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知行合一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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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8)

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 书没有深入质疑“知行合一”的问题,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王阳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席书这回心悦诚服,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

由此,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盘重生地。

心学的政治力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

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后再去实践。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动手,就会束手无策。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当然,“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他心学“心即理”和“事上练”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心中有天理,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这样一来,你 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

实际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致良知”的一个前奏,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致良知。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

他已脱胎换骨,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他意气风发,但又谦虚地说,虽然经国之志未泯,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工作。他不幸言中,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产”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庐陵县,简直是刁民生产地。王阳明前任一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临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中,他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如果非要让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那我选前者。在他眼中,庐陵人就是恶棍,市侩的小人。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实: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先在庐陵县内上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上访。

许县令声称,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这使他生不如死。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将告状人关进监狱。可这些人太机灵,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

许县令无计可施,只能请辞,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

王阳明一到庐陵县,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对付他们,只能采取高压政策。

王阳明将心比心,分析说,自古以来民间就有“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那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鱼龙混杂,是非极多。人没有定力,自然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省油,就没办法生存。

王阳明仍然坚信这样一点:普通平民在什么时代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每天烧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压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烦。如果他们真反常地时常找政府麻烦,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

这是一种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确的。上级政府摊派到庐陵的赋税相当重,当然,这并不是政府的错。中国古代政府靠压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态,“轻徭薄赋”的政府凤毛麟角。吉安政府对庐陵的赋税中有一项是关于葛布(葛的纤维制成的织物)的,问题是,庐陵不产这种东西。对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收税,百姓当然不干了。

王阳明还未坐稳庐陵县县长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战鼓,向新来的大老爷投诉,声称他们绝不会缴纳葛布的税。

王阳明看了状纸,又看了案宗,发现这的确是一项莫须有的税收。于是,他答应庐陵百姓,会要求上级政府取消这个税,甚至是取消更多没有必要的税。

这种包票打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阳明陷入了困局:赋税任务是上级摊派下来的,下级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赋税是不合理的,强行征收,百姓的反应一定是极为窝火。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激起民变。

王阳明是那种一定会为民请命,但绝不会直来直去的人。他找来前届政府的工作人员,详细向他们询问庐陵赋税的来龙去脉。这些人就把事实告诉了他。三年前,庐陵的赋税还没有这样高,自来了位宫廷税务特派员(镇守中官)后,庐陵的赋税就翻了三番。据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特派员姓王,是个宦官,平时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华大宅里,里面每天莺歌燕舞。

王阳明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祸首。只要搞定他,庐陵县不该缴纳的赋税就会灰飞烟灭。他给吉安府长官写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监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内容其实是写给王太监看的。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我先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在别的地方赋税都在负增长的时候,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不过我又仔细看了赋税名录,发现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却还要收税。我还听说,以镇守中官为首的收税大队来庐陵像是土匪抢劫一样。我现在有个小疑惑,这些赋税是上级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吗?

还只是我们吉安府的规定?交税的日子马上要来了,可最近这里发生了旱灾,瘟疫又起。如果再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变。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一旦真有民变,我不知该如何向上级政府交代。

他最后说,我对于这种收税的事真是于心不忍,而且势不能行。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请求辞职。

王太监看到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这封信不是王阳明写的,那他不会恐 惧。一个对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对于别人的几句要挟就缴械投降,那他就不是个合格的太监。可王阳明的要挟不同,王阳明此时虽然只是个小县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国,中央政府也有他的旧知新友。天蓬元帅虽然被贬下凡间做了猪,但人家毕竟也是天上来的。

王太监对吉安府长官说:“我看这庐陵的赋税是有问题,暂时免了吧,等王阳明走了再恢复。”

庐陵人感激王阳明,几乎痛哭流涕。王阳明趁势发布告说:“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但我看你们之前的状纸是专业人士撰写的,又臭又长,毫无阅读快感可言。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以下几点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和对方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这份告示贴出时,百姓们还沉浸在减免税收的欢乐中,所以一致认为,打官司是没有良知的表现,今后要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王阳明趁热打铁,继续对他们的心灵世界进行改造。针对当时瘟疫横行的现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王阳明也承认,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

他的办法是老办法,但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早已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他要求庐陵县所管辖的各乡村都要设立这“两亭”。旌善亭是光荣榜:凡是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助人、为国家和地方做了贡献的人,在该亭张榜表彰,树立榜样。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当地的偷盗、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 布,目的是警戒他人。这是去人欲。

所谓政治力,无非是一个人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际关系。

王阳明在庐陵,首先必须要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还必须要搞好和下级的关系,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他们来实现;他更必须要关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因为百姓是他实际上的衣食父母。但让人沮丧的是,“父母官”大都热衷于和上级处理好关系,偶然会用心于下级关系的维护,很少有官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和百姓的关系上。理由很充分,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百姓不是他们的权力源泉,上级才是,皇帝才是。

王阳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决的就是他和百姓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他处理这层关系时的思想就是先让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唤醒他们向善的心。

让他们专注本职,不要以和自己内心无关的官司为人生目标。

同时,他还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百姓的难处就是他的工作内容。比如他在庐陵县城视察时发现庐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狭窄,又没有砖墙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将是灭顶之灾。于是,他就发出命令,要那些临街民居退进三尺,以拓宽街道用来做防火带,疏散人口;店铺店屋退进二尺,做防火巷;每户出一钱银子,用来为临巷道的房屋建砖墙,隔离火势。

他到庐陵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于是他吃斋一个月,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于他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老天,一个多月后,一场倾盆大雨降临庐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为己心。但我们应该知道,王阳明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按朱熹的说法,你没有工作经验,就不可能知道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无从下手。你必须先通过书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总结“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胜任这份工作。王阳明用事实反驳了朱熹,按王阳明心学的说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没有显露在基层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这个机会,现在我碰到这个机会,那些道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关于基层工作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为百姓好,就能想到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后去做就是了。

这正如他对弟子徐爱说的,孝顺父母还需要去外面学什么?只要你有孝顺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来了要给父母添衣服,夏天来了要给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庐陵一样,只要有一颗为百姓的心,就必然会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隐患,这种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寻求。

当然,王阳明不仅是个高超的政治家和战略谋划家,还是个能灵活处理具体事务的干练的技术官僚。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庐陵不仅讼棍多,恶棍也多。王阳明曾活捉了一个绰号“王和尚”的强盗。经审讯,王和尚是一个强盗团伙的三把手,这个强盗团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经过王阳明的一番心灵启蒙,王和尚居然良知发现,供出了老大多应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缉拿归案,并且招供。王阳明将他们送到上一级政府。但过了不久,王阳明收到上级的抗诉信,信中说,这件案子是冤案,多应亨和多邦宰是纯粹的良民,之前发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经承认。上级政府要王阳明重新审理此案。

这案子并不难断,三人作案时的目击者有很多,当时也取证了。而且三人也承认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种可能:多应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点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顶罪。

王阳明不想让罪人逍遥法外,他决心让这三人重新亲口承认罪行。开庭审问前,王阳明叮嘱他的幕僚说,当审讯到一半时,你就来找我,装作有要事的样子。幕僚听从。王阳明上堂后从头到尾问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应亨、多邦宰无关。这时,王阳明的幕僚走出来说有要事,王阳明离开。趁着三个罪犯不注意时,王阳明偷偷地钻进了桌子下。过了一会儿,王和尚见大堂上只有他们三人,就低声地向二人说道:“等会儿可能要给你们上刑,只要你们能忍耐下来,我就能替你们脱罪。”他话音刚落,王阳明就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微笑地看着惊愕万分的三人。

这是王阳明“机诈”的又一个典型事例,王阳明绝非是一本正经的冬烘学究,处理实际问题,他从来都是灵活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