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30年为政修身的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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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诚交天下,英才影从(2)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但随着他逐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曾国藩语录精粹:

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咸丰三年十月

3.难由己当,功予人享

功名诱人,因为能给人带来快感。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作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国藩认为,中国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能够“同患难”的就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曾国藩认为说得到,自己也必须做得到。他进驻祁门险地就是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他又让幕僚们离开这个生死之地,颇有点独行侠的气概。

曾国藩语录精粹:

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

4.为德为才,交一己难

在湘军与太平天国对垒的十二年中,湘军最初不过两三百人,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直到胜利。太平军则由雄师百万,却逐渐由强转弱,直到失败。是不是由于武器悬殊?不。双方的武器基本上是相当的;运输工具,太平军首先还占优势。是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统观全局,应该说,双方在战略战术上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误之处。兹事体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强弱转化的过程中,双方在“人”这个因素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反差。从广西出发时,洪秀全周围有东、南、西、北王和冀王,猛将如云,士气高涨。但是,一场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干将丧失殆尽,不得不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将领。洪秀全本人深居宫闱,疑神疑鬼,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对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专”,时常掣肘,重用他的老兄洪仁发、洪仁达,以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最终导致失败。

与太平军相反,曾国藩起事于湖南时,不断受到湖南巡抚以下官员的嘲讽、排挤与打击,好友刘蓉在办团练一事上与他若即若离,好友郭嵩焘兄弟并不应召,后来在江西,当地的军政大吏也很有些与他过不去,使曾国藩常常有形孤影单之感。但是,发展到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虽然他们与曾国藩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军这一点上,曾国藩基本上能号令如一。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失人才”,一个“得人才”,太平军与湘军在同治元年前后已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实是入木三分之论。

在聚集人才上,曾国藩的确有一些不同凡人的招术,使得士多愿被他所用。曾国藩事业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百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漏漏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等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赴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另外由于曾国藩的保举,使许多幕僚都成了朝廷中的重臣,故一时间各方英杰们无不以入曾幕为荣、为晋身之阶。李鼎芳表列的八十九名幕僚中,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尚书、侍郎的,即达30人,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臣。

曾国藩始终坚持“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绝。”

曾国藩出办团练,可说是百事待举,白手起家,后来湘军发展,事变至殷,尤需人才支撑。他深刻地认识到,“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可穿,夫何艰之不济?”又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自己是否有容纳人才、折服人才的本领。“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求贤若渴,嘤其鸣矣。在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当时,亲朋好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

但是经过多年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语录精粹: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5.交友之贤否关乎事业之成败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并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十三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