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辩护人提问时，他和蔼可亲、甚至毕恭毕敬地笑着说：“不久前，我兴趣十足地读了一本名叫《已故的老佐西马神父的生平》的小册子，它是由主教管区当局出版的，里面的宗教思想十分深刻、卷首还印着虔诚地献给主教大人的精彩题辞。请问，写这本小册子的那位拉基津先生就是您吧？”
拉基津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搞慌了神，似乎被人提起了羞耻的事情一样地低声呜噜道：
“我没有想到它会发表……后来不知怎地就给印出来了。”
“啊，这很好！您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有了主教大人的深切关怀，您的这本书一定会流传极广，发挥您所希望的有益的作用……。您有条件肩负起选取最广阔的角度来观照一切社会现象。至于我希望从您这儿了解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您刚才说您自己跟斯维特洛娃女士关系很好，是不是这样的？”
（我恳请各位注意：斯维特洛娃是格露莘卡的原姓。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在此首次听到。）
“我不应该负我所有熟人的责任……。我年纪还轻……，谁也不能对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负责任。”拉基津出人意外地满脸通红。
“我理解，我十分理解您！”大律师像是自己犯了错误似的赶紧给对方找台阶下，“和所有的一样，您乐于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交往，这无可非议。况且她也高兴在自家中接待本地的精英青年，不过呢，我很想了解一件事情：众所周知，大约两个月前，斯维特洛娃非常渴望结交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就是最小的那位卡拉马佐夫。她曾经向您许诺，只要您把穿着他当时在修道院穿的修士服的小卡拉马佐夫引见给她，她就会付您二十五卢布。当然您必须把他带到她家中。大家都知道，后来您办到这件事的那天晚上却正是构成本案的惨剧发生的那天晚上。而您还真的当场取得了那笔酬金，您能对他做出解释吗？”
“这只是一个玩笑……。您为什么对此事会那样感兴趣，我不明白。我当场收钱不也是开玩笑吗……我准备以后归还的……”
“这是说，您确实收下了钱。但是那钱您是至今还没有归还……还是已经归还了呢？”
“这没有什么要紧的……”拉基津低声无力地支支吾吾，“我不愿回答这类问题……。钱是当然要还的。”
像对待上次讯问一样，审判长干预了，但菲久科维奇也同时宣布他将结束对拉基津先生的提问。拉基津下场时很狼狈，他刚才的气贯如虹的发言留下的好印象荡然无存，公众从菲久科维奇目送他的表情中读出了一句话：
“瞧，这位指控者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我记得在这方面米嘉依然反应强烈。在拉基津用那种腔调提到格露莘卡时，米嘉便暴怒了，他从被告席上大喊：
“贝尔纳！”
在讯问被告发言程序到来时，米嘉扯着嗓门吼起来：
“在我被关在牢里的时候，他还时时来向我借钱花！这个无耻的贝尔纳和野心家！他玷污了上帝，他蒙骗了主教！”
米嘉再次因用语过激而被警告，但拉基津先生是彻底毁了。接着作证失败的是斯涅吉辽夫上尉。尽管法庭采取了所有的防范措施，并对他作了特意的检查，但到庭的上尉还是醉得糊里糊涂，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和沾满泥巴的靴子。当审判长问到他如何受米嘉的侮辱时，他莫名其妙地拒绝回答。
“让上帝宽赦他吧。伊柳沙不叫我说。将来上帝会赔偿我的。”
“您所指的不让你说的是什么人？”
“我的儿子，伊柳沙。当时，他在大石头旁边，对我说，‘爸爸，爸爸，他欺人太甚了！’现在孩子就要死了……”
斯涅吉辽夫上尉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后来竟扑通一声跪伏审判长的眼前。公众哄堂大笑，审判长只得赶紧命令法警把他带了出去。这，使检察官的希望落了空。
辩护人对案情的洞悉幽微，越来越令人惊诧地被他本人继续用一切手段展示出来。比如，客栈主人特里方·博里塞奇的证词对米嘉十分不利，而且给人十分强烈的影响。他差不多是在掐着指头计算，米嘉在惨案发生前将近一个月里，第一次到莫克罗耶时花的钱一定多于二千卢布，如果少的话，也只会“少那么一点点儿，单是那些吉卜赛女郎就不知得到了多少钱！对我们那些蓬头垢面的乡下人，他不是那种“把半卢布的银币满街撒去”的人，他一出手每人至少二十五卢布，绝不会再少。再说，被人家偷去的钱不知有多少！他把钱到处乱放，根本无法抓贼。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从不管自己的灵魂得救与否，个个都跟强盗一样！我们那里的穷得叮的乡下姑娘自从那以后个个都发了财，谁能说她们捞了多少”。一句话，他象帐房先生一样把米嘉的所有花销都记得历历在目。如果照这样算计，“那次除去花去的一千五都保存在护身符袋子里”的说法只有鬼才相信了。
“我亲眼所见，那次他手里确定拿着三千卢布。我亲眼看到三千卢布就像看到一戈比一样真切，我们可都是常接触钱的人啊！”特里方·博里塞奇语气肯定，似乎要在审判长等大人的心中留下好印象一样。
但辩护人的提问几乎不涉及店家的证词，而是问起了一桩看似毫无关系的事件：被捕前一个月，米嘉第一次在莫克罗耶狂欢时，曾在醉后把一百卢布掉在过道里，这一百卢布后来被车夫季莫莫和另一个农民捡到，交给了特里方·博里塞奇，店家为此每人给他们一卢布。
“当时，或者后来，您把这一百卢布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了吗？”
尽管特里方·博里塞奇善于耍赖，但由于两名拾金者铁证如山，他也不得不承认有这回事。但在他承认之后，又指天发誓他当时就把钱交给了米嘉，“绝对真实，不过他当时醉得太狠，不一定记得这回事。”但由于他在两位拾金者出庭作证之前一口否认拾金之事，于是他说的把钱还给了米嘉以及以前所做的证词都自然要大打折扣，被人怀疑。这位对米嘉最危险的证人，其名誉受了严重损害，其品质和证词受了严重怀疑，灰溜溜地走了。
两个波兰人的遭遇比他们的前者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自觉有恃无恐，神态傲慢地出庭了。出庭之初他们就朗声宣布，他们二人以前都是为皇上办事的，然后说“米嘉先生”，拿着大把的钞票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企图用三千卢布拉他们下水。穆夏洛维奇发现多用波兰词语能提高他们在审判长和检察官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随着胆量的壮大，波兰词汇越加越多以至成了纯波兰语了。即使是这样，智慧高超的辩护人菲久科维奇还是很轻易地抓住了他们：虽然狡猾的特里方·博里塞奇在这次传讯中又花招迭出，但符鲁布列夫斯基用自己的牌偷换了他的一付纸牌的事实还是被察出，而穆夏洛维奇在做庄亮牌时做了手脚的手段也被揭穿。卡尔甘诺夫出庭证实了这一点。两个波兰人出了丑，被公众的嘲笑声击出场外。
以后的所有的最危险级别的证人落的下场与以上雷同。他们个个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菲久科维奇搞臭并稍加奚落后才放走。但是，旁听者和司法人员在欣赏其高超技艺的同时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他这样做到底能收到多大效果？虽然控方的证人及其证词都被他找出了疑问，但大家都觉得指控无法驳倒，其悲剧性在不断增长毕竟是铁一样的事实。但人们也相信这位“魔术大师”的能力，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和他悠然自得的神态都说明“这样一位人物”从彼得堡跑来不是吃饱撑的，他绝不会甘于空手而归。——人人都在静观其变。
三、医学鉴定和榛子一斤
医学鉴定对被告没有什么用处。辩护人菲尔科维奇并没希望它能做些什么，这一点别人只能从事后看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莫斯科请来一个医学专家，是她顽固地坚持做这件事。当然，这样做对辩方来说是没有坏处只可能有好处的。但是，由于医生们意见不统一，使这件事的结果有似闹剧。鉴证人除远道而来的医学专家之外，还有本地的赫尔岑什图见医生和年轻的瓦尔文斯基医生。后来，检察官还要求他们都出庭作证。
赫尔岑什图见医生是第一位以鉴定人身份出庭作证的人。他中等个头，体格结实，已经秃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他在我们城中受到普遍的看重与敬仰。作为医生他尽责尽职；作为虔诚的上帝信徒，他是一个老好人，属赫伦胡特派或“摩拉维亚兄弟会”——很抱歉，我说不准确切的名称。他是我市的老居民，德高望重，他善良、仁爱、慈悲。经常不辞辛劳地亲自上门为穷人和农民治病。从未为他们居室的简陋肮脏皱过一次眉。遇到没钱的病人，他经常免费甚至为他们出买药的钱，然而，这样的一个人，性格是倔强的，一旦观点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就绝不可能改变。若举例说明，那就是全城人都知道的这件事了：那位莫斯科来的医学专家已经贬低赫尔岑什图见医生的医道好几次了，要知道，他可是刚来本地两三天哪！
具体事件如下：莫斯科来的这位名医约出诊费很高，二十五卢布。但远道而来的名医为之诊治的机会，使我们城中的有些人不惜重金，当然，这些病人都是经我们的赫尔岑什图见大夫治过的。于是赫大夫的治疗方法在每一个病人那里都受到了这位名医的严厉的指责，这几天的后半段，这位莫斯科名医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见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是赫尔岑什图见把您搞成这个样子的吧？那个人！”自然而然，这一切都被赫尔岑什图见知道了。
追述完毕，现在轮到这三位大夫出庭了。赫尔岑什图见医生直截了当地声明“被告的头脑显尔易见地不正常”。他列出了很多证据，我不再赘述。我要转录的是他的结束语：从被告以前的行为中可以看出这种不正常，从此时此刻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不正常。受法庭的请求，他开始解释此时此刻如何看得出来。老医生忠厚老实、直性指出，被告走进大厅时，“阔步而行，目滞前方，像一个士兵，这与环境不和谐，可谓神色异常，他平时对女性特别喜爱，进入大厅及以后一定想了很多女士们怎样说他的事，但他对左边的女士们连看都没看一眼，也可看出他不正常”，这就是老医生的结束语，颇有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他一般情况下说俄语，也喜欢用俄语讲话，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德国调子。然而他正是以此为豪，称自己是使用俄语的典范，“俄国人也没我用得好”，这个习惯已经化为他的个性，另外，他非常喜欢俄罗斯的谚语，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精彩、最富表现力的言辞。还需指出的是，可能是这位老先生心有旁鹜，一些最普通的词语常常被他在交谈中忘掉，好像他的记忆会把这些明明知道的词语突然莫名其妙地抹去一样。这种情况在他不限于使用俄语、德语亦是如此。遇到这种情况，他的一只手在自己的身前莫名其妙地摆动着，像是在搜寻那个迷失的词语，如果他没有找回它们的话，已开始的谈话只得断着。我们的这位老医生是个终身未娶的忠实的老光棍，向来把女人看作高尚和理想的生命体，并因此受到本城女士们的喜欢。他说被告进来时的目光应该投向女士们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公众的窃窃私语：大家都觉得他这句话太有趣、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对莫斯科名医的讯问开始了。他用激昂的语气强调，他认为米嘉的神经有问题，其精神状态“极不正常”。凭借着自己的渊博的知识和翔实的资料来为众人解释“迷乱”和“躁狂”为何物，并结合他所集取的被告的种种行为得出结论：被告处在不容置疑的精神迷乱状态，并且在被捕前几天就已经这样。由于这种病人是被病态的冲动所控制，人自身并不能自主。这样，如果说米嘉犯了罪，那么虽然他不能意识到，却无力抵制自己的这种行为。
刚才所转述的只是这位莫斯科名医关于米嘉患有精神迷乱的论述，下面看他如何论证米嘉患有躁狂症。他说，这预示着被告将直接走向彻底的疯狂。（笔者说明：名医在论证他的观点时，其语言专业性、学术性都很强，笔者只好把它们“翻译”得适合读者阅读。）“米嘉先生的一切行为都不符合常识和逻辑，”他继续论证，“这桩案件即整个罪行本身我没有看到，在这里我暂且不以它为例，就是拿我们的谈话来说，他也莫名其妙地眼神呆滞。他会突然对毫不该笑的事突然发起笑来。经常无缘无故地怒气冲天，说话也文不对题，常把‘贝尔纳’、‘伦理’之害的词语突然冒出来。”接着，莫斯科名医断言，以下为米嘉狂躁的最突出的表现：被告认为他的三千卢布被别人用欺诈的手段侵吞了，于是，他只要一提到这笔钱，他就会暴怒，而对他受到的其他的一切挫折和亏待，他却能谈笑自若，想得很开。人人都知道米嘉不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也不是一个吝啬守财的人，但大家后来知道，他过去也是一提起那三千卢布就会暴跳如雷。
带了讽刺的口吻，莫斯科名医用这样的补充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的那位饱学的同行的论断，即被告走进大厅时应当看左边的女士们，而不应该直视前方，我认为是错误的，公众嘲笑得合情合理。当然，我也认为被告不应该呆视前方，因为他走进的大厅决定着他的命运，但我坚决不同意他应该瞅向左边的女士们的观点，因为他的命运现在完全寄托在辩护的成功上，所以，他的目光应该向右搜寻他的辩护人，这才是他的全部希望所在。——当然，他直视前方的呆滞目光，确定应看作他精神失常的证据。”莫斯科名医表述了自己的见解，明确而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