对退伍和伤残老兵长期的抚恤福利金等，战争开销还将飙升，而这还不包括1万亿美元到期需要支付的利息和无法明确计算的开销。到2010年已有55万人向美国退伍老兵部申领残疾福利；预期今后40年向退伍老兵支付的各种福利将达5，890亿美元到9，340亿美元。报告称，美国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在巴基斯坦对付“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战争，累计开销将在3.67万亿到4.44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战争所制造的债务占到了美国公共债务总额14.29万亿的30%，这一数据约等于2个财政年度的美国全年的财政收入——美国财政部2010年10月1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财政年度（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为2.162万亿美元。
对于这样一笔庞大的战争支出，政府又是从哪里获得资金的呢？古代，在财政相对拮据时，统治者为了进行战争，或其他大规模支出，所常采用的办法是降低货币的成色，以劣币代替良币。由于这些金属货币的表面相似，在不经意间是很容易蒙混到民众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办法要比公开增税方便得多。将铜掺假到银币里去的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克莱汀就是最好的例证，而1400年后波旁王朝的奥尔良大公也曾这样干过。
上述情况，在近代随着贵金属货币体系，甚至金本位体系的退出而已基本消失。世界上已不再有任何国家，还在继续采用金属货币本位制。所有的币制都已是不可兑现的信用币了。亦正是因此，今天我们的政府，已不再需要像古代的统治者那样，费神地去靠降低硬币成色的办法来增加货币的数量。对他们而言，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多开动一下印钞机。七十年代，尼克松的办法是让他的好友、美联储主席伯因斯为他印刷钞票用来支付那笔庞大的支出。乔治·沃克·布什显然没有本质的改变，他所延续的还是他的共和党前辈尼克松的做法，那就是让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为他印刷钞票。这样的结果是，尼克松制造了七十年代的滞涨。而布什一边打仗一边大搞生产，为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了2003~2006年的房地产大繁荣，当然也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为福利主义买单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1年8月16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来自欧洲的教训——不，社会民主主义行不通》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布雷特·斯蒂芬斯对欧洲的福利主义予以了尖刻的批评，他说：“过去40年来，‘欧洲主义’成了凯恩斯经济学、官僚集权化、福利主义以及公司和社会的混合物。即使现在，这种观念也仍然难以撼动。尽管很多人都在谈论控制支出和平衡预算，但欧洲却没人提出一个严肃的经济增长日程表。”最后他抱着一种庆幸的态度说道：“对美国来说，这些还都不会发生。”
至于美国是不是福利国家，其实一直有争论。美国政治学家西摩·李普塞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显然是支持布雷特·斯蒂芬斯的观点的。在2000他出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It，Didn’t，Happen，Here：，Why，Socialism，Failed，in，the，United，States》）一书中，李普塞特探讨了“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在美国失败”这一经典问题。根据他的分析，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其原因主要有四条：第一是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第二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第三是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第四是美国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李普塞特认为第一条的作用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