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
一、藏传因明学的发展
梵文Braman的含义是“新知”，藏文称测马（ Tsedma） ，即“真知”或“正确的认识”。
“新知”一词为什么译作“真知”或“正确的认识”呢？这是由于因明学规定：正确的认识必须符合“新知”的条件。“新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刻也不停地发展变化（无常）之中，如果人们的认识静止不变，老停留在一种看法上（即恒常），就会变成“过时的皇历”。事物在不停地发展变化，认识也就应该准确无误地反映发展变化中的事物此时此刻的状态。只有这样符合现实的反映，才算是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变化不是重复一种状态，正确的认识应当是不重复的、崭新的。第二层意思是说：因明学的任务是面向未知领域的，利用因明的认识方法，能发现新问题，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所以称作“新知学”。
“测码”汉文译作“量学”，如《集量论》、《释量论》，现在通称“因明”。“因明”相当于藏文论证学（Sdags Rigs），专指量学的推理规则部分，与认识论是相对的。严格地讲，以“因明”代替“量学”并不全面。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既已叫成习惯，也就不好改变了。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只好将“测码”称作“因明学”了。
以揭示人类认识规律、锻炼提高思维能力为宗旨的因明学早在1200多年前就与佛学一起传入了藏地，经过无数藏族学者的研习吸收、消化改造、提高发展，变成了藏学中一个闪光的组成部分。随着藏学在国内外影响的日益扩大，藏传因明学这个名称在知识界并不那么生疏了，很多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工作的同行，和国内外藏学界的朋友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亲身经历的不足，在别的民族当中真正了解藏传因明学的人士并不多。过去虽然有些人曾写文章介绍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介绍得并不全面，也很不具体，甚至有些情况与事实并不相符。
有些人因不了解而随意臆测藏传因明，认为“那是一种理论体系不完备，推理方法落后，实用价值不大，与西方的形式逻辑无法相比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看法与事实并不相符。
汉传因明的经典著作只有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正理入门论》。作为系统阐述因明原理的陈那的代表作《集量论》，据说曾经翻译过，但译文早已失传，对汉地的学术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门论》和《入门论》中只谈到了一些简单的推理规则，对因明认识论和推理的理论根据均未作详细介绍，因此可以说二小论只是陈那学说的一个片段。
汉文中不但没有代表印度因明后期学派的七鼓大师法尚（传说法尚曾与持不同观点的论敌进行过七次论战，七战七胜，击胜鼓七次，故得 “七鼓大师”的称号）的大小《合理论》，就连号称因明二祖之一的法称的《因明七论》都只字未译，难怪吕才向玄奘的弟子神泰等人提出40条反驳因明的意见时，他们除了说“不能精悟，妄为穿凿”的话加以指责外，竟不能回答。而藏传因明翻译的资料比较齐全，陈那、法称以下20多位印度因明权威的论著都有译文。这个问题后面将要介绍。
藏传因明有1200多年的研究、传承、实践的历史，中间从未间断，而汉传因明在唐朝以后便失传，直到本世纪以来，才有一些热心的学者开始重视起来，进行了一些研究。而唐人对因明的研究也还处在初级阶段，相当于藏传因明的第一阶段，即翻译和文字注释阶段。今人的研究虽然有一些进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料的限制，研究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推理规则部分，未能从因明理论的全方位开展研究。
藏传因明自11世纪末俄大译师（公元1059—1109年）在桑普寺设置因明学科以来，便成了寺院传统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把因明看做是打开佛学宝库的金钥匙，而且把它看做是开发青少年智力、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培养辩论技巧的有力武器。藏传因明的教学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单凭教师的讲解和阅读，而是通过对各种问题开展辩论、开拓思路、吃透原理来提高思辨能力的。历代培养出来的因明人才之多、著作之丰富、普及程度之广，就连因明学的故乡印度也是无法相比的。而汉传因明传承研习深奥难懂，正如石村先生所说的那样：“离开当时的口语很远，今天更觉得难懂如‘天书’。”把广大读者拒之门外，没有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之间有了较大的差别。
藏传因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翻译介绍阶段，也可以称作引进阶段。这一阶段从7世纪下半叶由嘎巴华则翻译法称的《因明一滴论》、《他证可行论》和展巴南喀翻译法称的《关系研究》起，到俄大译师重译《释量论》，开创新因明止，约经历了300多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批从印度留学回来的藏族译师在印度大师的配合下，进行因明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这一时期也曾有过几位擅长因明的藏族学者，像琼布扎赛、麻盖洛等人在许多地方讲授因明，但还没有形成像后来那样的固定学制和大规模的辩经院，学习的人数较少，学习的内容也只限于法称的小论《正理一滴论》和中论《正理彻悟论》（有人译作《定量论》）。
第二阶段，从俄大译师就任桑普寺堪布（公元1096年），创办五部经学院（五部经是因明学、般若波罗蜜多、中观学、昆昙学、律学），到宗喀巴大师（公元1357—1419年）开创新学之前，延续了将近300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俄大译师和恰巴曲桑论师为代表，后期以萨班（公元1182—1251年）为代表。前期对因明学发展最有影响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俄大译师仿照印度中古时期的最大经学院——那烂陀的体制创办了五部辩经院，使因明和佛学的研习走向了正规化的道路。这一时期桑普辩经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因明和佛学方面的人才。据史书记载，俄大译师的亲传弟子中授徒讲学的高足弟子出了2万多人，其中专讲《正理彻悟论》的有255人，专讲《正理庄严论》和《大合理论》的有55人。
第二件大事是桑普寺第四位主持恰巴曲桑论师（公元1109—1169年）开创了“名物集辨”（有人称“集学”，是通过分析、推理、论证的方法，认识、辨别各种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和事物名称的关系，提高分析、思辨能力的一种学说），为后期的“集辨”奠定了基础，为因明辩论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一时期在陈那、法称的经典理论的理解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一代大学问家萨班，为了得到因明真髓，投师于克什米尔大师释迦舍尔，第三次校定《释量论》译文，写出了第一部藏族人自著的因明论《正理宝藏》，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建立了自己的因明理论体系，开创了“宝藏”学派。宗喀巴大师以前负有盛名的大多数因明学家都出自这个学派。宗喀巴大师的因明老师聂闻更嘎巴尔和仁达瓦大师均出于萨迦学派。
这一时期藏族佛教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带徒讲学、著书立说、自由辩论之风盛极一时。几十个不同的教派都在这个时期先后诞生，除桑普之外，德瓦见、侧公唐、嘎瓦敦、角木隆、苏尔蒲、那尔塘、热瓦斯多等前期的大型辩经学院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对宗喀巴的新学派诞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三个阶段，从宗喀巴大师（公元1357—1419年）开创新学派开始已有600多年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在学术思想上起了划时代的变化，把因明、中观等五部和密部四续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宗喀巴大师在《缘起理赞》中说：“研读各派学术论著，使我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心如火焚、焦虑不安。”德国哲学家阿伯拉尔说：“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怀疑使我们认识了真理。”宗喀巴大师就是以怀疑前人的许多观点为起点，步入了他划时代的学术生涯。他反对盲从和轻信，主张深入研究考证，用因明的分析推理方法检验包括印度佛学大师在内的前人的各种观点，决定取舍。就是在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下，他和他的继承人对前人的学说展开了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宗喀巴大师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对成千上万的门徒讲授因明学外，还著有《因明七论解惑》、《直觉论释》、《因明认识论》、《直觉论讲学笔记》等，并且在《中观两论》、《二义析论》、《般若金珠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密集明灯疏》等著作中零零星星地谈到许多有关因明方面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批判了以为因明“非内明”因而轻视因明学的错误观点，提高了因明教育的地位。
他的亲传弟子中，对后期因明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有三位：
贾曹杰·达摩仁青（公元1364—1432年）号称因明论王，学术地位仅次于宗喀巴大师。他的著作共有8大函（每函约30万字），其中有关因明的著作有10部，占全部著作的一半，而以《集量论解说》、《释量明道论》、《彻悟大论》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