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把有才能的人的这种自信当做短处而将其埋没，而应当加以重用，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为民出力。
《资治通鉴卷》记载了唐太宗让大臣封德彝举贤的事情。记载说：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
“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吉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迟。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太宗让大臣封德葬举荐贤才，过了很长时间一个也没有推荐出来。唐太宗责问封德彝什么原因，封德葬回答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啊！”唐太宗便驳斥他说：
“用人应当用其才能，各取所长。古时候也有过太平盛世，难道那个时候的贤才是从别的朝代借来的吗？
你自己不能知人，哪能妄说今世没有奇才呢？”封德彝感到非常惭愧。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他不仅非常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而且非常重视人才，能够扬长避短，合理适用。他始终把“择善任能”作为“立政之本”，所以才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认为人才就在今世，并且各行各业都有人才。只要随时留心就能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许多文武奇才。他曾反复告诫他的文武群臣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并强调对于人才不可求全责备。
任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借鉴之处。
今天，组织人事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选拔使用人才，更要坚持借鉴古人正确的用人思想，一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另一方面也不能求全责备，要避其所短，用其所长。你要的是教师，那就只能要求其具有专业知识和高超的传授能力，不必要求他兼有组织部长之才；你要的是组织部长，就不能苛求他要有文科教授的文才。
现实生活当中，一些领导干部同封德彝一样，为四化建设不是不举荐人才，就是举不出人才。其原因不是他们嫉贤妒能，就是他门缺乏识别人才的慧眼，并经常被“罗兰夫人的错觉”所制约。这是障碍发现成千上万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郭守敬（1231-1316)，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字若思。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接受祖父的教养和熏陶，学到了不少数学和水利知识。后来，他又从师于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刘秉忠学习天文地理和数学。
中统三年（1262)，当时对数学很有造诣的张文谦结识了郭守敬，他发现郭守敬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并评价郭守敬“熟悉水利，思想精巧，超过常人”。于是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郭守敬。一次，忽必烈召见郭守敬，郭守敬便向忽必烈讲述了关于水利建设的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修复中都（今北京）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运粮河道，并在邢台等地治理河流，开设灌渠，发展农田灌溉和水运产业。听了彝守敬的建议，忽必烈非常高兴，并决定予以采纳，诸项付诸实施。忽必烈对郭守敬为国为民干事业的精神非常敬佩，感慨地说“如果所有的大臣官吏都像郭守敬这样去做事情，百姓就大会吃糠咽菜了！”
并且立即提拔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副河渠使。这时，郭守敬只有33岁。
至元元年（1264)，郭守敬随同张文谦到西夏(今甘肃、宁夏、内蒙一带）视察。在这一带，黄河两岸有不少古渠道，其中的唐来渠，长400多里，汉延渠长250多里，其他地方还有长200多里的10多条干渠和邱条大小支渠。这些纵横交错的大小渠道可大约灌溉土地9万多顷，但是因为战争的破坏，已残废淤塞，沟断残缺，不能使用，整修这些古渠道，工程十分艰巨。郭守敬经过多方考察，提出了合理整修古渠道的方案，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这一艰巨工程。工程整修过程中，郭守敬不辞劳苦，克服困难，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只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便胜利竣工，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赞赏。到了至元二年（1265)，郭守敬又被提升为都水少监。后在至元八年（1271)，郭守敬又被任命为都水监，担任主管水利的最高长官。
另外，郭守敬对于天文、历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和专长，对此，元世祖也都让其发挥作用。忽必烈在统一江南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统一，发展农业，便想制定一个误差更小、更为准确的历法。于是，忽必烈下令设置历局，对原有的历法进行更为精确地修订，并任命张文谦为历局主要负责人，郭守敬也参加这一工作。在修订历法过程中，郭守敬发挥了卓越的才能，先后研制了大小20多种仪器，共中有观测太阳位置和日食的仪器，有测月影的圭表等。这些设计精巧的大小仪器，为新历的编制提供了不少精确的数据。
至元十六年（1279)，历局改为太史院，忽必烈任命王恂为太史令。为了发挥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业务特长，忽必烈又任命郭守敬为太史院的副职。至元十七年（1280)，新历编制成功，定名为《授时历》。《授时历》把一年定为365，2425天，一个月定为29，530593日，达到了非常之高的精确度，是我国古代成就最为显着的历法之一。就在这一年，太史令王恂病逝，忽必烈就任命郭守敬为大史令，成为太史院的最高官吏。
郭守敬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专业奇才，而元世祖忽必烈又是一个善于识别和使用人才的一代明君。所以当忽必烈一旦发现郭守敬后，就能合理地使用他，使他的专长充分得到发挥。郭守敬也不负厚望，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的精力。
肃顺（1816——1861)，爱新觉罗氏，字豫亭，满洲镶兰旗人。清朝咸丰帝时，肃顺深得信任，以协办大学士名义管理工部、户部政务，历任内务府大臣、尚书等职。咸丰十年，随咸丰帝到热河。次年，咸丰帝病逝，被受命为辅政大臣。因为坚决反对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而被杀害。
肃顺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据史书记载，肃顺当时在朝廷内部确实是一个盛气凌人、骄恣不检、蛮横不可一世的飞扬跋扈之辈。但是，他却“才气开朗，勤于任事，论治则袭申韩法家之绪余，以严为尚。盖欲承帝意以求起积弊于衰靡之世也”。另外，他还具有一个当时一般昏庸官僚所不及的优点，就是礼贤下士，善于延榄人才。
当时，清朝选拔官吏，在上层统治者中存在着一种重满轻汉的狭隘的民族心理，对于汉族当中的一些贤能之上很少使用，致使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不能得以报效祖国。而在清廷的上层统治者中，好多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甚至昏庸无道的王公贵族及八旗子弟。这种状况，对于巩固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但是，肃顺却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要想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一步打破民族界限，从有胆识、有真才实学的汉族知识分子中网罗、选拔为其服务的各种人才。鉴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特别注意荐举和提拔“汉员”做官吏。
肃顺不仅能够积极从汉族人员中选拔人才，而且对于汉族官员比较尊重，并注意扬长避短，合理使用。他“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备至殷勤，优礼有力。作为一个封建大官僚，肃顺也时常纳贿，而且胃口很大。但是，他“索贿亦唯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
受过肃顺所保举、推荐、提拔的人才中，除了有后来成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外，还有郭篙寿、王阁运、高心夔、陈孚恩、匡源、黄宗汉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为支撑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骨干力量，为稳定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咸丰年间，左宗棠入京参加会试，上书指陈时事，因为从许多方面触及了忌讳之事激怒了咸丰皇帝。咸丰下谕将左宗棠“革举人，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肃顺深知左宗棠是个难得的人才，为了保护他，“阴命文襄（即左宗棠）逸，次晨旨下，而文襄巳出国门矣”。
肃顺推举的曾国藩也是治国治军的人才。在皖南作战初期不慎失败，对此，朝廷内外交相弹劾曾国藩。对于此事，咸丰帝一度举棋不定，迟迟下不了决心，打算将曾国藩撤换掉。肃顺非常了解曾国藩的才能，便出面极力为其说情开脱。他说：“胜败兵家之常，临阵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带罪立功可也。”
由于肃顺的保奏，咸丰帝没有撤换曾国藩。终于成就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业”。
肃顺爱才闻名遐迩，“邱客常满”，“一时名士，咸从之游”。他在咸丰皇帝面前，一有机会就高唱“满将帅腐败不可恃，非重用汉臣不可”的论调，使咸丰帝借以受到影响，重用汉族人才，以期支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所以，咸丰帝非常器重肃顺，他的建议多被咸丰帝所采纳。
肃顺在使用人才方面，确有他的独特建树，尤其是能够不因一件小事、一次失误，或者某些短处就以偏盖全，埋没人才，并且能够扬长避短，量才使用。
尽管肃顺的人才观是为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他能够善于识才，热切爱才借才，积极举才的做法和品质，在当时是有过人之处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议论，对清王朝来说，“肃顺有大功于国，实隐成中兴之业”。
先站在低处，然后才知道攀登高处的危险；先处在昏暗处，然后才知道置身光亮的地方会显露刺眼。
先保持宁静心情，然后才知道喜欢活动的人太辛苦；先保持沉默心情，然后才知道话说得多了很繁琐。
在人生之中有困苦次有欢乐，唯有在苦难之中不断地磨练，才能使得来的幸福长久。既要有信心又要有能屈能伸的精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思危才能求安，能屈才能见伸，虑退才能得进，惧乱才能保治，戒亡才能求存。
孟子曾回答学生怎样才能使国家免于灾患时说，首先在于行仁政，不仅于此，还要尽力防患于未然。国家无内忧外患，则趁此修明政治法典，如此国家自然会强大起来。成汤正是深明此理，所以，先屈国王之金身，拜伊尹这样一个小小厨子为师，然后再拜为相，如此便奠定了殷商王朝六百三十九年的基础。
商国的伊水河畔，住着一户兴养蚕桑的农家。他家里有个人叫伊尹，是个耕田种地、植桑养蚕的好手，同时，他还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等英明君主的施政之道，又是一位治国的贤才。
伊尹听说商汤是个贤德的君主，很想向他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于是他就作为商汤的纪子有革氏的奴隶，以厨师的身份见到了汤，并向他陈述了施政之道。此后不久，伊尹就避居到乡下去了。商场深知伊尹确实是一位治国的贤士，决定去聘请他。
成汤派出使者带着礼品去请伊尹，伊尹是个安分守纪的人，不轻易去朝中做官。伊尹对使者说：“我是一个自在惯了的人，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的关照与器重。”婉言谢绝了成汤的邀请。
成汤真心实意地想聘请伊尹，又派人带着更多的礼品目去。
伊尹诚惶诚恐，很有分寸地说：“我是一个平庸的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敢妄收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推辞不去。
当时，一个兮地的领主，对自己的属民有生杀之权。成汤对于伊尹的推辞，没有发怒。他想，聘请有真本领的人，是不会轻易得像招呼奴仆一样唤之即来的。成汤第三次命令使者带着珍贵的礼品，赶着装饰一新的马车去请伊尹。伊尹见成汤是诚心诚意来请，便欣然从命。
成汤亲自率众出城迎接，并以贵宾相待。他俩攀谈数日，情投意合，成汤给桀王写了一封信，把伊尹作为奇才推荐给他。
桀王见到伊尹，问了几句话，就不去理他了，更说不上重用。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料定夏王朝一定要灭亡。他在夏的国都期间，细心考察其政治情况，为今后讨伐夏桀做好了准备。
成汤看到桀王不重用伊尹，就请他到商国都并拜他为相，授予国政。伊尹帮助成汤，努力发展农耕，铸造兵器，训练军队，使商国更加强大。
桀王听说商国强大了，就把成汤召人夏朝国都。
当时桀王每天沉湎在酒色之中，亲近奸佞的小人，残害贤能的大臣。有个叫做关龙逄的大臣，耿直地、进谏，桀王大怒，把他杀了。大臣们个个吓得心惊肉跳，面如土色。成汤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嚎陶大哭，痛心失去了贤才。桀王借此理由，命令把成汤囚禁在叫做夏台的地方。
商国国君被囚，商国的群臣惊慌失措，伊尹更是焦虑万分，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营救成汤的好主意。他派人搜寻绝色美女、觅取各式各样的珍宝，送给桀王。同时，还私下送一部分给桀王宠信的近臣赵梁。
桀王见到商国送来的美女、珍宝，笑逐颜开，赵梁则乘机美言，桀王洋洋得意，便将成汤放回去了。
成汤亲自尝到了桀王虐政之苦，回到商都后在伊尹的帮助下，加紧操练兵马，屯聚粮草，先后征服了韩、顾、昆吾等夏王朝属国，势力迅速扩大。
公元前1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出师前发出了声讨夏桀罪行的檄文——《汤誓》。
成汤率领各路大军，在伊尹的辅佐之下，深得老百姓的支持，很快就逼近了夏朝国都。桀王带着军队仓促应战，士兵早就恨透了桀王，临阵溃散，反戈一击，桀王大败，被生擒当了俘虏。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伊尹帮助成汤很快就安定了天下。
成汤死后，伊尹又先后辅佐了成汤的三个子孙外丙、中壬、太甲为天子。太甲继位三年，不守成汤立下的法令，伊尹多次劝告他，仍无悔改。于是，伊尹把太甲关进桐宫，责令他反省，伊尹亲自摄政。
帝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开始悔过自新，改恶从善。伊尹又派人接回太甲，把政权交给他。太甲接受了教训，勤政修德，各诸侯都很佩服，不敢作乱，老百姓也得到了安宁的生活。伊尹写下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施行的德政。
伊尹活了一百多岁，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着名的贤相。
许多有才能的人，常常屈居在蠢蛋们的手下，是因为贤者手中没有权；而无才之辈之所以能够驾驭贤者，那也只是因为他暂居尊位。就连那传说中的圣君唐尧，也是如此。当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时，他想请邻居帮个忙，即使喊‘破嗓子，也少有答理的；待他后来称王了，他就会一呼百应，令行而禁止了。
吕尚穷困，年老时，过着隐居的生活，垂钓于渭滨。周文王打猎时和他相遇，谈得极为投机，即拜为师。后吕尚助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留下千古美谈。不管是早还是迟，一个人施展才华抱负的机遇总是会有的。当它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必须牢牢抓住，紧紧把握，切勿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