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30年为政修身的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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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诚交天下,英才影从(3)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瓤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虽然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平生事业打下了重要的根基,使他的事业辉煌兴盛,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认为更重要的是交友不可不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励,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

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很大,大得楚庄王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因此,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或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的坏了自己名声。

曾国藩从习俗可染人出发,认为慎交友十分重要。

曾国藩曾经感慨道: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他认为,没有朋友的环境,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有更大的危害。这倒不是说,别人有意加害于他,而是说习俗染人!

在古代,为了给孟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三次搬家。荀子说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习俗染人有很深的体认。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居必择乡已非易事,能够搬几次家的人太幸运了,想住在哪里就搬在哪里,对一个城里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游必近士。

曾国藩对儿子似乎有更大的期望,他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所以交朋结友,不可不选而择之。古人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说得至为透辟,不妨录而鉴之。

曾国藩语录精粹: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助,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咸丰十年正月

6.扶植难抑止之人共成大事

对于那些有大才、有大志的人,千万别当绊脚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为有大才大志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国藩待李鸿章之法颇值得世人玩味。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年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生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不是我这里的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是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步步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联,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无奈。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1860年6月,清延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时,曾国藩军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使李鸿章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从心理上说,是其雄心壮志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绪冲动。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拜相封侯,而不是屈居人后。他在诗中抱怨“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踞有一块地盘,对寄人篱下的状况感到不满。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驱使,而意气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初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人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翼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过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不提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

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日、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称:

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皆废,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君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依靠“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