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长实集团便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的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
1996年6月，形势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通过国家计委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同年，东方广场开始了正式动工，3年的光景过去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牺牲小利保存大利的精明商人，他没有因为项目不按照协议方向发展而放弃该项目。尽管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波折，他始终没有放弃，而是力求揽下工程。最后，自然赚了不少。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次会输。就好比是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
8.枝叶繁茂，不忘根本
商人以利益为重，无可厚非。也正是他们以利益为重，加快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以利益为重的同时，又能够不忘本，需要非凡的气概。毕竟，在有些时候，利益会与这种不忘本的精神发生冲突。这时候，如何抉择成为了关键点。
李嘉诚在经商的同时，不忘祖国，他时时关注着大陆的发展。作为一个商人，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大陆发展经济。这种方式就是帮助大陆同胞发展业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该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与李嘉诚相互仰慕已久。于是，荣毅仁借此机会诚邀李嘉诚加盟中信公司，出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李嘉诚欣然同意。
1986年，中信董事长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进入香港中信集团，不久便出任香港中信董事总经理。李嘉诚开始辅佐他发展事业。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李嘉诚眼中，荣智健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安现状，渴望竞争与拼搏，欲在商界一展自己的才华。
荣智健在1978年便移居香港，先后经商办公司，有一些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看好借壳上市，李嘉诚对他的眼光很是赞同，然后帮助他找到泰富这个“壳”，顺利上市。从此，中信泰富代替了泰富，荣智健成为了中信泰富的董事长。
另外，李嘉诚身为香港商人，他对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保持着对香港的信心，尽自己的努力使香港经济不断发展。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与我国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谈围绕着香港问题进行。会谈的结果让我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不满。
政治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的发展进度及方向。如果政治局势紧张，必然会使商业在发展空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势必影响商家的利益。
当会谈结果传出后，香港经济界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股市不断下滑，到当年年底，恒生指数已经跌至676点，香港股市一片昏暗。港内富商对香港不再抱有信心，一股移民浪潮在香港兴起。他们纷纷迁册海外，将大批资本带到海外以求发展。
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引领了这股移民热潮。1984年3月，怡和董事局对外宣布，由于考虑到怡和的前途，怡和决定迁册百慕大，集团发行的股票将会在海外几个地方同时上市。
怡和的举动无疑给香港带来了更大的不利，因为它的实力和地位在当时的香港仍然非常重要。香港商业界再次发生了大动荡，危机不断蔓延开来。
香港各大公司无不举棋不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迫于压力，急忙赶往李嘉诚的办公室。他与他的众多英国朋友有着相同的观点，即香港被中国接管后，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香港人士的私有财产。
李嘉诚知道李察信为什么而担心，他向李察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如果论起我们的利益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我比你的利益更大，所以我对长实的担心也比你大。我是经过充分考虑之后才决定不迁册海外的，因为中国政府目前是欢迎海外企业家到中国国内投资的，他们不可能约束香港人的私有资产。”
为了说服李察信，李嘉诚把自己赴内地的感观以及他所了解的关于海内外对此事的评论讲给他听。然而，李嘉诚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由于两人意见几乎到了相悖的程度，所以在工作中很难相互协调。1984年8月，李察信辞去了在和黄的行政总裁职位。
香港的政治局势时好时坏，导致迁册不断兴起。1984年年末，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局势缓和，投资环境日益好转，迁册风也因此得到了缓解。可是，在后来的谈判中，对香港问题的处理无法定论，香港人对香港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了打击，迁册风再次在香港刮起。
危难之间，众多港商都锁定了长实，各种企盼的眼光注视着李嘉诚。毕竟，长实和李嘉诚的声誉在港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1989年11月20日，李嘉诚从大局出发，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他向媒体表示了对香港的信心，相信1997年后的香港定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处处充满商机。
1990年，香港的迁册风暴还在继续，汇丰银行变相迁册到伦敦。此时的李嘉诚在汇丰出任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他非常不赞同汇丰的迁册，但是董事局没有采取他的建议，最后李嘉诚辞职。到此为止，香港四大财团中，惟有长实和太古洋行没有迁册。
尽管局势不断变化，李嘉诚始终没有打算迁册。另外，他还说服集团内有迁册念头的高层，希望他们对香港抱有信心。
李嘉诚的行动给相当一部分港商做了很好的范例，他们学习李嘉诚，不再打算迁册。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为香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李嘉诚功不可没。
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话意在说明商人的无情和对利益的追求，但在李嘉诚的身上，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其他商家为保全自己，纷纷迁册海外，而他为了香港的繁荣兴旺，为了使祖国的河山更加壮丽，他一马当先，于危难之际拯救香港经济，他的这种行为更加得到了香港人的肯定，无形之中也提升了李嘉诚的个人魅力，使长实的信誉更加响亮。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
灵活应对，绝不盲目出手
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没有硝烟的商场上每天都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争夺战，商战谋略令人眼花缭乱。要想应对复杂多变的商场局势和同行的排挤倾轧，应对策略必须灵活多变。
1.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经商是残酷的竞争，要想把握稍纵即逝的商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联系客观实际，甚至迎合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考虑他们的实际承受能力，然后审时度势，迅速果断地行动。商场中决胜的因素不是幸运，而是切合实际的经商策略。
香港名人鸿硕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人生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得到机会而退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挖掘‘第一桶金’的勇气。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坐失良机，须知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鸿硕先生的分析已经是十分透彻了。勤奋和幸运都非常重要。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尤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香港经济评论家评论李嘉诚的成功与成名时说：
“一方面是努力令长江实业成为出人头地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以及在合适的时间，以个人的财力去资助公司的发展。在香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股东们使用公司资金不是新闻，能够将盈利点滴归公，以及由主席以优惠的方式贷款给公司发展，才是大新闻。一些观察敏锐的股评作者和财经记者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并撰文加以推崇。个人品德的高尚，再加上事业的成功，令李嘉诚逐渐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成功人物。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尊崇的意味，和提及其他知名度不低的富豪时颇有不同。李嘉诚可说是长江实业一项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
由此可见，不贪图一己私利，而全力去发展公司，是李嘉诚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公司发展了，作为大老板当然也会盈利丰富。但贪图小利，是短期行为。所谓“捡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李嘉诚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是“丢掉芝麻抱起了西瓜”。
难怪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会带有尊崇的意味。
李嘉诚的超人天才一在地产，二在股市。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的经营心得时说：
“不能说是心得。或者我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购买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谨慎，会和一切相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改变。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在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的一个地盘，可以把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实施政策作了一番讲话。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100%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本来有100%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200%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处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生于忧患”是李嘉诚观念的诠释和印证。
从评论界的评论和李嘉诚谈论的经验，可以看出：一个成功者，绝不仅仅是凭超人的智慧、勤奋、吃苦耐劳，或者凭良好的机遇等，因为光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造就一个成功者，成功需要依靠的是它们的总和。靠的是总体的实力与用人的巧妙、做人的高尚。
李嘉诚经商箴言：
能够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那才是最好的。
2.不急于介入，要伺机而动
精明的商人看到商机并不是盲目从众蜂拥而上，而是等待最佳的时机。李嘉诚收购时绝不做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或者冒巨大风险的事，他总是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经过反复分析比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简称“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于1890年注册成立，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同时，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又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港灯一直坐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猛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收入一直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1981年、1982年市场传言，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在打港灯的主意。
不仅如此，恰在此时，在海外投资效果不甚理想的怡和系置地又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众股份，并以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这一价码，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的地价。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