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很会掩饰自己，在工厂里，他干活特别卖力，待人也非常诚恳。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众多工友的认可，工头也常夸他是“好样的”。但这个工头怎么能想到，眼前这个表面上朴实肯干的“下等劳工”实际上竟是一个“国际商业间谍”，正在偷偷地收集各种情报呢。
每天一下班，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地赶回旅店，把一天所观察到的一切全都记下来。没过多久，这些资料就积成了厚厚的一大本。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用自己的真诚和朴实刻意去结交一些朋友，那些在某一关键工序的熟练技术工人自然成了他结交的对象。李嘉诚很会拉关系，他知道要想结识朋友，让朋友帮自己办事，不付出点代价是不可能的。于是，每逢假日，他总会邀请这些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李嘉诚便声称自己也打算到其他厂里去应聘技术工人，而不愿意像现在这样，一直做一个下等劳工。然后他便会向他们请教一些自己不明白的技术问题，这些朋友自然愿意帮忙，因为在帮忙的同时，既能够表示自己够朋友，又能够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一些本领，何乐而不为？
李嘉诚在自我观察和朋友指导下，对塑胶花的制造流程和工艺设计基本上掌握了。
此时，李嘉诚的心情和当初要来意大利时的心情同样的激动。不同的是，一种激动是强烈求知欲将会得到满足的激动，一种激动是学到足够的知识后将要满载而归的激动。
李嘉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带着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准备回国拓展自己的事业。
临行前，李嘉诚不忘调查市场。此时，意大利的塑胶花已全面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许多花店，对塑胶花在意大利的销售情况做了初步调查。他发现，塑胶花市场前景正如他预想的那样，的确十分广阔。
李嘉诚马不停蹄，立即赶回香港，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倘若以今天的商业准则来衡量李嘉诚的行为，人们或许觉得李嘉诚这种获得塑胶花技术的做法不怎么光明。但在那个专利法还不太健全的时代，偷师学艺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即使是诚实如李嘉诚者，干起这种事来，也觉得问心无愧。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李嘉诚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并不像别的业主那样，有一点小钱便声色犬马，沉迷于逸乐，而是不安现状，不断思考求变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有志于开创大事业者必备的素质。同时，李嘉诚在取得塑胶花生产秘密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善变，对现在正在追求成功的人也很有启示意义。
李嘉诚经商箴言：
年轻人要向正确方向走，肯定会有一条成功的道路。
4.用心良苦，提前培养下一代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李嘉诚拓展事业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注重培养继承人。
历史上许多名门望族，虽然显赫一时，却富贵不过三代，甚至不过第二代，其原因何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嘉诚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金字塔继续稳固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使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要想使自己的财富延续下去，必须得培养出杰出的接班人。
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李嘉诚有自己的观点。他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传统的家族性统治，父传子承会影响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活力。他曾说过：“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他还表示，自己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赞成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的做法。
但是，中国人都有一种“亲情难舍”的情愫。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因没有儿子继承家业而感到遗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后，才安心地离开人世。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金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楷锴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为了能够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接班人，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可谓煞费苦心。
他们知道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于是绝不搞家族企业内的父传子袭，而是常带儿子深入社会底层，让他们亲身体会生活。有时候，李嘉诚夫妇会带着两个儿子坐电车坐巴士，然后带他们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儿，让他们知道生活的艰难和逆境中的奋发作为。他们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的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不满14岁时，李嘉诚夫妇将其送往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在那里，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每个同学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李嘉诚去看李泽楷时，发现他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送两个儿子到国外读书时，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后来，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一次，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太危险了。”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儿子泽楷。自目睹那次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李嘉诚是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的。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儿子在家时，每个星期天都是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跟父亲出海畅游的日子，这已经成为他们多年的老习惯了。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是简简单单的出海吗？谁都可以做到，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李嘉诚父子三人出海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李嘉诚在回忆出海的情景时，曾这样说过：“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当有人问起李嘉诚的教子经验时，李嘉诚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还用这种传统美德来教育儿子，希望儿子在将来也能够这样做，更加让人钦佩。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为二人配有“专席”，让他们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李嘉诚的用意不在此，他并不计较两个儿子能听懂什么，而是想让他们早些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要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在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当儿子们逐渐有些业绩时，李嘉诚对他们的要求相当严格。曾有一次，为迎送贵宾，李嘉诚要求李泽钜在劳斯莱斯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李泽钜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
另外，李嘉诚向两个儿子宣布了“最高指示”，即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或者使他们产生爱慕虚荣的不良心理。但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出道后，免不了以“高姿态”处事，为此他们没少受到老父的责骂和教训。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他大概是从其父身上看到和体会到了“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即使在有限次数的“曝光”机会下，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不会刻意去出风头；弟弟李泽楷却不同，他比李泽钜张扬许多。另外，他从事的行业是电视及大众传媒，这种行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李嘉诚了解李泽楷，对他重申“最高指示”，要他凡事要保持低调。既要遵从父命，又要搞好事业，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不过，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李嘉诚还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儿子展示自己。例如，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前，在长实集团公司的精心安排下，李嘉诚的大儿子也就是当时长实集团的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代表长实集团接受了两本杂志的访问。
李嘉诚想尽办法来培养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退位的时候能够独当一面。对两个儿子，他采用了不同的办法。
由于李泽钜在长实做事，李嘉诚动用了自己的部下来培养他。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李嘉诚仍让他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变相地担当起了“师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时时向他请教。另外，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他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在李氏集团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地产业务方面。尽管李泽钜在1993年2月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但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由于“鞭长莫及”，李嘉诚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李嘉诚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用心培养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接班人。但李泽钜曾多次表示，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他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此话说得锋芒不露，颇为得体。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李泽钜本人也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舆论界自然不会错过此机会。他们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并且相信李泽钜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当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李嘉诚并没有对他放下心来。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李嘉诚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充实的日子，他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当时的打工族生活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便显露出“公子哥”的品性，李嘉诚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道：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针对李泽楷的性格特点，李嘉诚郑重送给他两条忠告，一条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中华民族自古就以“满招损，谦受益”为诫，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警世之言，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的道理；另一条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也是他从商一辈子的经验总结。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原则，让李嘉诚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崇高的形象，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也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使他一举登上了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如果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者。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连带失去的是你的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少拿一点，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是合作的一方，而且还将包括人们对你的无限信赖和尊敬，无穷的商业机会，挣得的利润将是少拿的1%股份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万倍。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道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介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应当指出，李嘉诚的做法对于商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方面，做人是做一切事业之本；另一方面，今后的商场逐渐少了那些见利忘义的狡诈之徒的容身之地，只有采用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竞争，才能成大事。
像李嘉诚那样做一个遵纪守法、集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管理观念于一身的现代儒商，是后世商人的学习楷模。
李嘉诚经商箴言：
文明一定要靠知耻，要有良心，不能靠打人家，骂人家，否则午夜做梦也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