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知行合一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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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9)

庐陵是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第一次施展拳脚的地方,效果显著。当然,正如1508年前他始终不曾忘记“经略四方”的大志一样,在庐陵,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修炼和传播他的心学。自心学诞生那一刻起,王阳明传播心学的使命感就与日俱增。如果从前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圣人,那么,现在,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

他在庐陵和弟子聊天时,对自己在龙场的两年时光唏嘘不已,同时也对在贵阳讲“知行合一”的成果并不满意。他对弟子冀元亨说,其实听课的人虽然认同我的“知行合一”,却还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他们根本没有体悟到“心灵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谛,一个人只要把内心的善完全唤醒,就能体会到圣贤的滋味。

很少有人愿意体会圣贤的滋味,因为他们已在世俗世界浸染了太久,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做了官,尊严、权力和荣华富贵就唾手可得,人生在世,追求的无非就是这几样。

刘瑾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也用自身的毁灭证明了这种看法和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刘瑾于1510年农历十月以贪污罪在北京被凌迟。

自朱厚照继位以来,刘瑾始终处在权力的巅峰。那个只能站一个人的权力巅峰上现在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朱厚照,另一个就是刘瑾,而刘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已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朱厚照不理政事,整日娱乐,所以政权渐渐转移到了刘瑾手中,他被人称为“立皇帝”。

1510年夏,甘肃安化王朱寘鐇(zhì fán)宣布革命,中央政府急忙派人去甘肃镇压。这支平叛军的司令叫杨一清,杨一清是个极具正义感的人,曾在兵部工作过,因不肯给刘瑾行贿而受到革职处罚。朱寘鐇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厚照要兵部推荐平叛军司令,兵部里在职的人都不愿意去,所以就想到了这位在野的同事。杨一清早上得到消息,中午就进了北京城。这说明建功立业对他有极强的诱惑力。

平叛军的政委(监军)是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是宫廷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刘瑾。但宫中府中人人都知道,他和刘瑾不和。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刘瑾曾和他的老婆(大伴)搞暧昧,张永和刘瑾因此事而打过架。朱厚照后来劝了架,给张永又找了个更年轻漂亮的老婆,自然,张永的老婆名正言顺地归了刘瑾。

如果仅是这一件事,张永和刘瑾的仇恨还不至于那样深。刘瑾自绝地反击刘健、谢迁成功后,坐稳了宫中第一把交椅。他的七位虎友也水涨船高,但刘瑾毕竟是老大,一手遮天,并未把七位虎友当成兄弟,只是当成小弟。张永据说是有情有义的人,在刘瑾对待兄弟的态度上极看不惯。况且,他内心深处也有个阴险的想法,想取代刘瑾。

杨一清知道张永和刘瑾的关系极为脆弱,所以在路上对张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他们到达甘肃时,朱寘鐇这个无能的王爷已被手下一名将军活捉,于是两人高兴地押解朱寘鐇回京。杨一清断定他和张永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就骑在马上说:“现在外患已除,内患仍在。”张永故意问:“四海升平,宫中和谐,有何内患?”杨一清就在手掌上写了一“瑾”字。张永默不作声。

杨一清的开头不错,于是直逼张永的底线:“公公在宫中做了五年的老二,恐怕度日如年吧?”

张永明白杨一清的意思:“刘瑾宫中耳目众多,搞他,比登天还难。”

杨一清拍掌叫道:“只要公公你肯用心,搞掉刘瑾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已查明刘瑾的哥哥刚死,他准备在满朝大臣去参加葬礼时发动政变挟持百官,造反称帝。”

张永大为惊骇。他问杨一清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杨一清讳莫如深,只是说,公公您只需按咱们的计划去执行,水落自然石出。

杨一清的计划是:两人回京,朱厚照必会摆宴接风,刘瑾必到,而很快他就会走,因为刘瑾见不得别人风光。他一走,马上拿出事先写好了的刘瑾要谋反的奏折给朱厚照,大事就成了。

说来也奇怪,这件事真的就极顺利地成了。关于过程极富戏剧性,接风宴只剩下张永和朱厚照时,张永拿出奏折,朱厚照不看。张永就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刘瑾要造反。”朱厚照喝得晕晕乎乎,问:“他为何要造反?”张永回答:“要做皇帝。”朱厚照说:“由他做去。”张永叫起来:“他做皇帝,您干什么去?”朱厚照酒醒了,咬牙切齿道:“奴才辜负我!”

当夜,朱厚照的搜查队就冲进了刘瑾家,从他的密室里搜出了管制刀具和一件龙袍,刘瑾被关进大牢。朱厚照大怒若狂,很快,刘瑾被定罪,凌迟处死。

刘瑾一死,王阳明的新生活接踵而至。

朱陆异同

151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九岁的王阳明回到北京,在兴隆寺里等待新的任命。他惊奇地发现,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离开时那样死气沉沉,到处都是新气象。他在北京的弟子们和仰慕者纷纷来拜见他,几乎踏破了兴隆寺的门槛。

本年最后一个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报到,这是个挂职,所以他不必到任,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传播心学。1511年正月,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做精神导师时,他的两个弟子争论起来。但争论的内容不是他的心学,而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王阳明的弟子王舆庵读陆九渊,津津有味,又去读朱熹,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是圣学,而朱熹理学则是偏门。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认为朱熹理学是圣学,陆九渊心学是禅,和他们儒家毫无关系。

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请王阳明裁判。王阳明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学术辩论热情,但也指出,学术辩论是要明理,你们二人的辩论中充满了意 气,你们是在分胜败,并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执一端,无论是对朱熹还是对陆九渊都没有全面领会,所以就是争论出个胜败来,也毫无意义。最后他说,“是朱非陆”已是定论,徐成之不必为朱熹伸张,朱熹是对的;王舆庵你就是为陆九渊辩出花来,陆九渊的学说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好像陆九渊受了不白之冤。王阳明苦笑,他对弟子的执着很赞赏,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确定,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牢笼里冲出来的,他在龙场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拨乱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圣人处此该如何”的求索合二为一,才迸发出了心学的火花。

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朱熹理学,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学。但当他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后,发现这一思想早被陆九渊定型了。问题是,他对陆九渊心学没有下过功夫。王阳明心学和陆九渊心学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说,如果他对人解释,我的这个“心即理”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知道,他的心学和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说的,陆九渊的心学有点“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陆九渊不太注重实践(事上练)。

如果他说,朱熹是对的,那么实际上,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说陆九渊是对的,那就会被人误会为禅。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做一次裁判,其实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学正名。

他评判道: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侧重修养(尊德性)和侧重学问(道问学)分割,实际上,二者是一体的。大家都说,陆九渊侧重修养,朱熹侧重学问。但陆九渊未尝不让人读书穷理,他也不是整天静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说他是坠入虚空的禅,毫无道理。而朱熹也未尝不侧重修养,只是他把时间都用到了学问上,修养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还是王阳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为圣人。只不过,朱陆二人在方法的选择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阳明则主张,修养和学问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后他说,我对朱熹老夫子是相当崇敬的,他的理学散发光辉几百年,不必让我来画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陆九渊被世人污为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陆九渊这样的遭遇,也会在孔庙里黯然落泪的。

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们不要为古人争长短。在后来他给弟子聂文蔚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为朱、陆争是非是枉费心力……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工夫还不精炼、纯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得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为我尽述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

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篇章——朱陆异同,因为这是王阳明为自己心学的正名仪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评判朱熹和陆九渊,实际上,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学抬到显学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简直水火不容,可王阳明却说,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样的,而且几年后,他把从朱熹晚年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选取一段,编纂成《朱子晚年定论》,用他的心学思想来解释,试图证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这一真正的思想与他的心学相一致。

但只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论》,就会发现,王阳明是在断章取义。有人说他始终向朱熹抛媚眼,就是因为当时朱熹门徒遍布天下,反对他心学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从朱熹那里转手来的。还有人说,当时是朱熹理学的天下,圣人必须要在朱熹设定的圈子里锻造,王阳明追求圣人之道就绝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炉灶。

这正如有人想从道教和佛教中寻到儒家的圣人之道,只能被他人抨击和贻人笑柄。也就是说,王阳明不否定朱熹,是认为他的心学和朱熹内心真实的想法相一致。他的这种想法是真情实意的,毕竟他在朱熹理学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还因为朱熹吃过不少苦头,他的前半生几乎就笼罩在朱熹的阴影下。

按常理推测,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对朱熹的论敌陆九渊就该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没有,他认为陆九渊也没有大错。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他和陆九渊心学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陆九渊,那很可能殃及池鱼,把他的学说也当成是枯禅。

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在他1510年农历十一月初到北京时就遇到了挑战。

挑战他的人叫黄绾。黄绾认为,他的学说就是禅宗的变种,和陆九渊学说毫无二致。

黄绾出身书香门第,聪慧异常,欣慕朱熹理学如欣慕美色一样,是那个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当王阳明一到北京,他就闻风而来。

王阳明热情地向他阐述心学要旨。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但有人的圣人之心被物欲遮蔽,只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欲扫除,做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黄绾充满疑虑地问:“怎么个心上用功?”

王阳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恶,一个恶念发动时就克掉它,一个善念流行时就保持它。”

黄绾吃了一惊,说:“您这不就是禅宗吗?禅宗说,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禅宗说顿悟,您说狠斗私心一念间,没有任何区别啊。”

王阳明拼命摇头,说:“不一样。禅宗说了‘人人都有佛性’后就枯坐,什么都不管了。说了‘佛向心头做’后就真的在心头做,不去实践。而我说了‘在心上用功’后,必须去实践。”

黄绾又吃了一惊,说:“这还是朱老夫子的‘去万事万物上格真理’啊。”

王阳明又大摇其头,说:“朱熹说是去实践中寻找真理。而我认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实践,只是去验证这个真理,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磨炼我们的心。”

黄绾恍然大悟。据说他当时茅塞顿开,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王阳明,并且经常在反对王阳明的人面前为王阳明辩护,成了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之一。不过,黄绾年老后,有一天早上醒着躺在床上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突然大叫一声,吼道:“王阳明心学就是枯禅!”说完这句话后,他把余生的光阴都用在反对王阳明心学上了。

把王阳明心学视为枯禅,是当时反王学的一个主流。王阳明对反对派曾多次反驳,他说他的心学和禅学的区别就在于实践。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像一面镜子,你只需要时刻保持着它的一尘不染。如何保持呢?禅宗说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阳明也说勤擦,但要以实践为指导,不能枯坐在那里,认为我心没有恶念了,认为我内心强大了。是否有恶念,是否内心强大,非得去实践中验证一下。如果不去实践,就会流入枯禅的境地。

用儒家语境来说,禅宗注重的是修养(尊德性),而几乎没有学问(道问学)。而他的心学是既有修养又有道问学的。禅宗没有进取,而他的心学就是 一门要人进取的学说。这是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最灵魂的区别。

王阳明对佛道的态度很有点“忘恩负义”,佛道二教为他的思想供给了充沛的源头活水。但创建心学后,他对佛道给予他的帮助闭口不言。有人向他请教道教长生之术时,他劝对方不要沉迷于此,因为即使你明白了长生术,也不过修个不死的肉身。接着他推销他的心学:心学却能让人有一个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欢谈仙佛,并且以独到的见解对王阳明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本质,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圣人之学。”

王阳明很不赞同:“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轻时在圣学上不用功,转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觉悟不对。后来在龙场终于发现圣学,懊悔错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学和圣学只是一张纸的距离,所以不容易辨别,只需要立志于圣学,将来必能看透。”

那么,一张纸的厚度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