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冰鉴(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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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刚柔鉴附录(3)

当年八月,斗争到了最紧要关头。远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详审时势,全面权衡朝中人物,酌定了一条计策。当时,曲周侯郦商抱病在家,其子郦寄与赵王吕禄交谊甚厚。据此,陈平、周勃速派心腹劫持郦商,以此要挟郦寄去计赚权臣吕禄,劝他将兵权交予太尉周勃,快到自己的封国就任。吕禄身为上将军,受吕太后委任主持北军,驻防未央宫(皇宫),掌握中央的基本军事力量。但此人无勇无谋。他见刘氏诸王和灌婴等将欲发兵讨伐诸吕,便轻信郦寄,自解上将军印,把北军交予周勃。

九月,周勃入主北军。此时,军心倾向刘氏。周勃当即行令军中:“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袓!”如此一呼,军中皆左袒,愿刘氏效命。这样,一将一相顺利地把持了北军,控制住封建政府的中枢——未央宫。为击败吕氏打开了最关键的一环。

中央军的另一支骨干力量是南军,受相国吕产节制。吕产不知北军变故,欲人未央宫,约会吕禄共同发难,捕杀刘氏宗室和朝臣。陈平侦知吕产阴谋,速召刘氏宗室中反对诸吕最坚定又最勇武的朱虚侯刘章,命他佐助周勃,监守北军军门;还转告卫尉(未央宫门侍卫长),设法阻止吕产人宫。刘章见吕产在宫门外徘徊,乘机袭杀了这个独夫。随后,分头捕斩吕禄、吕通等人,将吕氏一族诛杀殆尽。

同年后九月,群臣拥立刘邦长子、代王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刘、吕之争,以吕氏势力的彻底崩溃而告终。从此,西汉转人大治时期。

本书所引用大量史例中,可以看出,以屈求伸,矛盾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时机来到,不具备一定的条件,矛盾也不会转化,所以,屈伸之术乃根植于物极必反这一哲理。它的含义不断扩大,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乃至为人处事。

在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当形势对我不利时,我应该实行战略退却,保存自己,以屈求伸,等待时机,再次战斗。中国古代经典着作《周易》提出“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孔子在《易系辞》中,则以尺蠖爬行与龙蛇冬眠作比喻,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潜龙勿用”,他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宋朝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他提出,在时机未到之际,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要学会“遵养时晦”,即隐居待时。

明代冯梦龙在其着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求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至灭亡。他说:智是术的源泉;术是智的转化。如果一个人不智而言术,那他就会像傀儡一样,百变无常,只知道嘻笑,却无益于事,终究不能成功事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术而言智,那他就像御人舟子,自我吹嘘运揖如风,无论什么港湾险道,他都能通行,但实际上真的遇有危滩骇浪,他便束手无策,呼天求地,如此行舟,不翻船丧命才怪呢!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射会自己决脐,以及冉的示创行为,都是术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

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

古时候,李耳比胡,禹人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其中道理的人说:“圣贤之智,也有其用尽的时候”。知其缘由的人却说;“圣贤之术,从来也没贫乏的时候。”温和但不顺从,叫做委蛇;隐藏而不显露,叫做缪数;心有诡计但不冒失,叫做权奇。不会温和,干事总会遇到阻碍,不可能顺当;不会隐敝,便会将自己暴露无遗,四面受敌,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会用诡计,就难免碰上厄运。所以说,术,使人神灵;智,则使人理智克制。

冯梦龙的屈伸之术说,通俗易懂,古今结合,事理结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纵观历史,很多历史人物,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必要的时候,大多使用屈伸之术,以保存自己,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或另立山头。历史同时也说明,善于使用屈伸之术,该屈则屈,该伸则伸,较好地掌握并运用屈伸辩证法,是许多历史人物成功的重要途径。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1)用语言或行动,掩饰自己,以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这种人,善于伪装,随机应变,以逃避敌人的耳目。三国时,刘备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授于安喜尉。不久,便投靠了公孙瓒,代领豫、徐两州牧。用兵失败后,他投奔于曹操,想借曹操的势力来保存自己,以图自己的宏志。他虽归附曹操,但心思却是另外一番,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归附曹操的,而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他又怕曹操识破自己的心思,便采取了示弱法,终日种菜,忙于田圃之间。不问国家大事,以此向曹操表示自己胸无大志,只是平庸之辈,从而想避开曹操的注意力,好让自己更好地存在与发展。

刘备虽然不止一次的寄人篱下,但他绝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大志之人。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曹操才收留了刘备。即使刘备整日种菜,装着不闻不问政治与军事,曹操也没看轻他。请他一起进餐共饮,正是这种看法的表现。应该说,曹操的看法是对的。但刘备却在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他胸有大志,但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过早地暴露或是被人察觉,政治抱负很可能就会成为泡影。因此,隐藏自己,不暴露自己的志向,是刘备的主要计策,他归附曹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暂时的立脚点。曹操请他一起进餐同饮,他便自然地想到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求更好地立足发展。

一天,曹操请刘备喝酒,曹操酒兴正浓,举杯痛饮,同刘备纵谈天下哪些人是英雄,刘备故意列举了一些平庸之辈,以掩饰自己,曹操指着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耳”。刘备一听说他是英雄,惊恐万状,连吃饭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此时恰好雷声大作,众人又抬头看天。曹操见刘备的脸上变色,筷子落地,忙问何故。刘备灵机一动,说自己胆小。“闻雷迅速应变”,巧妙地掩饰自己,瞒过曹操。《三国演义》中有诗以赞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2)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历史上不少人物在其斗争失利时,为了保全自己,总是装死躺下,忍痛牺牲,克制自己,不露声色,以此麻痹敌人,乘机溜走,如刘秀之对刘玄即是此种屈伸之典型。新莽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西南)人刘演、刘秀兄弟乘机起兵,以重建汉朝为口号,招兵买马。后来加入了绿林军。其同族人刘玄,初入平林兵,被推为更始将军,后来也与绿林军合并。公元23年称帝,年号更始。新莽王朝灭亡后,他迁都长安,很快便背叛起义。调转矛头杀戮农民军将领。刘秀之兄长刘演,便被刘玄所杀。

按常理,刘秀肯定不会饶过刘玄,一定要找他算帐,以报杀兄之仇。但是,刘秀有自己的考虑。他非但没有找刘玄算帐,反而却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朝见刘玄,仍然是和颜悦色,低声相应,根本就不主动提兄长被杀一事。他孝服不穿,丧事不举,言谈饮食犹如平时。难道他对刘玄加害其兄真的无动于衷吗?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兄长本是有功之臣,因争权被杀,他的内心当然是愤愤不平,他为兄长难过,虽然白天表面上淡如平常,但夜晚枕席之上却常流着眼泪。他一定要完成兄长未完成的事业。可是,眼下他毕竟是刘玄的下属。如果他不能克制,质问刘玄,很可能就被杀害,与其兄一样下场。那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可言呢?为兄报仇的目的又怎能实现呢?况且自己也是有功之臣。在昆阳大战中,他率13骑突围求援,建立奇功。刘玄很清楚这一点。此时如果述说一下光荣历史,或许会讨好刘玄,增强他对自己的相信度。但刘秀却只字不提,自有他的高招。

刘玄见刘秀如此宽洪大量,良知发现,深感惭愧,使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候。公元23年,刘秀到河北一带活动,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赢得民心。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壮大。刘秀觉得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机已到,便与刘玄决裂。镇压并收编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打败刘玄,取得天下。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政权。至公元37年,统一全国。在位32年问,他先后9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并多次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并减四百余县,精简官吏,节省开支,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对稳定和繁荣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3)利用别人的怜心所谓取怜,即取得敌人可怜之心。使其不加害于己。这当然是一种假投降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抓住敌人“仁慈”之心。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低声下气奴隶相十足。委曲求全,以此来骗取敌人的信任,保全自己。以图大业。

春秋时,越王勾践即位后不久(公元前496-公元前465年在位),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反击,兵锋大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终于被打败。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兵败被俘,在吴国当了人质。人在吴国,深人危地,当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亡国之痛。

但考虑到整个越国的利益,为了报仇雪耻,他甘心在吴国做奴隶,忍辱求生,以期早日回归越国,重振民心,强国富民,消灭吴国。在吴国,他再没有一点国王的威风,而是“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他没有怨言,而是尽量将马洗干净,以讨好吴王夫差。他本是一国之君,为他人洗马,何尝愿意?但一想到国耻,人格的尊严就不考虑了。吴王重病时,他服侍汤药,并亲口尝粪。史称他“曲意以欢其心,尝粪以取其怜”。勾践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吴王夫差的伪善,取得其同情。勾践这一招很灵效。时间一长,吴王夫差还真的同情了勾践,不再让他在吴国当作人质,而是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为了进一步欺骗吴王夫差,他在临别之际,表示对吴王夫差依依不舍,满面流泪,感谢吴王的仁慈。可是,他一踏上国土,便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虎归山,他发誓要报仇雪耻,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于是,他卧薪尝胆,磨炼自己的意志;十年生聚,强国富民;练习演习,加强国防。后来,吴王发兵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时。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向越请和。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拒绝谈和。公元前473年,越军围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自则而死,强大一时的吴国灭亡了,越王勾践实现了为国报仇雪耻的愿望。越王屈伸之术,深得韩非好评,韩非说:“勾践人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0(4)以屈求伸。

在历史上,每当革命盛势,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乞灵于伪装,以屈求伸,进行垂死挣扎。清代袁世凯即为其人。

1901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病危,临终时,他推荐袁世凯继位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任命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编为六镇,他便成了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07年,他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一切,引起清廷内部一些人的忌妒。

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职,叫他回家养病,并派了武弁“随身保护”。袁世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乘机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袁世凯很清楚,随身而来的武弁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绝不是什么“随身保护”。因此,他便特别款待武弁,平日里是大鱼大肉,遇有过年过节则另外多加赏赐,给了武弃不少好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拿了人家的东西手软”。武弁向上报告袁世凯的行踪表现时,便少不了几句美言,说他是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朝廷的大德大恩,以使朝廷放松对他的警惕。但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他还饮酒作诗,持杆钓鱼,闲云野鹤,以示韬晦。并刻有《圭塘唱和集》,分赠给北京的亲友,在更大的范围内故意隐蔽自己,转移朝廷视线。但实际上他却一时也没离开政治。他和庆亲王奕匡、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徐世昌、杨度等人,则经常给他通报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农工商部的参议员,及时了解北京情况并禀告乃父。他家有电报房,他利用电报房跟各省的督抚通电往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幕僚清客。当时,朝廷政局不稳,天下也不太平,这为袁世凯再度出山提供极好的时机。所以,袁世凯饮酒作诗,泛舟钓鱼,只是为了骗取政敌,其政治用心则是以屈求伸。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袁世凯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英美公使的敦使下,清政府又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兼湖广总督。从此,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既诱使革命派妥协议和,又挟制清帝退位。遂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因各省因此宣布独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他虽然以屈求伸,争得了政治地位,但因他站在反历史反人民的立场上,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遗弃。

假痴不癫的运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装疯卖傻的假象来隐藏自己的才能,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商朝时的箕子就是一例。

商纣王是商朝末代之君主,他暴虐成性,荒淫无度,日夜和他宠爱的妲子姐已以及贵族幸臣们酗酒玩乐,过着“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腐朽生活。

他经常出去打猎游玩,使耕地荒芜,民不聊生。晚年纣王更变本加厉,重刑厚敛,淫虐无度,拒谏饰非,打击宗室重臣,残害忠良,以致国势危怠,民心动乱。他的庶兄微子多次劝谏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微子为了避免灾祸,就愤而出走。箕于是商纣王的叔父,他身为太师,见到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商纣王的另一个叔父,少师比干,认为做了大臣,不能不冒死劝谏。于是他苦苦规劝纣王,一连谏了3天不离开,纣王恼羞成怒,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心剜出来看,说:“比干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他的心是不是有七窍。”箕子十分恐惧,怕残暴的纣王对自己下毒手。于是就假装疯狂,披头散发,胡言乱语,一点儿太师的尊严也没有了,完全像个癫狂之人。纣王见他如此,就把他关在囚牢里。

周原是商朝的一个侯国,周文王在位时,就打算灭商,做了许多准备。周武王即位以后,招纳贤才,励精图治,使国家很快兴盛起来。这时,他见商纣王倒行逆施,使大臣和诸侯大都叛离了他,感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与谋臣吕尚商议,很快率领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800诸侯,大举讨伐商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