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嘉从自己的座位上猛地冲起来：
“我不否认自己曾经酗酒和放荡。”他的口气又粗暴得让人无法想象，几乎就是撒野，“我有贪图享乐，招惹是非的罪过。我本想改头换面，做个好人，但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捉弄了我！但这个老头子的死跟我毫无干系，他是我的仇敌，也是我的父亲！他被盗也跟我毫无关系！我无罪，也不可能有罪，不可能！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个混帐东西，但他不偷人家东西！”
他嚷完这通话，在被告席上坐下时已浑身发抖。审判长再次简短地警告他：必须正面回答问题，不得往别的事情上扯，更不能大吵大嚷。接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这时我才得以看到他们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证人都被带去宣誓。但被告的两个弟弟却被特准不经宣誓而作证。宣誓之后，审判长又对他们进行告诫，接着，证人们被带到一边，相互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下面，将对他们逐一传讯。
二、致命的证人
不知道事先是否就是这样安排，但我可以看出证人被审判长按控方和辩方分成两组，而且他们也是按某种顺序被传讯的。冒着诸位读者说我嗦的危险，我再次声明我不会依葫芦画瓢地描述所有的讯问。因为到法庭辩论阶段、所有证词的全部内容和涵义将被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集中起来，从最清晰、最有力的角度加以阐释。到时我将转述我所记录的两位的精彩辩说的部分段落，因此，现在如实转述讯问全过程将造成累赘。当然，在转述最后辩论之前必须提到那时突然发生的一段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因为它对此案的悲残结局无疑影响巨大。
我想指出此案的一大特点，人人都看得出来，从开庭的几分钟内它已经显得十分突出：起诉一方的指控远远比辩护一方的论点有支持力得多。这个案件有关的事实在这森严的审判庭逐渐凝聚集结的时候，它本身恐怖和血淋淋的实质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人们随之明白了控方的强大和辩方的无力。或许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宗一边倒的案件，没有什么可疑问之处，所要进行的辩论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毫无必要。铁证如山，被告明摆着有罪，感觉告诉我，虽然所有的女士们坚定地相信被告从头到脚都有罪，但她们还是下意识地焦急地期盼着宣告她们有好感的被告无罪的声音响起。这样还不够，我觉得倘若不是有这些确凿而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的话，她们不会有这么高的兴致，因为那样将削弱最后宣布案犯无罪时的强烈戏剧效果。但说来也奇怪，所有的女士又同时从始至终深信米嘉将被宣告无罪。“他确实有罪，但应该宣告他无罪，人道主义不是这样讲的吗？现在可是正时兴这种新思想，新思潮啊，”等等。检察官和大律师菲久科维奇的较量，则为男士们所瞩目。把他们的胃口一直吊起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面对这场注定要输的官司，奇才菲久科维奇究竟能想出什么高招呢？于是，大家都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妙口回春。
但是，人们什么都没发现的状态，一直不得不保持到这位大律师最后发言之前。从他的姿态中可以看出他可能已成竹在胸，有经验的人预感到他已经有了一整套构想，其前面已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没有任何人能猜透它。但是，他的自信力是一望即知的。此外，大家立刻满意地注意到，在来我市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他对案件能够了如指掌，且“把它研究得如此精透”，实在令人惊奇。例如，他如何把全部的控方证人及时引入圈套，并十分轻易地把他们搞蒙，进而从事实出发直指他们的道德名声，自然而然达到使他们的证词有贬值的目的。然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仅仅是他正式辩护的前奏。无非是为他的名律师风采略显身手，以表明他没有忽略作为辩护人的种种招数，因为谁都知道，做往证人脸上抹黑之类的事不会给辩护人的辩护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他自己绝不会傻到为这样做而这样做的地步。这不过他想放松一下气氛，并为此把他的辩护杀手锏掖藏起来，好到时候一下子亮出来以造成最佳效果。眼下所做的事情，只是在他自信于实力的基础上先玩一把以自娱而已。
例如，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死去了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原来的贴身仆人曾提供一条强有力的证据：“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于是，菲久科维奇就在讯问格里果利时紧紧抓住他不放了。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虽然法庭上气氛威严、旁听席上万头攒动，虽然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只是一个老仆，但他没有丝毫的慌张和胆怯、而是神态从容而庄重，提供证词时，他的语气是自信的，只是比他单独同玛尔法·伊格纳若耶夫娜说话多了一些恭敬，想搞晕他简直不可能。在检察官有关卡拉马佐夫一家的种种细节的长时间的提问下，他清晰地展现出了一幅幅鲜明的家庭图景，无论是语言还是神态，都表明他是一个诚实老实、毫不偏心的人。比如，虽然他对已故的老爷极其尊敬，但是他依然认为老爷对米嘉不公平，说他“没有尽职尽责地抚养孩子”，讲到米嘉童年时代时，他说：“如果没有我在，小米嘉会被虱子吃掉的。”又说老爷亏待了儿子，侵吞妻子祖上传来应该由儿子继承的田产。但当检察官要求他为自己的话提供证据时，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却令人惊讶地拿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证据，但他依然坚持己见，说父亲结帐时做了手脚，应该补给儿子好几千。应该顺带说明的是，谁也不能确定费尧多尔·马甫洛维奇确实占了儿子的便宜。凡是有可能了解此事的证人，包括米嘉的两个弟弟阿辽沙和伊万·费尧多罗奇在内，检察官不曾放过任何一个向他们提问这个问题的机会，得到的只是人人都说有这回事，但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材料，更不用说似铁的物证。格里果利描述了那次在餐桌旁发生的事情，说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由外闯入家门，殴打并扬言要杀死父亲。——老仆人这段叙述使所有到庭人心中米嘉的形象又阴暗了许多，加之以叙述者沉稳从容，语言简洁又极具特色，其效果比起雄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在这次事件中，米嘉猛击老仆人的面部并把他打倒，但他早把这至之度外从未记恨。一提起死去的斯麦尔加科夫，格里果利就在胸前画十字，说他办事能力很强，只是头脑太糊涂，又生有叫人痛苦不堪的病，叫人皱眉的是他受了老爷和二少爷的影响不信仰上帝。但格里果利坚定地认为斯麦尔加科夫是诚实可信的，并特举例加以证实，说很久以前斯麦尔加科夫拾金不昧，老爷还特为此“给他一个金币作奖赏”，并从那以后对他信赖有加。提到那个重要的问题时，老仆还是一口咬定“通往花园的门是开着的”。以后还对格里果利提了许多问题，可惜我没记下来。
最后由律师发问他一开始就询问信封的问题“据说”这个信封是用来装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为“某个人”准备的三千卢布的。
“您多年以来一直做老爷的贴身仆人，您是否亲眼看到过这个信封？”
“没有见到过，”格里果利回答说，“也没有听说过这笔钱，——直到如今这件事人人皆知为止。”菲久科维奇像检察官反复提问有关父亲侵吞儿子钱财的问题一样，锲而不舍地提问这个有关信封的问题，但得到的答案却如出一辙：人人都听说过这件事，但谁也没见过那个信封。人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辩护人在这一问题上穷追不舍的做法。
好像是这位大律师突发奇想，菲久科维奇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预审告诉我们，出事的那天晚上临睡前，您根据某个土药方用一种药液擦腰，以期治好您的腰疼病，现在，能否让我向您提一个问题：那种药液，或叫膏药，包含那些成份？”
格里果利被这个问题迷惑住了，呆望着提问人有好大一阵，之后嘟哝了一句：
“里面加有鼠尾草。”
“只有鼠尾草吗？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也有车前子。”
“应该有胡椒吧？”菲久科维奇试着问。
“胡椒也有。”
“可能还有其他的。是用伏特加浸泡这些草药的吗？”
“用的是酒精。”
于是，一阵窃笑在大厅中泛起。
“您看，用的是酒精。那，是这样，您擦好了背和腰之后，是不是把瓶里剩下的药液喝下去了呢？并且您还做了只有您的太太一个人了解内容的祈祷，是不是？”
“是做着祈祷喝了下去。”
“大概喝了多少？一小杯？两小杯？”
“有一大杯的样子。”
“是一大杯！或许是一杯半吧？”
格里果利似乎有点儿清楚了他的意图，不再开口了。
“一杯半纯酒精，——是不是过了点头，您说呢？不用说是通往花园的门开着，就连“天堂之门洞开”也会看得清清楚楚啊，难道不是吗？”
格里果利依然缄口不语。又一阵笑声。审判长的身躯也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
“您能否肯定，”大律师菲久科维奇紧追不舍，“在您看到通往花园的门开着的那个时候，您不是在梦中？”
“我那时站着。”
“这还不能证明您不是在梦中，”笑声再次于大厅中响起，“如果在那时候有人问您什么事，——比如问您今年是哪一年，您是不是答得准确？”
“这我不能保证。”
“那么，今天处于哪一年？按我们的计算方法把耶稣诞生算作元年，今年是哪一年，您知不知道呢？”
格里果利眼睛盯着这个给他洋罪受的人，呆立在那儿不知所措。从外表情态上看他显然真的不知道今夕是何年。
“那么，您或许还不知道您一只手上有几个手指吧？”
“我是个低下的仆人，”格里果利忽然一字一顿、十分清晰地大声说道，“如果大人存心拿我逗乐，我只好忍气吞声了！”
这时，大律师菲久科维奇也好像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没等到尴尬来临，审判长干预了，他很客气地提醒辩护人，不应该提这种太不恰当的问题。菲久科维奇也于此时宣布他的提问已经结束，并不失尊严地鞠了一躬。
一个喝了过量的酒精治病草药的人，并有可能看到“天堂之门洞开”之类的幻景，而且还不知道今年是耶稣纪年的哪一年。那么这人所提供的证据有可靠性吗？这就给公众和陪审员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怀疑的影子。而这正是辩护人的目的。但在格里果利还没退下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讯问格里果利的最后一道程序开始：审判长问被告对刚才的证词是否有话可说。
“除了关门的事之外，他全说了实话，”米嘉大声说，“我感谢他在我小时候为我捉虱子；我感谢他不记恨我打他的事。这老头儿一辈子诚恳老实，对我父亲的忠心比七百条哈巴狗还要多！”
“被告，注意用词！”审判长再次发出严厉警告。
“谁是哈巴狗！”格里果利低声抗议。
“我是哈巴狗，我是！”米嘉高叫起来，“如果他受了这话的伤害，那我自己把它认了，我向他致歉：我是畜生，我从小就对他很蛮横！我对伊索同样无礼！”
“哪个伊索？”审判长怒气冲冲地问。
“小丑伊索！……我指的是我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
审判长再次提出警告要他小心用词，使审判长的警告已达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地步。
在讯问证人拉基津的程序中，辩护人依然做得十分高超。拉基津，是检察官非常看重的最有力的证人之一。事实上，他接触过很多人，看到过很多事，又擅长言谈，十分了解卡拉马佐夫父子四人，堪称知之甚详。这个人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当然，关于装着三千卢布的信封的事，他也是耳闻于米嘉。但是，凡是能给米嘉英雄增添光彩的事无不详细道来。其中包括米嘉在“京都酒店”纵酒闹事的“光荣而辉煌”的历史和“澡擦子”斯涅吉辽夫的那件事。但有通天知觉的拉其津却对父亲在田产结算中占儿子便宜的事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只是用看不起的口吻泛泛而谈：
“任何人看了卡拉马佐夫家的混沌帐目都会头昏眼花。谁也算不清他们到底谁欠谁的，谁也断不明他们父子谁对谁错！”
他把本案描绘成树老根深的农奴制的残毒，说它是俄国体制不当而陷入混乱状态的必然结果。反正，他是抓住了一次发表高见的机会。这次案件使拉基津先生第一次崭露头角，开始为人所注意，检察官知道这位证人写的一篇评论此案的文章已被某家杂志发表，检察官读过它并在以后的发言中引用了该文的看法（如果读者有兴趣往下读，将获知此事）。
控方的地位被这位证人描述的阴森恐怖的图景大大地巩固了。从总体上看，拉基津的见解以其独特的思想和横行于空的气势搞得公众五体投地。在他谈到农奴制和俄国当前的混乱状态等处时，还颇有几下掌声响起。
但是，拉基津毕竟还嫩了点儿，他犯了一个错误，但这个小小的错误立刻被敏锐的辩护人抓住并出色地加以利用了。那是在回答关于格露莘卡的问题时，他由于陶醉于自己的精彩发言，没有及时收回翱翔于九重天外的自己而继续天马行空，竟然驾着鄙夷的口吻说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是“商人萨姆索诺夫宠养的姘妇”。当然，事后他立即后悔了。虽然他愿意付最高的代价收回那句话，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辩护人就在这一点上揪住了他。大律师菲久科维奇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如此鲜为人知的细节使得拉基津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