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放大眼光了解人的事例屡见不鲜。1938年9月，陈云同志在题为《干部政策》的报告中，曾提出”放大眼光来了解人”几个字。了解人是选拔人的前提。可是，我们一些同志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视野太窄；或者只看到机关，看不到战线；或者只看到眼皮底下的几个熟人；看不到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的同志；或者只看到党政干部，看不到技术干部；选才眼光覆盖面积太小，选来选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只有扩大眼光，才能见前所未见，闻前所未闻，把真正有才学”而才美不外现”的同志，从基层、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选拔出来。
在眼光狭隘的人才选拔者中，有一种人专门把眼光放在“亲”字上，或者“亲信”，或者“亲戚”，或是“亲近”。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狭隘的眼光者那里，还常常会出现矮子里拔将军的现象，这是难以使贤才得以重用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被刘邦打败、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任人唯亲，看不到其他有才能者或看不到也不予选用的人，结果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下场。王夫之在《读通鉴》中记载了这段史实：“陈平曰：‘项工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土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意思是说，也不是项羽看不见可选用的人才，而是他旁边的人蒙蔽了他。
选用人才，非亲不用，其他贤才一律视而不见，历来为一些有见识的人所反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臣闻用人才，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公曰贤矣；已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用，皆众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遣贤旷官之足病哉？”
司马光讲的“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举之以众，取之以公”的道理，就是“放大眼光”的意思，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今天，我们处在世纪之交的开放时代，我们不仅有了“放开眼光”的必要，而且有了“放开眼光”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公开选拔人才，我们应当放眼看世界，扩大视野，在五湖四海的范围内识别人才，了解人才。
识人贵在放大眼光了解人，而要真正做到放大眼光了解人，必须树立和提高思想境界，克服在识人用人上的短期行为。
毛泽东同志曾教诲人们要树立“美好的理想境界。”人们也常说：“XX思想境界高”。可见境界是有美丑、高低之分的。
我国着名的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宗白华于1943年在论述境界时就曾对境界问题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而于后两者之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在此文中还说，“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伸”，“艺术境界主于美”。
《汉语词典》中说：境界是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那么领导境界就是指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领导的程度和情景了。
《老子》十七章有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其意思是说，最好的世代的最好的统御者，人民群众不感到有他的存在；其次，人民群众亲近和赞美他；再其次，人民群众畏惧他；更其次，人民群众轻侮他。老子在这里说的统治或领导优劣的四个层次，也就是四种境界，四种类型。老子所以推崇第一种境界，用他在同一章里的话来说，就在于其“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就是说，领导者悠悠然不轻易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美国着名学者哈林·克里夫兰在其所着《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的英文版的扉页上引用了老子的这段话，并在其《中译本序》中赞扬说：“老子关于领导人的座右铭，二千五百年以来，仍未有出其右者。成功的领导艺术其标志是：当事成之后，被领导者均认为‘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领导与被领导交变“同一”的结果。领导行为不仅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顺乎民心，合乎民意，与群众的意愿完全吻合，这样被领导者就感觉不到有外来的强制力量，而自由自在地做其所欲做，为其所乐为。于是，领导者对他们来说，自然也就“不知有之”了。虽然老子的构想有着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仍不失为极高的领导境界，其合理的内核仍闪烁着理想的光辉。
识人要有预见，这不仅是识人的基本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用人的基本规律的客观需要。我们的前辈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总结出了不少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仅就我国古代来讲，《管子》一书中就讲得更为明显。此书中指出：“考虑到一年后的事，只要种下谷物就好；考虑到十年后的事，就该种树；要是考虑到长远的终身问题，就得好好培育人才。”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要有预见，识人也同样需要预见。特别是对年轻人，即使目前还没成熟也不要紧，只要注意关心培养，说不定日后就会发挥出惊人的潜力。年轻人只要奋勉不懈，人人有可能成为各据一方的大人物。
远谋，即战略眼光，是古今名将所具有的非常人所及的一种素质。其意有二：一是超前谋，二是大处谋，三是谋之深。超前谋，就是远见卓识，极目远眺。“自古以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没有超前的谋划，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用兵良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的戴高乐上尉就预见“下一次战争将是坦克战”。他于1934年出版的《职业军队》和《未来的陆军》两本书中，又明确地提出精良的装甲部队将是未来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突击力量。当时法国统帅部对此不予理睬，而德国将军们却很重视。装甲兵总监，兼任陆军参谋长的古德里安等根据《职业军队》提出的见解，创建头三个师的坦克部队。接着在二次大战开始不久的1940年5月，他们便运用集群坦克闪击法国。法国只支持一个半月就俯首结城下之盟。为此，法国人痛心地说，”德国人赢得胜利，只花了十五个法郎（指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作战如博弈，棋艺高深，看得路数远，才能保持主动，步步皆活；反之，棋艺低劣，思路不广，只顾吃子不去谋势，则步步被动，致使满盘皆输。在战争的博弈中，古今名将正如高明棋手，不但知其已然，且要知其将然。他们的思维不断地向前开拓，他们的眼睛时刻盯着新的战场。
大处谋，就是着眼全局，善于从宏观上谋划。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兵驭将，要作出大的战略决策，就必须在把握全局中运筹局部，从而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自古善谋全局者，大多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提出西占荆益两州，东联孙权，北抗曹操，南和诸夷的建议，就是从宏观上谋划而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从而使走投无路的刘备重整旗鼓，“鼎足三分”，被后人传为美谈。今天，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更要善从大处谋划，处处着眼全局，才能关照全局，正确决策，驾驭整个战争的变化发展。如果游离于全局之外而谋局部之事，难免要碰钉子的。
谋之深，就是见微知着，迅速作出反应和对策。月昏而风，础润而雨。战争与其他事物相较，具有较大的的偶然性和不确实性。但它的发生也总是有征候可寻，端倪可察的。高级指挥员是战场上的运筹者，只有具备超常的洞察力，见微知着，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才能攻必取，战必胜。齐鲁长勺之战，曹判从齐军旗靡辙乱，看到军心涣散，军旅不整而溃逃，敦促庄公作出追击的决策，以至大获全胜。谋之深，亦即看得清，从现象把握本质，不为种种假象所迷惑。俗话说：“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领兵打仗，无明几知微这之，待情迹昭着才下决心，必定较少作为，难上“名将谱”之列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古今名将多远谋。作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员，要想驾驭现代战争，演出一幕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闪耀着指挥艺术之光的话剧，重视远谋这一素质之锻炼与养成，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修筑兖州景灵宫时，王旦作朝修使，内臣周怀政与他一起则往。凡有人趁他空闲时请求谒见，王旦必然要等到随从都到齐了，才穿戴整齐，出来在公堂上接见，事情一说完，就马上退堂。后来周怀政因犯过失而遭处罚，才知道王旦的深谋远虑。
唐代李佑，官做到右龙武统军，许多公卿都想要他的女儿做儿媳，都被李佑一一拒绝了。一天，李佑将所有幕僚都召集聚会，声称他将在宴会上选女婿，众人议论纷纷，猜测他必然是选一个名门贵戚的子弟。等到人宴却不见动静。酒喝到一半，李佑拉着最末尾座位上一个军官，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结婚，请允许我将小女的终身托付与你。并即席举行了婚礼。
后来，有人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李佑说：“我每每看见那些缙绅之家，总是与名门望族结婚姻，其实他们的子弟长期沉溺于奢侈淫糜，大多没有善终。我凭借自己的军事谋略得到爵位，自己的女儿，何必非要去攀附高门而博取虚假的名望呢？”听的人都认为这是真知灼见。
司马光说：“媳妇一定要那些家境不如我的，女儿一定要嫁给家境胜过我的。媳妇的家境不如我家，就知道勤俭朴素；把女儿嫁到胜过我的人家，就知道畏惧严谨。”这些话在当时可谓名言。然而看看李佑如何选择女婿，司马温公的话就只能是意犹未尽了。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观察一个人，不只要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也要联系他的过去的历史，才能对其人有较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人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于其思想、品格及其所追求的目的，这也就决定他的发展方向。至于他发展的方向是吉是凶，主要决定于其人自己和客观的存在。明智的人对其所料之人，能联系其人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客观存在三者结合分析，以预将来。
《汉书·冯唐传》记载：冯唐，祖父是赵人，父亲时迁代。汉兴，又迁安陵，有一天，汉文帝刘恒驾临郎署，与郎署长冯唐谈，知他祖父先后住赵、代，便说：“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老（对老人的尊称）知之乎？”唐答道：‘济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刘恒问：“何已？”唐说：“臣大父（即祖父）在赵时，为官帅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李齐，知其为人也。”刘恒知道廉颇、李牧比李齐更强，很高兴，拍着胯骨叹息说：“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说：“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刘恒被冯唐顶撞，勃然大怒，立即拂袖转身走了。
刘恒回到宫中，过了一会儿，气还没有消，便召来冯唐，责备何以当众羞辱他，冯唐答道：“鄙人不知忌讳。”这时，匈奴常人侵、骚扰边境，刘恒深以为虑，又问冯唐：“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冯唐答道：“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跑而推毅（车辆），曰：阃（城门）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在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选车千三百乘，毂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刘恒接受其批评，及时改正错误。当然，也因刘恒这人能为国为民，能闻过则改，故能成“文景之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