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样诠释商势的：求商势、用商势，他说“势即利也”。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成功均为借力。“让别人为他赚钱”，他缺乏原生创造，但他就是成功了。
那么作为“儒商”的李嘉诚又是如何借力的呢？用三个字可以概括：辩、明、用。他把势转为利，把利化为钱，可以说李嘉诚的借势功夫在他整个商业经营生涯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1．借壳上市，借朋友之力做大自己
每个商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借法”，诸如“借鸡生蛋”、“借花献佛”等，那么李嘉诚是如何上演“借壳上市”的这部戏的呢？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1986年，荣智健参加香港中信集团的工作，不久，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荣智健雄心勃勃，他不满足坐“现成”的交椅，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间完全由自己所控的公司。
李嘉诚以扶植其子泽钜、泽楷的心理也关注荣智健的事业。
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其实并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可是作为交情甚深的荣智健有心大展鸿图，做世叔伯的李超人岂有不帮之理？
李嘉诚、荣智健都看好借壳上市，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需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方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
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港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港元，是当时股市“蚊型股”。中信没有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
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曹光彪的主力舰）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所以，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在商言商，多交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财路。李嘉诚是深谙其中道理的。
此外，中资在香港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与英资、华资三足鼎立的趋势。
2．借花献佛，财源滚滚
我们研究任何一名大商人的做大的经验，都会看到他们经营中的巧策——“借花献佛，多方得利”。李嘉诚的做大策略就含有这种技巧。
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龙仓股便被炒高。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龙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已和九龙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此时，李嘉诚持有的九龙仓股还不满2000万股，他不得不等股价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龙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龙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因为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龙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九龙仓的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龙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香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而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70年代，一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短人，渐渐长成小巨人。
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对中国政府存太多的戒心，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人绝境。
不幸的是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香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龙仓将会是一场黄粱之梦。
李嘉诚遂答应沈弼，就此收手。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不摸底，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小道消息。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斡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因为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总计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八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在包玉刚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而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香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龙仓股只是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偿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精彩故事便发生了。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顶级华商，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列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现在，两位顶级华商，坐在怡和的酒店，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显神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如此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