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本书的结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刘瑜不能够接受，她基于的原因不在李普塞特对问题的分析，而在对问题的提法：“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还包括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李普塞特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在刘瑜看来，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工伤赔偿法：
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
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
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
19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
1956年，推广残疾保险；
19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
19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陆续出台；
1968年，公平住房法案出台，旨在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
1975年，建立返还穷人税收的“收入税收信用”制度；
19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
19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税收信用制度出台；
……
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福利法案及项目出台。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福利开支成为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随着各项福利计划的扩大和实施，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也急剧膨胀。
刘瑜以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为例来予以说明：
19.9%用于军费；
21.6%用于社会保障金；
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
4.1%用于退休者和残疾人的开支；
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及税收返还；
7%用于偿还债务利息；
3.8%用于教育；
2.6%用于老兵补助；
2.8%用于交通；
1.2%用于国际事务；
1%用于科研。
如将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广义的福利开支，这部分已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刘瑜的这一数据得到了美国《国际日报》的支持，在2009年6月的一篇文章里，该报曾刊文指出：“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61%用于支付个人的福利。”
在这方面美国并不是孤独的，在欧美政府支出结构中，宽口径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多数已经达到或超过60%，有的已经逼近70%。希腊、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为56.54%、59.91%、60.89%、62.83%、67.80%、68.51%和69.22%。
美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情况
注：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包含社会保障支出、医疗支出、教育支出。
数据来源：OECD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部
欧美国家老龄化社会的逼近，导致福利开支快速增加，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等原因，其财政赤字越滚越大。而尼克松时代所确立的“充分就业预算”，导致欧美国家根本就是直接回避财政自偿的问题，财政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期性的、非自偿性的赤字财政。而对于财政赤字，政府只有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加以弥补，这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
政府另外的一项支出，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逆周期成本，这是凯恩斯主义创立后的又一项成果。每逢经济出现波动，哪怕只是轻微的波动，各国政府基于促进就业的考量，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通货膨胀的措施来予以应对，以期熨平经济周期。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只会吹出更大的泡沫、制造出更多的错误投资。当时间偏好再次改变，纯利率上升，这些投资还是逃脱不了被清算的命运。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促进完全就业，只能硬着头皮将这些错误的投资承接下来，就如2008~2009年美国所做的那样。其结果是政府本已庞大的债务将进一步恶化，更重要的是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风险无疑又会导致更多的错误投资。
综上所论，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过度的福利主义及其产生的巨大债务，导致了1950年以后的历次危机。但对于那些想获得或巩固自己权利的政客而言，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又确乎需要通货膨胀。正如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里所强调的：
因为只要通货膨胀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它对于依靠资本消耗生存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支持。在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资本主义簿记制度中，通货膨胀能够在亏损的现实中造成一种盈利的幻觉。人们把过去的成本价格的名义数额作为起点，所以他们为固定资本的贬值留出的余地很小；他们把流动资本的表面价值的增长计入账目，仿佛这种增长是真实价值的增长，于是账面上会出现盈利，而在货币稳定的条件下账目会显示亏损。这肯定不是一种消除国家主义的政策恶果的手段，而仅仅是对大众掩盖这种恶果。人们在谈论盈利，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进步的时代，甚至最后会赞美这种使大家表面上都更加富裕的聪明政策。
从政治上看，这是得民心的。尽管政府的开支及其衍生的货币增长率，却是在你追我赶突飞猛进。
3.收买人心获取选票
从长时间来予以考察，我们发现民众的所求并不总是对的，其根源就在于人性的弱点。我们知道人性总有趋于自私、贪婪而又惰怠的一个方面，总习惯于付出最少而获得更多。就2008年这场危机，有人将其根源归结为资本家的贪婪，譬如时寒冰，他在他的那本《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书中这样写道：
许多人却不是凭借公心、爱心、善心、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去获取财富，而是在贪婪的欲望驱使下，靠卑鄙的手段去掠夺、洗劫财富，即使这样做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亦在所不惜。用这种方式获取财富是危险的：‘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许多人都知道，次贷危机是由于——那些天才般聪明和魔鬼般贪婪的人，不仅找到了撬动地球的支点，也找到了足以颠覆世界经济的杠杆，这就是包括次级债券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品。
持有时寒冰这样的观点的人绝不在少数，那些平时大手大脚的消费者在对资本家的贪婪予以诅咒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对自己的行为予以了相应的检讨呢？鲁比尼在这方面显然比时寒冰要深刻得多，他曾对这场危机予以这样的评述：“泡沫破灭后，美国人都是没穿衣的国王。”
我们固然得承认时寒冰所批评的资本家们是贪婪的，但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贪婪的呢？城市里，人们在不停地购物，买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以此来获得满足感。新手机上市了，商家就鼓励人们换手机，尽管旧手机还好用，也会被丢弃。对此，鲁比尼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发表于福布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所强调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在镜中看清自己“马多夫就是我们，骗徒就是我们”。
对于人所普遍具有的贪婪，鲁比尼已经注意到了，但对于人惰怠的一面，他显然关注不足。被他忽视的是人在贪婪自私渴求获得更多的时候，往往并不希望付出更多。这正是赌博之所以会屡禁不止的原因，这也正是各国人民沉迷于通过信用来透支消费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着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里曾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
当泡沫形成后，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病（贪婪自私而又惰怠）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得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使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
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吧？100多年前的学者的论述中透照出我们的影子。这番论述明白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通胀主义。因为一旦泡沫形成，信用就会急剧扩张，这样我们就可以更自由、更轻松地获得信用。得到信用，也就意味着几乎不用付出什么，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消费或获得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正是这种心态和人性，决定了人们更向往通胀主义。我们那些为了获得权利而一味迎合“民心”的政客们，无疑又为这种人性的弱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了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一直回避问题而坚持通胀主义的原因。但结局将如我们在前面一再引用过的米塞斯的那个观点：“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
也正是因此，我在博客和微博这两个传播平台里长期而一贯地强调，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通货膨胀的恶果，完全可以归结为伯南克、美联储、美国政府甚至世界各国政府，为应对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及其衍生的金融危机所做的不恰当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错误的应对。就此我们的研判是，世界经济正坐等全面滞涨，而后是伯南克为我们酝酿的一场更大更麻烦更全面的衰退乃至萧条。
酝酿中的危机——伯南克的遗产
伯南克和他领导的美联储，企图采取最大限度地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强行增加经济中的货币量，期望以此来遏制经济的衰退。但事实却是，它只不过是用泛滥的货币将所有的问题暂时地掩盖住。他的所为，将注定跟格林斯潘在2001年所做的那样——让过剩的流动性，去孕育另一个泡沫、另一场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诞生。
“印刷纸币的本”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11年7月13日在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就经济及货币政策发表半年度的证词。他说美国经济可能朝着可以减少宽松政策的路径发展，但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鉴于经济和通胀的不确定性，美联储仍然准备好在合适的时机调整货币立场。”他表示美联储在进一步放宽政策上必须保留所有的选项，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3是美联储必须保留的选项之一。
伯南克的讲话并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2011年7月1日，我们发布的一篇题为《世界经济坐等滞涨》的文章就这样强调：“从伯南克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观念来看，他和奥巴马是更倾向于推出QE3的。”事实上，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我们年内一直所坚持的。当然伯南克只是指出QE3是美联储必须保留的选项之一，并没有立马要推出的意思。但我在微博里一再强调，奥巴马一定会与伯南克结盟而再推QE3，虽然其规模和推出的形式还无法确定。但我们始终认为，美国推出QE3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伯南克一定会推出QE3的呢？
一个原因是伯南克本身的学术思想。伯南克有一个绰号“印刷纸币的本”，这个绰号起源于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观点：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在2002~2003年，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经济复苏缺乏动力，整个美国都处于通货紧缩的担忧中。正是这位伯南克先生，在他刚刚进入美联储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里，就开始极力鼓吹降息。结果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这是美国45年来的最低点，然后是我们所周知的美国房地产业的大泡沫，再下来就是次贷危机和其诱发的金融海啸了。
而伯南克的这种操作方法显然是他一以贯之的。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伯南克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他2002年时坚持的那套——通过大量印刷钞票来增加流动性，于是QE1、QE2相继出炉。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不景气，伯南克所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所最为关注的就业率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想伯南克一定会再次使出他的法宝——如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2012年大选。早在1950年以前，西方经济学家就发现，在一些公共支出和价格的变化中，政治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例如公共汽车票价在选举前比选举后调整得更为频繁，社会保险金趋向于恰好在竞选前而不是竞选后给付。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公共支出都很容易被选民观察到且被他们关注。这表明，政治家们想通过选择特定政策操纵经济以赢得选举，这样就引起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正如卡莱茨基指出的，经济的政治性周期波动主要依赖于如下条件：首先是政治家喜欢连选连任；其次是选民喜欢高经济增长、低失业，当然如有低通胀配合那就再好不过了；最后则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刺激经济的工具。
而现在最困扰预备连任的奥巴马的是美国那令人沮丧的失业率。来自CNBC的消息，美国6月份的失业率升至9.2%，这也是2010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一个选民国家而言，在经济糟糕的环境下，政客们要想上台就需要选票，而握有选票的选民讨厌较高的失业率，于是这些政客们为了当选就必须承诺减少失业率。而要想实现这点，就不得不采用积极地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经济予以干预，人为地将失业率降低，进而来获取选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伯南克之所以上任，其本身就代表了背后利益群体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期望。既然伯南克的偏好已经广为传播，奥巴马任命他其实就是在为未来的政策定调子，套用伯南克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奥巴马和民主党必须保留的选项之一。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经济和就业形势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美国，我们始终坚信，美联储推出QE3是迟早的事。
奥巴马的保卫战
伯南克没有动，奥巴马已经先动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1年9月9日报道指出，奥巴马提出的就业计划，可能是2012年大选进入白热化之前，白宫改变其政治际遇的最后机会。也就是说，奥巴马正如我们预期的，已经打响了他的连任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