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冰鉴(第七卷)
2325200000013

第13章 声音鉴附录(13)

从历史上看,一场阴谋政变得逞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政变的策划者,总是要实行两手统治:一面大开杀戒,诛除异己,一面封官赐爵,安插亲信。实行这两手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巩固自己刚刚篡夺的政权,企图达到长治久安。第一个目标就是蒙恬、蒙毅兄弟。他与蒙毅宿怨很深,而蒙恬又手握重兵在外这就使赵高深为忧虑,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他向二世进谗说:“我听说先帝早就想择贤嗣立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屡次谏阻。蒙毅又整天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命,仍立扶苏。现在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氏兄弟一定要为扶苏报仇,恐怕陛下寝席难安啊!以愚臣之见,不如杀掉蒙氏兄弟,以绝后患。”二世听了赵高的话,便拟定诏书,将蒙毅囚了起来,准备处死。二世的叔父子婴得知此事后,立即进谏说:“从前赵王杀死名将李牧,误用颜聚;燕王轻信荆轲,违背秦约;齐王屠戮先世功臣,偏信后胜,最后都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如今蒙氏兄弟,为我秦朝大臣谋士,有功于国家,陛下反要把他们诛死,臣以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臣听说轻虑多疑是不可以治国的,自作聪明是难以成为明君的。如今诛戮忠臣,宠信小人,一定会招致群臣的离心离德,还请陛下审慎为是。”二世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最后还是以“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的罪名,杀死了蒙毅。接着二世又派使者至阳周,赐书蒙恬道:“你负罪太多,你弟弟蒙毅又有大罪,所以赐死于你。”蒙恬进行了一番表白自辩,最后吞药自杀了。消息传开后,天下舆论都为之呼冤,而赵高却为除去了这两个心中隐患暗自欣慰。

沙丘政变尽管干得很诡秘,但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时虽被隐瞒过去,事后也总不免要渐渐漏出破绽。日子久了,诸公子渐有所闻,他们暗地里互相猜疑,或者交头结耳私下议论。赵高与二世慢慢地也听到一些风声,未免暗自忧虑。一天,二世把赵高召来,心事重重地对他说:“如今我虽然继承了皇位,看来大臣们并不顺服,一些地方官也都各自为政,而诸公子也必然要与我争位,如何是好?”这话正中赵高心怀,这件事也正是他的隐忧。但他却故意鋳躇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道这件事臣本来早就想说,但一直没敢直说。您想,先帝的那些大臣,都是天下有名的显赫贵族,功劳累世相传。而我赵高素来微贱,幸蒙陛下赏识提拔,居于上位,管理内政。所以大臣们心里怏怏不乐。他们只不过表面上顺从,心里其实是很不服气的。再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们都在怀疑,而诸公子又都是陛下的兄长,现在让他们跪拜称臣,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会发生变乱。”二世听了,深表同意,便向赵高请教对策。

赵高说:“如今不是讲究文治而是决于武力之时,急须大振威力。要立威,就必须制定严酷、苛刻的刑法,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连坐,直至株连九族。清除那些心怀不满的大臣,疏远那些兄弟骨肉。而后,再采取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办法,换上一批亲信,这样,既可除去先帝的那些旧臣,又可安置陛下所亲信的人,谁不感恩戴德,忠于陛下呢!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肆意享乐了。”二世认为是好主意,便让赵高重新订立法律,凡群臣、诸公子有罪的,全部交由赵高处置。于是,赵高大开杀戒,又把屠刀挥向诸公子。

赵高诚然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但也不能不承认其巧言令色善于揣摩人心说理,即使是歪理让他也讲得气壮如牛煞有介事,而其他的人包括李斯在内却显得无嘴无心意志软弱,他们这么多人能有一个志坚于赵高、辩高于赵高者也不会落此下场,历史也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了。所以诡不可怕,行诡用诡者并非真的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只要敢于斗争,就能知诡胜诡。无理的人都能那么有胆量,有理有力者又为什么要害怕呢?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之后,派部将武臣(号武信君)略取赵地,连克10余城,其余皆固守不下。相持之余,武臣欲速定赵地而无由以进;秦朝地方官员人心惶惶,欲求后路而无由以退。

蒯彻心知,处在这一进一退之间,只要能设法周旋其中,走好一着棋,便能全盘皆活。于是,他编成一篇危言,先去游说范阳令徐公,一见面便说:“臣是范阳平民蒯彻,因我暗自怜悯徐公将死,故来相吊。虽然您危在旦夕,却又得我而生,值得祝贺。”

徐公乍闻这耸人听闻的“将死”二字,不由得面色陡变;乃至听说尚可转死为生,又觉得诧异不解。在这忽忽生死之间,便不由自主地伏身下拜,叩问其故:“先生何以为我而忧?”蒯彻说:“先生任秦县令10余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脸上刻字涂墨)人之面,真是数不胜数。慈父孝子争欲杀公,以报私仇。所以不敢试刃于公之腹,实为畏惧秦法。现今天下大乱,法令不施,慈父孝子将乘机报仇,而成‘慈’、‘孝’之名。这就是我要为您忧虑的原由。”这话恰恰说到徐公的心坎上。自陈胜、吴广起事以来,尤其武臣政略河北之后,他反复思索却终无良策的正是这些。因此,徐公急忙接问道:“我何以遇先生而生?”蒯彻说武信君武臣不嫌我愚钝,派人向我询问祸福。我正要前去见他。”接着,他把自己见到武臣后的打算告诉徐公。

徐公听完,再拜称谢,立即备办车马用具,送蒯彻去见武臣。

武臣见蒯彻盛装前来,便当作上宾接待,并虚心请教定赵之策。蒯彻说:“将军倘必欲战胜而后略地,攻战而后下城,我以为这是危亡之道。如能用我之计,可不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定。”武臣忙问:

“先生此话何意?”蒯彻回答范阳令本应整顿士卒,准备迎战。然而,他贪生怕死,迷恋富贵,故欲以范阳城先降武信君。倘若先降者得不到优惠,则边城必将互相传告,婴城固守,那便是金城汤池,万不可攻。为君之计,不如备华盖朱轮之车,迎接范阳令,使他游行于燕、赵之郊,夸示荣耀。边城见先降者身得富贵,必然相率而降,犹如阪上走丸,这就叫做传檄而千里定。”

武巨大喜过望,果然备下车辆100乘、骏骑200匹以及金印紫缓,迎接徐公,封之为侯。燕赵闻风,先后有30余城投降武臣。蒯彻一张嘴连接了双方的心而实现了买空卖空的目的。

在刘疑与项羽的战争中,蒯彻料知韩信在楚、汉之间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附汉则汉兴,倚楚则楚胜。但是,他更清醒地看到,不论汉兴或楚胜,韩信均不得善终。原因在于他才兼文武,有着震主之威,不会得到刘、项竭诚信任。早在汉三年六月,项羽攻克荥阳,进围成皋时,刘邦逃到小修武,曾自称汉使,于凌晨驰人韩信军营,趁他未起,收取符印,易置将士,削夺其军。这已露出刘邦忌韩信的端倪。鉴于此,蒯彻便以江湖术士的身份再下说词,试图先用诡秘之语来感悟韩信。他说道:“早年我曾研习相书,可我相君之面,最大不过封侯,况且危而不安;然而相君之背,却是贵不可言。”以韩信的聪明,自然知道“背”,是“背汉自立”之意:但为了测其高深,故意反问道:“先生此言何谓?”蒯彻示意支开闲人,然后独对韩信发表了一通高论。首先,他对比今昔时势的转变,分析了两个最大军事集团的实力现状,说道:秦末初发难时,英雄豪杰建号侯王,登高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众如鱼鳞杂袭,势同飙至风起。当此之时,唯独思虑灭秦而已。如今秦亡,继之以刘、项分争,致使无数人民肝脑涂地,流离于荒野。汉王率数十万之众,拒守巩、洛,背山阻河,却未建尺寸之功,甚至屡挫败北,兵溃于荥阳,箭伤于成皋,退定宛、叶之间,这叫做智勇惧阳。楚人起自彭城,转战逐北,进至荥阳,因利乘胜,威震天下;然而却兵困于京、索之间,势穷于西山之下,至今已3年。楚、汉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疲极,命无所归。”随后,蒯彻又指出当时韩信所处的重要地位:“以我所料,非有天下贤圣,难息天下祸乱。当今,刘、项悬命于将军:将军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强。我愿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以效愚忠,唯恐将军不能用我之言。”蒯彻边说,边注目观望韩信,见他凝神沉思,遂把自己的计划和盘端出:

“方今为将军计,莫如两利俱收,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如此,三方互相牵制,则无人胆敢轻举妄动。凭将军的贤圣,有如此多的甲兵,依靠富饶的三齐之地,合纵于燕、赵诸侯,乘楚汉后方空虚,体谅百姓的心愿,西向为民请命,制止刘、项之争,则天下谁敢不听!然后,将军据齐国故土,收淮、泅等地,以德怀柔诸侯,以礼相待士民,则天下君王必能争相朝齐。常言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将军深思熟虑站在韩目一方来说,这确乎是最高明的建目。说他“高”,首先在于蒯彻抓住了业已成熟的时机。即所谓“时至”。以韩信的杰出军事才干,乘刘、项势穷力竭之际,确可坐收渔人之利。再者,蒯彻对当时的民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看到了远自战国以来的长年分裂战争留下的创伤,也看到了秦王朝的短暂统一却无相应的安定,尤其看到秦末以来已连续6年的战乱,使“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曹”,生民倒悬于水火,普遍滋长着厌战情绪。就连项羽那样嗜杀成性的人物,也发出“天下汹汹数岁”的浩叹。当此之时,罢战修和是极有吸引力的口号(通常人并不知道三足鼎立会造成什么后果可惜,韩信只是个非凡的军事家,却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仅仅有大将之才,却不是帝王材器。他拒绝了这种建议,后来天下刚刚平定就被刘邦和吕后杀害了。临死他发出了“悔不用蒯彻之言”的长叹。

汉高祖平定陈稀,回师长安,听到韩信临终之语,急诏齐国传讯蒯彻。

蒯彻来到长安,汉高祖斥之说你曾教唆过韩信谋反吗?”蒯彻自认不讳:“然,臣固(确实)教之。竖子(对韩信轻蔑称谓)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杀)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这种应对,简直是斗胆。刘邦大怒,立即传命,要把他烹杀。蒯彻却从容辩解说:“狗各吠非其主(非本家之人K彼时(那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况)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树者先得。天下汹汹争欲为陛下之所为,顾(只是)力不能,可殚诛邪(难道能将往日的竞争对手斩尽杀绝吗)!

蒯彻这番话,也是冷眼观世所得到的沥尽心血的斟酌之辞。其一,他面对的是有政治远见且豁达大度、惜才怜士的刘邦,而不是心妒手狠的吕后,所以采用实话直陈的方式。这虽然冒着冲撞龙颜的风险,却足以引起惺惺惜惺惺之意。其二,他陈辞之时,天下已成一统局面。倘在群雄并争之际,定把敌国的忠臣智士视为大患,非能招降之,则必诛除之。天下安定之后,当国明君,往往以旌扬忠贞气节为务,借以感悟本朝臣民。刘邦对丁公、季布兄弟一杀一捧,道理就在于此。

所以,深谙世故的蒯彻,敢于以昔日对韩信的忠贞自命,竟能避开杀身之祸。结果,刘邦传命赦免蒯彻。

汉六年(前2011年)正月,刘邦分封同姓为王,以庶子刘肥为齐王,命曹参为齐相国。曹参相齐9年,礼贤下士,曾请蒯彻为幕宾,参议政事。

齐国有处士东郭先生和梁石君,早年曾被齐王田荣劫持,屈意从乱。田荣败亡以后,二人自惭出仕匪类,一同隐居深山不出。

到曹参相齐时,有人对蒯彻说先生受曹相国礼遇,在拾遗举过、显贤进能方面,齐国无人可比。齐国有处士梁石君和东郭先生,世俗之人莫能望其项背,先生为何不举荐给曹相国?”蒯彻说道:“好。”又一转念:凡微举事成功,必需探索成功的奥妙。于是,他对来人讲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故事我乡里中有个妇人,平日与邻居相处和善。一天,这个妇人家夜间丢了一块肉,婆母疑被她偷走,生气把她逐出家门。妇人清晨起身离家,与邻里辞行,顺便说起被逐的原因。有位老太婆说:‘你路上慢点走,我有法子让你家里的人去追你回来。’说完,老太婆拿了一把乱麻乞火(引火)于丢肉之家,编了一番话说:‘昨夜间,几只狗争一块肉,互相厮斗起来,咬死了我家的狗。我来引把火,去炖狗肉。’这家听罢此话,急忙去追回媳妇。从这事来看,乡里老母并非谈说之士,乞火也不过是还妇之道,然而却能达到预期目的。道理何在?在于物有相感,事有适可。我也要相机行事,去‘乞火’于曹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