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强盗讲诚信
叶志超率领的淮军还没抵达朝鲜，日本便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为名，派遣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组成的先遣部队，乘坐军舰，随大鸟入朝。军舰在仁川登陆，一刻不停地直入汉城。朝鲜朝廷和袁世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又统率着八千人组成的混成旅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坐几艘军舰，于十六日在朝鲜登陆，迅速占领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动作起来，派遣松岛、千代田、高雄、赤诚、紫筑、大和、八重山以及吉野共八艘军舰，疾驰朝鲜，控制了从釜山到仁川的海域，并布设水雷。不久，又加派五艘。至此，日本派往朝鲜的军舰已达十四艘。
一见形势突变，袁世凯大惊失色，慌忙约见大鸟。
大鸟很快来到中国驻朝商务公署，不仅翻译郑永邦随行，参赞、武官也都跟在左右。礼毕，袁世凯单刀直入：“公使先生，韩国全罗道发生暴乱，韩王电请我国代戡。这件事，贵国也主张我国尽快发兵。我国发兵之后，贵国突然也发兵于此，这是为何？”
大鸟答：“袁大人不要误会。我国发兵，主要是为了保护使馆和在韩的敝国商人。我国只向韩国派兵三队，每队八百人，其中包含杂役多名。”
袁世凯：“我国兵到，各地土匪惧于兵威，已经散去大半。我将士都在奉命在各处搜剿残匪，待暑雨之前，尽撤兵、船。鄙人听说，贵国还要派大队兵船入韩，鄙人担心，若别有用心之人调拨是非，华日兵相遇出现不测，或西洋各国也派兵前来，坐收渔利，不但把朝鲜推向危地，贵我两国亦有损失。公使以为如何？”
大鸟起身鞠躬说：“大人口才甚好，所言甚是。”
袁世凯皱了皱眉，请大鸟落座，接着说：“我与公使交往甚久，性情契合，怎么想的，我便怎么说。鄙人以为，若贵我两国和睦相处，亚洲必和平；反之，则互有伤害。统筹全局以利国，乃使者职分，岂可效武夫到处生事？考虑到这些，尽管敝国发兵代戡，但鄙人未调一兵一卒来汉城。”
大鸟二次起身鞠躬答：“大人所言，鄙人亦有同感。我政府看韩国匪势鸱张，怕本国商人受害，所以骤遣大兵，并无他意。鄙人年逾六十，一心向往和平，不希望事情闹大。鄙人回署，就电告我国政府，不要再往这里派兵了。”
袁世凯忙说：“公使如此说，鄙人就放心了。我家李中堂说，汉城无警，贵国不要往这里派兵，以免居民惊异。何况我国军兵到了以后，土匪已被打散。”
大鸟坐下说：“我国现在陈兵于此，是考虑到土匪虽散，但只是转移他处。鄙人保证，只要土匪被彻底消灭，我国兵、船，全部撤回，绝不久留。鄙人来前收到国内电报，说贵国又发兵两千来汉城，不知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我国撤兵，恐怕又要向后延误。”
袁世凯马上说：“我国增兵，是受贵国发兵的影响。如果公使先生果能电阻贵国继续发兵，鄙人一定电告北洋中堂大人并我家朝廷，停止派兵。”
大鸟第三次起身说：“大人如此说，我二人就约定，除已到军兵外，鄙人电告我国政府，不再加派一兵。”
袁世凯马上起身，与大鸟以掌相击。
送走大鸟，袁世凯把大鸟的话飞速电告给李鸿章。
眼见来到仁川的日本兵越来越多，停泊在此的北洋水师济远号军舰管带方伯谦，害怕中日两国军兵发生纠纷，祸及自己，便在一天夜里，擅自命令军舰开往别处停泊。临开船，方伯谦派人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讲了一下离开仁川的理由，说是为了减少摩擦。一见机会难得，日兵马上将仁川港全部占领，致使在此经商的华人纷纷躲避，全部到了汉城。日兵随后跟进，很快布满汉城的大街小巷。
袁世凯一见形势开始恶化，急忙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大吃一惊，回电命袁世凯迅速敦促大鸟请日军撤兵，以防出现不测。
电曰：“大鸟即与汝约定日兵究竟何时必撤？是否尽撤？须取伊信函，或回文为据，以便派船往接全队。倘彼游移或仍留兵若干，我亦应酌留若干，商妥后速即电知，并电叶军门酌办为要。”
为了敦促日本早日撤兵，李鸿章又给驻日公使汪风藻电报一封，言称韩国土匪已被剿灭，请立即转告日本政府，尽快撤兵。
收到北洋来电，汪风藻马上发文，把电报内容转告给日本外部，敦促日本政府尽快撤兵。但日本外部却回电，称没有收到大鸟电报，所谓“贼平”云云，系谣传，不足信。汪风藻当日把日本的态度电告给国内。哪知电报刚发走，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进公使馆：日本又向朝鲜增兵了！
袁世凯收到李鸿章电报，马上约见大鸟，但大鸟却没时间和袁世凯见面，只打发郑永邦和袁世凯周旋。袁世凯已经隐隐意识到日本在玩什么鬼把戏，却又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与之周旋。
而这时的日本外务省，却奉外相陆奥宗光之命，向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递交了日本撤兵的三个条件：一、拟日军与华会剿韩贼军；二、两国派员共同整理朝鲜改革方案及税务；三、两国派员共同教练朝鲜军队，使其自能靖乱。汪凤藻不敢耽搁，马上用加密电报发给李鸿章。李鸿章大怒，在把日本的三个撤兵条件转递朝廷的同时，愤怒地指出：“是日廷意甚狡肆，韩政虽暗弱，岂日所能更改？当试可恨。”
其实这只是日本方面为了达到吞并朝鲜，所提出的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只要中方不接受日本提议，日本便找到了翻脸的机会：或武力占领朝鲜，或与中国一比高下。总归，日本此时的态度，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与大鸟交涉无果，袁世凯仿佛看透了日本人要武力占领朝鲜的心理。他密电李鸿章，提出“迭力阻鸟毋令新兵来汉，伊已允，然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况且廷意在胁韩，鸟自不能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形势严峻，袁世凯不敢再轻信大鸟的话了，开始请求李鸿章调军舰入朝，以防不测。
袁世凯电至天津时，李鸿章正与英国驻天津领事商谈日本发兵朝鲜的事，李鸿章希望英国能够出面斡旋。英领事满口应允，答应把中国方面的请求转告国内。但临行，英领事却满脸愁容地说：“英中两国的友谊没的说，但就怕日本人不给面子。”
见英国人说话模棱两可，李鸿章心一沉。
送走英领事，李鸿章有些六神无主。恰巧这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离京度假，路过天津，正好来拜访李鸿章。
李鸿章大喜，客套话说完之后，李鸿章便把日本借口戡乱兵发朝鲜的事说了一遍，希望俄国能够出面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兵，以免后患无穷。喀西尼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声称：马上致电国内，由国内外部电命俄国驻日公使，劝日本早日撤兵，不要给脸不要脸。
李鸿章一时喜从天降，对俄国人，心里生出无数的感激之情来。
但临告别，喀西尼又道：“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
李鸿章蒙了，一丝不安开始升上心头。
从心里讲，李鸿章并不想与日本闹得太僵，甚至动武。
李鸿章比谁都清楚，北洋水师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式建成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二十五艘，官兵四千人。虽然此时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八十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尤其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后，因为国库空虚，加之朝中有人怕李鸿章权柄过大，北洋水师不仅停购舰只，甚至连军舰上最基本的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北洋水师成了外强中干的花架子。而这段时间的日本，却一直关注着中国。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尤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起，为了加快武备步伐，明治天皇不仅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还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用来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在1890年时，北洋水师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总吨位两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一万七千多吨。而到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前夕，中国的陆军和北洋水师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日本却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一个近卫师。海军方面，则拥有军舰三十二艘、鱼雷艇二十四艘，总排水量七万两千吨。陆海两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如果两国当真爆发战争，孰赢孰输，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来。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
中国希望日本尽快从日本撤兵，但日本却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的内政，日本人的居心，已经很明显了。
但中国的朝廷以及一些大臣们，却和李鸿章的想法不一样，代表人物便是两代帝师、素有清流之名的翁同龢。
识时务者为俊杰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状元。曾授同治皇帝读。同治崩后，又被选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光绪亲政前，名声不显，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还被罢黜军机大臣；亲政后，开始得宠，以刑部尚书左都御史再授军机大臣，成了光绪须臾离不开的人物，风头比一些闲散王爷还猛。《清史稿》专门有过一段文字记载翁同龢受宠的程度：“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试问，光绪皇帝有了翁同龢这么一个师傅，治国方略是不是当真见长呢？我看未必。相反，光绪的治国方略未见提高，扯淡的功夫倒日渐增长。翁同龢虽是一代状元，但他的超拔之处，偏偏是他的书法与古玩鉴定。光绪与他在一起，不仅练成了一手好字，还学会了扯闲淡。因为崇尚空谈，翁同龢很受一些人的吹捧，渐渐便形成了以他和李鸿藻为首的、湖南巡抚吴大澄等人为主的清流党。翁同龢是书法家，李鸿藻是文章大家，而吴大澄则是颇负盛名的金石、书画家，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文人。
当李鸿章把日本人所提的三个撤兵条件递进京师后，翁同龢未及读完便“嗷”的一声蹦起来，破口大骂道：“李鸿章当诛！李鸿章当诛！倭寇已经骑到脖颈上了，他还在那犹犹豫豫！我大清一直受西欧英法等国的气，如今还要受没有三块豆腐高的倭寇的气！打他个狗日的！”
一见师傅气成那样，光绪马上口传圣谕，命令所有在京王爷大臣从速进宫议事。
北京城里的光绪与王爷大臣们尚未议出个子午卯酉，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已于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1894年7月23日），突然袭击了汉城王宫，软禁国王李熙，解散政府，扶植李昰应上台摄政，并成立以金弘集为实际首脑的亲日政府。金弘集上台当天，便发布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从这天开始，朝鲜正式认贼作父。
消息传开，在朝鲜经商及公署人员开始纷纷逃遁。袁世凯命令侍卫加强警戒，并委托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潜出公署向国内发电通报情况，请示办法。电云：“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弁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但日军并未就此罢休，时隔两天后（1894年7月25日），日本竟然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中日决裂，风传日军欲包围公署，擒拿袁世凯等人。
袁世凯当日先把家眷派人送到仁川，然后给国内发电：“华人在此受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守看管探事。”
收到袁世凯电报不多几日，朝廷命李鸿章给袁世凯发电，传达圣谕：“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守绍仪代办，即回。”
清廷随后下达了宣战诏书：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戢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以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寻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
日本不甘落后，马上也向中国宣战：
“保全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汝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遗漏。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有余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知交邻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笃友邦之谊。幸列国之交际，逐年益加亲善。讵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出于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国，以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辞拒绝。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内坚治安之基，外全独立国之权力。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种种托辞，缓其时机，以整饬其水陆之后备，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达其欲望。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清国之计，唯在使朝鲜治安之基无所归。查朝鲜因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而获得之地位，与为此表示之条约，均置诸不顾，以损害帝国之权利利益，使东洋平和永无保障。就其所为而熟揣之，其计谋所在，实可谓自始即牺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至此，朕虽始终与平和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