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对于洋教“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全国的教案里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
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一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不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一生的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举步艰难，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简大员，自己独自走上了这个四面悬崖的绝途之上。
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写道：庇护天主教本属正理，而引起“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诟骂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吾身。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师虎坊桥长沙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恺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了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担任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从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
曾纪泽的一席话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
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对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做。
4.面对强敌，勇者无惧
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就是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了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也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曾国藩一介儒生却带兵打仗，失败接连不断。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由此可见其意志坚强。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的精神，是他敢于挑战强敌的体现。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率军至靖港镇，与太平军展开血战。由于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大溃，曾国藩无法挽回败势，为了免于败后受辱，他竟跳江欲自尽，幸被随员们救起，随残军败退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又鼓足勇气，继续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四年（1854）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这一次大战，曾国藩被石达开困在鄱阳湖，无法突围。石达开更使用火攻，将湘军一百多只战船烧得精光。
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成，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而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使他决心以死求得解脱。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
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打仗，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其勇气与魄力值得佩服。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他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的勇气与意志。
5.适时而进，为国平乱
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际，已经自剪羽翼，收敛了很多，本可以安度晚年。然而，他并不忘继续为国尽力。当清政府令他平定捻军时，他同意了，为了晚清他决定再一次驰骋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