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传来四川的捷报，世祖就大为高兴，首先指示兵部要给；桂奖励，特从内库控出衣帽、马匹，赏有功将士。无须论功，吴三桂该得最高赏赐：貂帽一顶、貂袍一袭、貂褂一件、靴一双、镀金玲珑带一束、镀金玲腰刀一口、镀金甲胄一副、镀金玲珑撒袋一副、弓矢一具、镀金玲珑鞍辔一副、马一匹。赏给吴三桂的这些物品，大都是皇宫的御用之物，如貂皮最为名贵，其他各物均镀金，也非一般功臣能得到的宝物。自李国翰以下，各有功将吏都按级颁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同吴三桂相比。除了物资奖赏，世祖又指示户部拨银五千两，由吴三桂和李国翰赏给有功的士兵和基层如千总、把总的小军官。此时，吴三桂和他的部队尚在四川，世祖迫不及待，特差侍卫二员、兵部官员一员，携带上述赏品，护送至吴三桂军前，“以昭朕赏功之意”。
刚赏完吴三桂，又施恩于他的长予吴应熊。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十九日，世祖钦命，将他父亲太宗的庶妃奇垒氏所生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吴应熊。太宗有子十一人。女儿十四人，嫁应熊的是太宗第十四女，也就是太宗的最小女儿。她生予何年，不见记载。但已知她去世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时年六十三岁。据此推算，她应生于崇德六年（1641年），出嫁吴应熊时，年仅十三岁。这位名副其实的公主少女，跟世祖是同父异母。世祖是太宗的第九子，于崇德八年（1643年）以六岁之龄继承皇位，这位公主才刚满周岁。世祖是她的异母哥哥。这样，吴应熊成了世祖皇帝的亲妹夫。公主是太宗的亲生女儿，皇室的其他一般子女都不能和她相比。因此吴应熊是名副其实的驸马，满族人习惯称“和硬额驸”。吴三桂作为吴应熊的父亲，跟世祖及其爱新觉罗氏结成了亲家，吴氏一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与皇家结亲，非是一般人所敢企望的事，而吴三桂却轻易地得到了！世祖钦命赐婚。实则是清朝统治者对吴三桂功劳的又一次崇高的奖赏。他的身价倍增！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世祖又授吴应熊为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十四年六月，又同耿精忠、尚之信等人一起受世祖钦命，升少保兼太子太保。同年，世祖又赐给应熊的妻子——公主金册。
世祖钦命，招吴应熊为和硕额驸不久，即顺治十年十二月，向吴三桂发出一道圣谕，极力赞扬他为清朝立下的不世之功。下面，不妨摘录全文，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对吴三桂已提高到何种程度。他说：
朕惟折冲御侮，社稷良臣，报德崇功，国家盛典。尔平西王吴三桂，英才自命，雄略群推，早识天命，先归王室，子居甥馆，亲联带砺之间，身受藩对，宠列公孤之右。曩入关破寇，从定中原。暨衔命抚秦，共平西、陕。盖忠勤之备至，亦威惠之交孚。继以巴蜀跳粱，特命陈师致讨，成都诸邑，悉隶版图，保郡余氛，旋成珍严竣，厥功懋矣。朕甚嘉焉。聿彰图阁之奠献，爰中貂禄之典。兹将琦次，续入册内，又子藩俸六千两外，加俸一千两，以报勤劳。
呜呼！元老壮猷，忠尚资于颇牧，戚臣宣力，谊更笃于腹心。王其巩固封疆，殚抒筹策，续益宏于戡定，盟永重于河山，尚克祇承，无皲朕命。
世祖的这道敕谕，对三桂推崇备至，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赞扬。由此可以看出，世祖是将吴三桂置于所有的汉官之上，其对待不同凡响。
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世祖又给吴三桂增加了年俸一千两白银。这是为奖励和酬报吴三桂在四川所立下的功劳。按朝廷的记录，这些功绩是：率兵破嘉定州，活捉伪总兵龙名扬，招降乌思藏（西藏）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及四川三州十六县，南破南明抚南王刘文秀骑步大军，擒斩他的将军王复臣、总兵王之俊等，还获金印、象、马等大批战利品。因此，地祖以他“平靖大寇”的功劳，“增注入册”，记录在案。特加俸银千两，原年俸已达七千两，再加上这千两，每年的俸银高达八千两。截至此时为止，耿、尚两王的年俸还比吴三桂略低些呢！
六月，地祖册封吴三桂妻张氏，为福金。册文写道：
勋高平翰推悬赏之规，化起闺帷，聿重从夫之秩，丝纶特贵，祎翟增辉。
咨尔平西王福金张氏，性秉柔嘉，心怀淑慎，相夫报国，殚翼戴之忠忱，砥德宜家，表温恭之懿范，是用封尔为福金，鹄之金册，延兹世庆，益著誉藩封，锡尔纯禧，束垂声于彤营，思绵勿，青枉毋骄。钦哉！
与张氏同时受封的，还有平南王尚可喜舒氏、靖南王耿继茂妻周氏，给她们俩的册文，与张氏完全相同。册文通篇并无实际内容，不过是颂扬词的堆积，再寄以一点希望和鼓励罢了。虽说如此，册文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这是皇帝的钦命，而册文即是其崇高地位的证明与象征。所以，张氏从家庭中王爷的夫人，一下子变为社会上有地位与政治身份的贵人，这就取得了同吴三桂王爵相称的身份。
吴三桂夫人张氏，也算幸运得很，当李自成在北京杀吴氏全家时，她却在关外，同吴三桂在一起，竟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妻以夫贵。吴三桂步步登高，她也随着日益显荣起来。关于这位张氏，真是一位不见经传的人物，即使清官方记载世祖的钦命册文，却不曾透露她的身世。我们仅从个别记载中，只知道她是“关东人”。明代以后，把山海关以东即今辽宁省境，统称“关东”。具体说，是关东哪个地方的人，已无法考证。我们还从个别记载中，知道张氏长得并不美，或者说有点丑口但为人“性妒”。强悍，吴三桂怕她。她是应熊的生身之母。显见，她与吴三桂是结发夫妻，而此时儿子又招为额驸，她的身份叉增价十倍，显得更加高贵，连吴三桂也不敢轻易得罪她了。
这一切，都说明吴三桂本人和他的家庭，正在发生巨变。当然，还没有达到它的顶点。即使如此，也为朝中多少满汉大臣望尘莫及。吴三桂的发迹，一是出自战功卓著，以功论，他该居于清朝进关统一全国的首位；二是朝廷赏识他的忠心和才干，不能不倚重他，给予各种荣誉，百般提高他的地位，多方鼓励他继续效忠清朝。大约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他挟摇直上，似无止境。他家中主要成员，妻以夫贵，子以父贵，而父母又以子贵而增贵。但归根到底。无论是他的妻子张氏、子应熊，还有他的侄儿，以及家族中其他成员，都伴随吴三桂地位的不断提高面富贵起来。
清朝希望通过联姻，来达到吴三桂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吴三桂也明白这个道理，两股势力将长期合作下去，因为吴三桂也需要朝廷给他更多的东西。
五、义军反目，三桂又有如意算盘
吴三桂略定四川后，奉命返回汉中驻守。但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皇上；说吴三桂等大臣不为皇上分忧。
李国英的奏言，深深地刺痛了吴三桂。他上奏说的，云贵两省迟迟不能平定，主要是封疆重臣“畏难避苦”，不愿远征。他提出让吴三桂出征的建议，不仅使他很被动，而且明明指他“畏难避苦”，只在汉中“养精蓄锐”，完全不能为皇上分忧。
吴三桂读了他的疏言，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他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发他已发的议论罢了。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始称一劳永逸”。如李国英随便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为表示他的决心，他坚决要求出征，愿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之后，如让他同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他又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命令。
吴三桂这番表态，处处为朝廷分忧，愿承担重任，世祖是颇受感动的。李国英的奏文，看出封疆大臣“畏难避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的还不在此。他还不了解南方的军情，由于云贵地处高原，山峰林立，地形复杂。民族杂处，加之气候条件，很不利于军队的作战行动。李定国部异常强悍，征剿实非易事，不是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要说出征将领“畏难避苦”，也不尽然。像孔有德出征广西，因不服水土，受烟瘴之气，身上所受刀箭伤疤时时发作，强行忍受，后因寡不敌众，自缢于桂林。和硬敬谨亲王尼堪亦被李定国部击毙于湖南衡州。尚可喜与耿仲明在广东与李定国诸部周旋。展开拉锯战，可谓艰苦备尝。洪承畴以花甲之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督五省兵马，军政皆携于他一人之手，可谓劳瘁之至！吴三桂自降精，屡次远征，并无多少安闲的日子。清朝自当创统一大业之时，将吏斗志高昂，人人争奋。各建勋绩，可谓心力并劳，不辞君命之重托。李国英把云贵等地迟未平定，归咎于封疆大臣“畏难避苦”，看法偏颇，亦失公平，而且还隐然暗指吴三桂、李国翰等，多有讽喻之意。吴三桂不服，逐项反驳，不无道理。
世祖对他们两方面的意见，未做出明断。他仅将李国英的奏文交付“所司密议”，却迟迟未见拿出具体方略。从世祖给吴三桂答复中，朝廷虑及“路远民稀”，转运粮饷艰难，还不打算让吴三桂取成都，是否取成都，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因此，他安抚吴三桂安心驻扎汉中。
到顺治十三年，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清朝已完成了对大陆的基本统一，只有云贵的永历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继续抗清，髟响着它建立对全国的稳固统治。这年四月，正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指出的：“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云贵有孙可望，海上有郑成功也。”可见，孙、郑两人的势力影响之大！但谁也没想到，次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南明永历政权秦王孙可望携妻子奔赴长沙，向五省经略总督洪承畴投降。如一颗硕大的果实，突然投进世祖的怀抱，他能不感到天降意外之喜！他不但批准他投降，还给予崇高的待遇。孙可望降清，为最后彻底消灭永历政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条件。
原来，孙可望与李定国发生火拼，孙可望大败后。无处容身，只得向清军投降。清王朝马上封孙可望为义王。
清朝赐封孙可望义王后，马上宣召他进北京。他要报答新主人给他的厚恩，特向朝廷献上滇、黔地图，力陈取云南之见。当他一到宝庆降清时，已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除了说明他降清的诚意，主要是建议世祖进兵云南，一是为他雪“深仇”，二是收复云南、贵州、四川，“尽人于皇上之版图”。他特别提醒世祖，如不早作决策，“恐李逆（指定国）收聚望（指他自己）兵，踞占望土，则整顿既妥，动摇必难，他日皇上西题之忧正未有艾。”他要求，抓住这一时机出兵，“皇上一统之业永固”。
由于孙、李矛盾，使永历政权严重削弱，内部不稳，吴三桂要求进兵贵州、云南，不想放过这个难得的立功机会。孙、吴的请求和建议，引起清皇的重视，他们决定任命吴三桂荡平云贵永历政权。
吴三桂自入川，进贵州，直取贵阳，为时不过二个多月，进展颇为顺利。南明将士虽众，却很少抵抗，不是闻风而逃，就是献城投降。即使抵抗，也是稍战即溃。明军的接连失败，成了吴三桂向朝廷邀功请赏的资本。
但是，三路大军进贵州也非易事。洪承畴在向朝廷的报捷书中，备述种种艰难，他由中路进军战线是自常德、辰沅至镇远、贵阳，“重关高岭，石径尖斜，大雨将及半月，泥泞三尺，满洲兵谓：从来出征未有如此之难，马匹疲惫，未有如此之甚。”俗话说；（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清兵所遇到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清兵“皆不顾艰险，奋勇当先，汉军、绿营兵紧随而进，不五十日，剿逆抚顺，贵州全省底定。”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清朝和它的广大将吏发挥了创业时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了于难万险，才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而南明的腐朽只能招致它必然的惨败！
就在吴三桂顺利向贵州进军时，传来重庆告急的消息：据守四川与湖南交界处的农民军余部与明军残部联合攻击重庆。他们在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谭诣、谭宏、谭文等率领下，共十六营水师，直抵重庆城下。吴三桂闻讯，急还师重庆。城内外清兵以炮火猛轰，农民军与明军的船多被击跛，“伤亡甚多”，被迫败逃。吴三桂深虑重庆、遵义两重镇为“川、黔一线之脉”，必须坚守住。他调来四川巡抚高民瞻、建昌总兵王明德赴重庆协防，命令永宁总兵严自明，等待王明德至重庆，迅即率所部官兵赴遵义。吴三桂部署重庆防务之后，又返回遵义待命。
七月二十八日，“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突然得病，医治无效，死于遵义。李国翰与吴三桂共事多年，同战同守，同立战功。他一去世，军队的指挥权完全落人吴三桂之手。
由于三路大军压境，贵州全省很快被清军占领。在击溃和收降贵州的明军之后，吴三桂驻守遵义，赵布泰驻守独山州，信郡王多尼守武陵，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驻贵阳。他们一方面等候朝廷下一步的作战命令；一方面屯兵休息，养精蓄锐。
六、横刀跃马，驰骋南疆
三路大军攻克贵州后，精兵集中于贵阳，粮食严重不足。总督洪承畴决定分散兵力，就地取粮。他的部队驻于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等处，“各自买米，并寻野菜阳米充饥”。吴三桂兵除驻遵义，还分驻乌江、息烽等有遗粮的地方；广西赵布泰兵驻独山州，就近购粮。另外，又动员当地军民、土司、苗人预纳本年秋粮的一半，接济清兵。
顺治十五年九月，多尼率军自荆州进至贵州平越。召吴三桂、洪承畴等驰赴平越府（贵州福泉）附近的杨老堡（平越州东南的杨老驿），举行军事会议。吴三桂闻命，自遵义南驰六百里，及时赶到这里，信郡王多尼、征南将军赵布泰、经略洪承畴、贝勒尚书杜监、固山额真宜尔德、巴沙漠、卓罗虎沙等各路统帅和主要将领差不多都同时到达。
会议于十月五日举行。由多尼主持，经共同讨论，很快就制定出进攻云南的作战方略：大军仍分三路进攻，以吴三桂为北路，自遵义出兵，取道水西（黔西），攻取七星关，至昆明，计行军一千五百余里；以赵布泰为南路，自都匀（贵州都匀市）出师，沿广西，贵州边界，经平浪、永顺（广西板岭东），出安隆所（贵州安龙），直趋黄草坝、罗平州，至昆明，计行程一千八百余里；多尼自为中路，由贵阳出兵，经关岭（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铁索桥，进人云南，至昆明，计行程一千余里。三路大军约定：十二月会师昆明。会议还议定：贝子罗托同洪承畴留守贵阳，督理粮饷。承畴特派遣他的右标提督张勇等随信郡王出征。
军事会议一结束，吴三桂兼程赶回遵义，立即着手准备进军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