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自顺治元年十月下旬出征，刊下令班师之日即二年六月，已达八个月。以八个月的时间，捌除李自成农民军二十余万，并导致李白成之死。他奉献给清朝的功绩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们行军路途最长，也最艰苦，除了前段延缓进军速度，其后可谓进展神速，不容农民军喘息和休整，直至把他们彻底打垮而后快！消息传到北京，举朝兴高采烈口多尔衮在给阿济格、吴三桂及众将的贺信中，给予高度赞扬，其中说：“念王及行间将士驱驰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可谓劳苦而功高矣！”这大概不是客套话，倒是反映了此次出征的实况。鉴于李自成主力被打垮，多尔衮准许阿济格、吴三桂率部从九江班师，得胜还朝。
八月四日，吴三桂自战场返回北京。照理阿济格获此大胜，需举行隆重仪式迎接。但他屡次违犯军令，多尔衮取消一切仪式，派人通知他们，“至午门会集，俱各归家。”真是冷冷清清，无一点欢迎的气氛。这与此后不久多铎班师回京，顺治亲出迎南苑、设旗奏乐、隆重欢迎威了鲜明的对比。十日这天，吴三桂同阿济格及其他出征将领进宫朝见顺治皇帝。”特于午门内赐宴。然后，赏给吴三桂、尚可喜绣朝衣各一袭，马各二匹，以下将领包括蒙古各部随征的将领，都赏赐了数量不等的金银衣物。特别是对吴三桂，更是另眼看待，晋封为亲王！这是吴三桂所想不到的。与吴三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这路军的主帅阿济格，不但没有受到赏啊，反而受到申斥，被议罪，削去王爵，降为郡王，剥夺王爵所属仆从，“量给人役”。还罚银五千两。因为他擅自出边，夺取驼马，误了行军时间。还有个别生活小事，也被揭出，都作为他的错误而加重了处罚。多尔衮处罚了阿济格，却对吴三桂、尚可喜不予追究，仍给予赏赐，跟随多铎出征江南的孔有德、耿忡明与之相比，却又少得多。没处罚他们，多少还赏弱一点，这已经很宽大，甚至很优厚了。从这件事，可看出多尔衮等对汉宫的尊重，对他们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策。
十、不遗余力，为部下请功
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清军南北夹击，以破竹之势，基本上消灭了农民军，灭亡了南明政权，李自成被杀，福王朱由崧束手就擒。天下基本无战事，吴三桂也被安置在辽东，但他拼命要地。
也许吴三桂以为，此去关外安置，将永镇锦州，为长远计，就拼命多要地，要好地，把河西走廊尽敷归于他的部属。对吴三桂的要求，朝廷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了最大的满足。
吴三桂在请求多拨地的同时，还向朝廷要求为他的部将晋级，准予世袭，“乞加恩典，用劝将来。”顺治二年八月‘清世祖实录）已载吴三桂提出此项请求，但没有具体写明叙升官职人员名单，而《明清史料》甲编已收入吴三桂为部将请世袭的两份档案。一份是标明顺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到了吴三桂的奏报，末尾署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当为吴三桂起草奏疏的日期；另一份是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收到，奏报末尾仅署年月，而未署具体日期，从朝廷收到两份奏报的日期前后仅差四天，可知吴三桂在发出第一份奏报后，紧接着叉起草了第二份奏报，在内容上，可视为对前者的补充。
吴三桂在追击农民军至固关返回北京后，已为他的部将请过功；而这次自九江班师，命其还镇锦州时，又一次请功邀赏。如果说，前两次都已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十一月份的再申请，可谓得寸进尺之求：请求在已授职的基础上，再加升，破格擢用。换言之，他嫌部将官职不高，有的官职已高，还嫌没得世袭的特权，个别还有遗漏而没有授职。
他写道，应“计功授赏”，凡立功将士都应实实在在得到“各自应得之恩典”。他的部下，大小将吏官生不下千余人，都与他同心协力，共谋战守，勤劳倍至。他们大多虽已得封赏，但还不够，如副将朱运亨、任得功、刘麟图、沈朝华、夏登仕、王天宠、冷允登与参将李显功八人，应给予“恩加世袭”，以优奖他们“功在开创”。还有没予叙功授赏的，有辽镇廪监生员刘应庚等、副将等官娄继忠、柳国梁、户官吕鸣章等，按他们“投诚迎驾、共战共守”之功，他虽不敢为他们滥请“延世之赏”，但“优加职衔”，似不为过。
吴三桂为他的武职人员已专折呈请，兵部正在讨论中。他在第二份奏折中专为他的文职人员再请赏。按他前次请功，朝廷剐刚对他的文职人员做了任命。如：监纪同知童达行命为江西南康府知府，同知陈全国补为延安府同知，而参谋许荣昌、钱法裕仅题授为州同职衔，尚未实授，还等待空缺呢！吴三桂的奏折，中心意思是说，已给他们提拔的职务与其功劳不相当，换言之，他们功劳大，给的职务却太低，为此他代他们请命。他首先提出童达行，对他大加推崇，极力赞扬。他写道：童达行“功居文武诸人之首”，这是山海关和关外上下将士所共知。他概述其功绩，主要有，当时“密切定策，投诚请师，血战关门，追剿庆都”，接着“西剿备尝艰险”。大概也惟有他可与我三桂“同生死、共患难、同事同功，以宣力于我国家者。”童达行立下了特殊功勋，其“才猷沈练，品行端方”，足以胜任朝廷对他的“大任之选”。
在历数童达行的功绩之后，又奏说陈全国、许荣昌、钱法格三人的功劳。吴三桂写道：他们前有“协赞多功”，降清“归命独早”；后有“堵剿丕著，勤劳西征更历艰苦。”他要求给予从优提拔，以酬谢他们所立下的功劳。吴三桂表示，人有功，而不言其功，这是“隐功”，我不敢这样做；与别人同功，而不将别人应得之功归于人，就是“攘功”（意即夺功），我不敢这样做。做为臣子的，不把下边实情向圣明的皇帝报告，这是什么行为？这就叫“蔽贤”。隐蔽和压制贤人，我更不敢。他还表示，朝廷实行“庆赏巨典”，对一个人来说，是小事，而关系朝廷甚大。因此，“本藩乃心王室，用是不避斧铖，冒昧再申前请”。他坚持认为，童达行之功，“实系开国之首功”，而陈全国等“均效投诚战守之劳苦”。最后。他请求吏、兵部对童达行等重新进行审议。该破格即破格，该“升荫”的即“升荫”。
吴三桂的这份奏折，实则是为童达行等鸣不平，也包含了他个人的不平。因为童达行等一批文武将吏都是其部属，压低他们的升赏，亦有轻视他本人之意。更深一层说，吴三桂为他们请赏，代鸣不平，表现出他对部属的笼络。如果吴三桂没有夸大事实的话。以童达行等人的功劳，仅任命为一个小知府以下的官职。似不尽合理。看来，吴三桂确有充分的把握，才敢于一而再地为他们表功，请加重赏。二份奏疏，辞气委婉，竭诚，又不失态度坚决，这使摄政王多尔衮和吏、兵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意见，陆续调整原先的任命。
就在吴三桂发出上述奏疏后，过了一个多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朝廷颁布新的任命：升江西省南康知府童达行为该省市政使司参政、辽东生员夏寅为长芦都转运使司运使。五月，升户部郎中吕鸣章为陕西丰政使司参议，分守关西遭。八月，已任命为昌平副将、都督佥事的冷元登，命以原衔充任江西九江总兵官。任得功由副将升任南阳（河南南阳市）总兵官。十一月，升山海中协副将沈朝华为署都督佥事，充陕西延绥总兵官。顺治四年九月，升山海路参将朱运亨为永平副将。其他被吴三桂提名的将吏陆续地得到新的提升。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初，吴三桂开列了他的部属自总兵官以下、游击以上共一百二十四人的名单（该文件送到吏部时间为十月十二日），为他们请世职。十九日，吏部呈请，顺治批准，公布了吴三桂所属一百二十三人（缺“和尚”）授予不同的世职。
吴三桂为他的部属表功、请求加赏和授世职，不遗余力，几乎全部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了新要求。吴三桂以全家三十余口人的生命和鲜血抉得了一顶王冠。此刻，他要清朝为他做出的巨大牺牲付出报酬，来补偿他的损失。他的要求是，父吴襄、两位母亲（继母）、弟弟吴三辅被农民军杀害，应从优赐恤。南明给予的优恤，他不敢受，而只能向清朝申请。多尔衮当然知道吴三桂拒绝南明赐封与抚恤的事，吴三桂有此求，他是不能拒绝的，指示吏、兵部“详议具奏”。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恩于故主，适值为崇祯修陵之时，他主动捐银一千两，以资助修陵费用。多尔衮指示“助工银两，照数察收”。
清朝对吴三桂的赏赐他亦不拒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这次晋封似有相互测试之意。
吴三桂请地、请赐恤。为部属请赏，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无政治企图的表现，不过是追求安乐享受，不会引人注意的。而在至关重要的加封亲王这个问题上，他采取了急流勇退的态度，看出他在政治上颇富有理智，因而赢得了朝廷的进一步信任。
但吴三桂在锦州的安闲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又踏上新的征程口命运的安排，终使他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