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
曾国藩对“情态”十分重视。
“情态”与平常所说的“神态”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
前面讲到的“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态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神”与“情”常被合称为“神情”，似乎二者是一个东西或一回事儿，其实二者相去颇远，大有区别。“神”
含于内，“情”现于外；“神”往往呈静态，“情”常常呈动态；“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所以作者认为，“久注视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
情态与容貌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是表现仪表风姿的，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是表现风度气质的，二者质不同，“形”亦有别。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过唯有两美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常见容貌清秀美丽，而情态俗不可耐者，也有容貌丑陋不堪，而情态端谨风雅者，二者均令人遗憾。
再谈“恒态”和“时态”问题。“恒态”与“时态”是相互对照的一组概念。恒态，直解为恒定时的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形体相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各种形貌在恒定状态时的表现，在这儿主要是指言谈举止的表现形态。观察一个人的恒态，对帮助评判他的心性品质有重要作用。时态，与恒态相对，直解为运动时的形态，时态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活动，无不打上环境和时代的烙印。脱离时代与环境而独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连烽火岛上的鲁滨逊也用着其他人造的枪和火药。通过这一点，能充分体察出人的内心活动。
古人由于各种局限，未能明确地提出“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较多地注意了“恒态”而忽略了“时态”，因而缺陷不小。曾国藩在这方面则脱出了前人的框子而有所创建，明确提出“恒态”，“时态”概念，由自发上升到自觉高度，在这方面比其他人大进了一步。
这也是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的过人之处。
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方法，而《冰鉴》却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实际上，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有辩证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机械主义的错误。
曾国藩在本章中指出了四种形态：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并给它们下了定义，作了对比和定性分析。文字不多，但微言大义，言近与远，值得借鉴。
“弱态”之人，性情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又爱多愁善感，“细数窗前雨滴”，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优，不重不轻正候，甘心消受，谁叫你会风流”之人。但这类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若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易叫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爱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这类人有钻劲，又聪明，肯发奋，持之以恒，终能有过人的成就。历史上如郑板桥等人，就属这一类。但过于狂傲，失却分寸，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如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军纪，随便乱说，掉了脑袋；弥衡，年纪轻轻的，不仅不服人，还公然擂鼓大骂曹操，丢了性命。他们的死，不能说曹操不负责任，与他们自己的狂傲不羁不无关系。
具“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做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不仅可以呼朋引类，广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学术研究或诗歌创作上会有所成就。疏懒往往只是他们人格的一个侧面，如果某种事业或某项工作确实吸引了他们，他们会全身心地投人其中，而孜孜不倦勤勉无比。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疏懒不堪。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断不能做官。上官一般不会选择他们作为下官，而他们既不善与同僚相处，也不善于接人待物，更不会奉承巴结上官。
他们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不愿在这些人际关系方面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因此他们宁愿挂冠弃印而去。如陶渊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辞职而去，宁去种田，‘‘带月荷锄归”，种种地，写写诗，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日子。尽管生活很艰苦，他也自得其乐，绝不为五斗米向上官折腰。
具“周旋态”者，智慧极高而心机机警，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高手和行家。这种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国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门的外掌柜，任大公司或大企业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都能愉快胜任的。其办事能力也很强，往往能独挡一面。假若在周旋中别有一种强杆豪雄之气，那么在外交场合，必能折冲樽俎，建功立业。古人所谓“会盟之际，一言兴邦；使于四方，不辱廷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历史上盛传的蔺相如完壁归赵、唐睢不辱使命等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然而，这中间仍须细细分辨，事物往往不会简单到四种类型就能概括一切，人之性态也如此：
“弱态”若带“媚”，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相。
“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相。
“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取。这是一种傲相。
“周旋态”若无“健举”，会由城府极深，迹近狡诈、阴险和歹毒，这是一种险相。对这种人，倒是应该时时警惕，处处提防的，不能因一人之险过而乱了自己的阵脚，甚至败坏了自己的事业。
在这一个是非之间，刘邵在《人物志》中明确提出一个“七似之流”的概念，就是说社会上有一类人，表面看来博学多识，能力很强，但究竟属不属实呢，就需要仔细分辨了。刘邵把这类人分为七种，称为“七似”，也就是模棱两可的人。
一似：有人口齿伶俐，滔滔不绝，很能制造气氛，哗众取宠，表面看来似乎能言善辩，但实际观察其脑子的知识，乃一肚子草包，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目前社会有很多这一类的演说家，我们要小心上他们的当。
二似：肚里有些才华，但明明缺少高等教育，却对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等各种问题都讲得头头是道。表面上看来似乎博学多能，其实样样通就意味着样样都不精。这类人以御用学者居多，这是似若博意者。
三似：有人水平低，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言论，却故意用点头等动作迎合对方，装出听懂的样子。在有权有势的人身旁常有这一类拍马屁的人，这是似若赞解者。
四似：有人学问太差，遇到问题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等别人全都发表完之后，再跟随赞同附和，应用他人的某些言语胡讲一通。许多不学无术的学者即属此类，这是似能只断者。
五似：有人无能力回答问题，遇到别人质问之时，故意假装得精妙高深的样子，避而不答，其实是一窍不通。有些官员遇到民众质问时，常认为不屑一答，加以回避，其实是不懂，故意顾左右而言他即属此类。这是似若有余实不知者。
六似：有人一听别人的言论就感到非常佩服，其实似懂非懂，就是不懂。是似悦而不译者。
七似有一种江郎人物，道理上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仍然牵强附会，不肯服输，一味地强词夺理。此种理不直气不壮的人，在讨论场上处处可见。这是似理不可屈者。
前面所讲的各态，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作为用人者，应迎其长，避其短；在察看之时，则应从细小处人手，方可明断其是非真假，正大者可成器材，偏狭者会成败类，应注意区分。
本节承接前面，论述与“恒态”相对的“时态”。“时态”和“恒态”的概念，前面已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方有对谈，神忽他往”，正在与人交谈时，他却随便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或者一个话题正在交谈中，他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与此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上去，可见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又缺乏诚意，心中定有别情。
“众方称言，此独冷笑”，大家正谈得笑语嫣然，兴致勃勃之时，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作冷然观，无动于衷，可见这人自外于众人，而且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
以上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曾国藩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前面谈到要从细处分辨，以上二种情形不细心，是不易察觉到的。粗者粗处看，细者细处看。曾国藩的价值取向和审慎之处就在于此。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发表的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一味地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不是故意的，定是一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道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自然当不得重任。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像，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说人坏话，故意恶意诽镑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无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共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线。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生活中有一类人，他们优柔寡断、畏畏缩缩，做事只知因循守旧，而不知人有创新，陈规当除。因此，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动手动脑能力都差。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喜欢推卸过错，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挑工作重担。
因而，他们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成，徘徊迟疑，犹豫不决，空老终身。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一言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要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如小女儿一样扭捏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这种人要去办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全凭“夫君”作主，能有成就么？因而作者说不足与之论心。
以上几种情况，作者评为“时态”。我们知道，人的气质性格个性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一变俱变，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不以一语伤事之情状。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着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与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土，可保无误。
但是不是就确保无误了呢？不是，我们知道，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固然是识人，然而最困难的也是识人。人人不同，就像各人的面目都不相同。外形相似的人内心世界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古人常有“贤不可知，人不易识”的感叹识人最常犯的两项错误：
以己度人，主观太深认识一个人，以自己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主观意识太强，经常会造成识人的错误与偏差。
先说《列子·说符篇》的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头，他怀疑被隔壁的小孩偷走了。于是，他就暗中观察小孩的行动，不论是言语与动作，或是神态与举止，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偷斧头的人。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揭发。隔了几天，他在后山找到遗失的斧头，原来是自己弄丢的。从此之后，他再去观察隔壁的小孩，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偷斧头的人。
这个人就是以自己来度量别人，主观意识太强，才会把老实的小孩看成是贼。他心中认定小孩是贼，因此小孩越看越像贼；他心中认为小孩不是贼以后，再怎么看都不是赋。其实小孩本就不像贼。完全受主观意识所左右，这也是由于主观意识作祟因而造成识人的错误。我们要小心提防。
三国时代精于识人的诸葛亮，就曾因主观太深而看错马谡。马谡历任竹县、成都县令以及越隽太守，能力过人，并好谈军国大事，诸葛亮很器重他。刘备在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希望你能察觉此事。”由于诸葛亮对马谡印象很好，因此非但听不进刘备的话，而且还任命马谡为参军。两人谈论军国大事，每每从清晨到深夜。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祁山，当时众大臣建议派魏延或吴壹为先锋，可是诸葛亮独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统率大军与魏国的张交战于街亭，结果被张所击败。因为先锋大军败走，诸葛亮只好退守汉中。
以自己的主观意识认识人，这是人性上的弱点，也是识人的大忌，精明的诸葛亮都难免陷人其中，何况一般凡夫俗子。
深受个人好恶所影响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就会忽略他的缺点而肯定他的一切；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时就会忘掉（或忽略）他的优点，单挑他们的弱点而否定他的一切。
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很受卫王的宠爱，被任命为侍臣。根据卫国法律的规定，私下使用大王马车者，将处以割断双腿的刑事。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大王的马车回家探病。卫王知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说子瑕真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事。”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把好吃的桃子献给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