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有两句着名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意思是说，只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云遮眼，看得清晰透彻。同样，我们在识人问题上，也只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云遮眼，看得清晰透彻。在识人问题要想清晰透彻地发现、鉴别人才，必须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所谓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是指我们要站在较大的范围、较高的层次来看问题和想问题。我们识人要站在前人的肩上来观察、分析人。因为前人在识人问题上，已经为人们总结了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经验和方法。只有以前人识人的智慧、经验和方法为基础，吸取其识人的精华，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识别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在识人的问题上，不仅要站在前人的肩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识别人才，而且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识别人才。从当今所处的信息时代来识别当今时代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别人才。在识别人才时，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未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识别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到未来对人才的需求，识别跨世纪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说识人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就是指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对古今中外关于识人的丰富知识和方法要充分地利用来为今天识人而服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站在较高的一层，来看较低的一层，有助于克服固步自封，或者“夜郎自大”，从而更准确地及时发现和识别真才实学者。在识人时，我们主张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或比较，第一是站得高，看得远；第二是居高临下，看得清。看得远就能高瞻远瞩，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能力，而会自觉追求更高的目标；看得清就会自知之明，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谦虚好学，自强不息。这样，就会对识人问题产生新概念，新方法，就会突破原有的识人的习惯领域，使自己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古人云：“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这是《吕氏春秋·疑似》
篇中一句名言，其意思是：琢玉的匠人最担忧的是像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最担忧是有像吴干那样的劣剑。这两句话常被用来比喻忠奸相混，贤愚相杂，不易识别。所谓“大奸若忠”，就是疑似。玉人即琢玉的匠人。然而，“玉石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意思是说，玉和石的样子相像，只有技艺精良的人，才能识别出来。如果从识人角度来说，是讲只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从平庸的人中发现人才。
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人才未识之前，如“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
即好玉没剖出来时与瓦石相混在一起，如同一类；千里马没有奔跑时，与跑不快的马杂混在一起，分不出好坏时，更需要良工巧匠那样的贤才，才能识别出贤才与不肖之才，有用之才与无用之才来。
假如“买玉不论美恶，必无良宝矣；士不论贤良，则无士矣。”这就更说明买玉不识别好坏，必然没有珍宝；选择人才不进行识别，不论是否贤良，就没有贤才。既然识别人才是如此重要，我们就需要有识贤的贤才。如果没有识贤的贤才，那种“山中荆噗谁知玉，海底俪龙不见珠”的局面和现象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一旦有了贤才，“瞻山识噗，临川知珠”的奇迹就会出现。也就是说，贤者即有慧眼者能远看山崖，就可以看出山上有璞；面对河川，就可知水中有珠。换言之，这里是指出善识人者能于众人之中发现贤能，有慧眼者能识奇才于未露头角之时。英国科学家戴维，在法拉第是一个印刷厂学徒时，他慧眼识才，支持引导法拉第走上科学的道路，唐代诗人顾况提携白居易于未名时，这些人都受到后人的敬重。
识人不易，识贤才更不易，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识人才。在古今中外识人史上，别具慧眼的人才也数不胜数。
达尔文读的是剑桥神学院，神学成绩不佳。很多人认为达尔文只知道飞鸡斗狗，智力远在普通人以下，是个平庸者，但是植物学教授汉罗却看出达尔文有着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别器重达尔文的观察力和喜欢独立思考的治学品质，并力保他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从而使一个“平庸”者，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家。
黑格尔在读书时，也被人视为“平庸少年”，有人画漫画奚落他，把他画成拄着两个拐棍的小老头儿。认为他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但是，有人却很赏识他，他的老师曾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道：“健康状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字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太用功，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位老师是善于识才的。
1884年，汤姆逊担任卡文迪许实验主任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是世界研究生制度的开端。在汤姆逊的第一批研究生中，有一个农民模样的新西兰青年，名叫卢瑟福。汤姆逊很快就发现了卢瑟福的杰出才华，曾经荐举他出任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物理教授。1908年，卢瑟福获得诺贝尔奖金。1919年，汤姆逊热情邀请卢瑟福前来卡文迪许实验室担任主任，自己则慨然让贤。汤姆逊为人才开路的高贵品质，在科学界有口皆碑。
在中国历史上，别具慧眼的人也大有人在。晋代的皇甫谧亲自为无名青年左思所写的《三都赋》作序，使之名噪洛阳。唐代诗人顾况提携白居易于未显时；鲁迅举荐了肖红、肖军、柔石、叶紫；章靳以、巴金发现了曹禹的过人才华；赵树理对陈登科一篇错别字连篇的稿子格外器重，从中发现了作者未经琢的杰出文学才能。徐悲鸿睿目识宝，从一个国画展鉴会上发现了齐白石，使他60岁走出茅庐，称雄画坛。
古人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意思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支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这两句话把得马、得剑和得人比较，指出了得人的重要。说明伯乐、欧冶的识才和自身贤良的重要性。伯乐，即孙阳，古之相马者，春秋时秦穆公之臣。欧冶，即春秋时期善铸剑者，相传曾为越王铸过鱼肠、湛卢、巨阙胜邪、纯钧等五支宝剑。
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原因就在于：世有伯然后有千里马。也就是说，“只有当世上有了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能被发现。如果没有伯乐的出现，千里马就不会被发现。“飞黄伯乐不世出，四顾骧首空长撕。”实际上，“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世上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不过是缺少九方皋那样的善于相马的人罢了。也就是说，世上人才到处都有，只是识才之才难遇。所以，有人提出“华章藻蔚，非膝腴所玩；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这就指出了识别人才的人需要有良好的素质。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是说，千里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却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没有怕乐，千里马虽然存在着而不被世人所发现；一旦有了伯乐，一直存在着的千里马才被人发现。可见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意指有了识才之人才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才，能识别人才的人，比人才更难得、更可贵。
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还在于“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骐骥长鸣，伯乐昭其能”，“唯贤知贤，唯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
“人生机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识人知人需要能识千里马那样的伯乐，而对于伯乐这样的人才，世上任何时候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问题在于患不识伯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有马常有，而怕乐不常有。”这是唐代韩愈的一句名言。其意思是指世上有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被发现。千里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这说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当有了识才之人才会涌现出无数人才，能识别人才的人，比人才更难得、更可贵。
韩愈在《杂说》篇中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结论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抵辱于奴隶人之手，马骄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意思是说，虽然有千里马，但是由于缺乏伯乐式人才，千里马也只能辱没在不识马的人手里，和普通马一样，死在马厩里，而没有被认作千里马。这里说明了知人是很重要的，没有知人本领的伯乐，千里马也就难以发挥作用。屈原以骏马自喻，感叹无人了解他，“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即伯乐死后，还有谁能识别骏马呢？苏轼在《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奉君举进士不得》中也指出：“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意思是说，世上没有伯乐，明明人才不得其用却反说用得很好。《国策·楚策四》说：有匹千里马拉盐车上陡坡，拉到一半上不去，膝折腿神。伯乐赶上，攀辕而哭，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千里马身上。后来就用以比喻有才而遭抑制，不得其用。
古人说，“唯圣贤知贤，唯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这就是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解圣明的人，平庸之贤处处能够了解杰出人物呢？从识人角度来讲，这不无道理。
“终是君子材，还思君子识。”贤明的人才，终究要贤明的人去发现。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因为历史经验也反映证明：“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正因为杰出的人物，鄙俗的人是不能发现的，所以能够担任起识别人才的人，自身必是非同凡响的人。
我们也常说，俗眼不识神仙，也是指普通世俗的眼光不能认识非凡的人物。非凡的人之所以能识非凡的人，就在于“视之明也，鉴于贤，不在见于蚊。”
识贤须贤才，这是识才的一条基本经验。“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就是说，得到贤人，国家就会昌盛；失掉贤人，国家就会衰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得贤需要识贤的贤才才行。《战国策》记载的淳于髡荐贤的一段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策》记载，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宣王觉得很奇怪，问他：“我听说人才难得。千里之内，能选择一个贤士就是相当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是很难的了，你怎么能一天之内可以为我们推荐七个贤士呢？看来贤士真是太多了。”
淳于髡说：“不能这么说。你看，同类的鸟儿总是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比如说要寻找柴胡、桔梗这些草药吧，你若是到洼地去找，一辈子也找不到阿是如果到泽泰山、梁父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这样。我淳于髡总算是一位贤士吧？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像到河边汲水，用火石取火一般容易。我准备再推荐一批贤士给大王哩。何止这七个呢？”
在国外，识贤靠贤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历史上达兰贝看到18岁的拉普拉斯一篇力学论文就敢于推荐他担当教授。在着名希腊文、数学和天文教授巴罗的赏识、荐举下，26岁的牛顿就当了数学教授。诗人爱默生看到美国诗人惠特曼未成名时自费出版《草叶集》诗集后，被有的评论家辱骂惠特曼是”不懂得艺术，就像猪罗不懂得数学一样”，立刻亲自写信给惠特曼，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草叶集》再版时，附上爱默生的信，从而使这本诗集蜚声诗坛。
慧眼识良才，识贤须贤才，从汉文帝见周亚夫治军有法赞其真将也能看出这一点。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匈奴大肆人侵边境，汉文帝便任刘礼为将军，驻军坝上；任徐历为将军，驻军棘门；任周亚夫（绦侯周勃之子）为将军，驻军于细柳，以抵御匈奴。文帝亲自前往慰劳军队。
到坝上和棘门军营，文帝车驾长驱直人，将军们都下马相迎。及来到细柳军营，将士身披铠甲，持锋锐兵器，拉满了弓箭，戒备极其森严。文帝车驾不得人。
生行官上前说：“天子且至！”守卫军门的都尉说：
“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文帝驾到，也不得入。于是，文帝派使持节告知周亚夫：“吾欲人劳军。”亚夫才传令开壁门。守卫壁门的将士对随文帝来的从属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马也。”文帝便鞍辔慢行。到中军营帐，将军亚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介胄之士万年平，请以军礼见。”
文帝脸色变得严肃，身靠车前横木以示敬意，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劳军仪式结束，文帝离去。即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坝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因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赞扬久之。过了一个月，因匈奴退，三处驻军皆撤。文帝因见亚夫治军有法，便升任为中尉，负责保卫京师。
文帝从劳军中，看见两种不同军营：在坝上、棘门两军营，将士军队迎送，皇帝车驾长驱直人，是没有纪律，没有设防的军营。可是，文帝一到细柳军营，将军在中军营帐，将士手持兵器不离岗位，戒备森严，军纪严明，将军下令，皇帝才得人军门。车驾不能乱动，皇帝也要遵纪按辔慢行。如遇见昏庸帝王，将认为大不敬，会招致杀身之祸。幸文帝是个贤明皇帝，他不只不怪，反而改容向将军亚夫致敬。他将所慰劳的两种不同的军营进行对比，认为坝上、棘门治军如此，是“儿戏”，而细柳军营敌人是不能侵犯的。文帝见亚夫治军如此有法，赞为“真将军”，认为他是可以托以军事重任的，不只给予保卫京师的重任，当他临危时，叮嘱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直可任将兵。”文帝死，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任亚夫为车骑将军，汉景帝三年（公元154年），吴楚七国叛乱，景帝遵父嘱，升亚夫为太尉，命他率兵镇压，终于平定叛乱。
文帝从军纪严明，治军有法中发现周亚夫这个“真将军”，可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举贤荐才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首要的前提，是荐贤者本身要具备知贤的学识和荐贤的美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有真知灼见的领导者，能够不失良机的发现和推荐出优秀人才；而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领导者，所使用的往往是平庸之辈。在部队中，有些有真才实学的军事人才，由于不为领导者所识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些有一技之长者，由于领导者用非所长而被埋没。由此可见，能否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用，领导者是否善于举贤荐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领导者要当一个合格的荐贤者，成为新时期的“伯乐”和“鲍叔牙”，首要的问题是努力破除在人才的识别和选拔上的落后意识和各种偏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