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不难，但要把做学问与做人融而为一，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却很不容易。古人说：“文如其人。”然而我们观察生活中人，就不难发现：有的人文风高雅、文笔妍丽，做人却很庸俗，形象、气质也颇粗鄙；有的人文思精巧、想象奇特，做人却很死板，殊少创意；有的人文风奔放，豪迈慷慨，处世却谨小慎微，阳刚之气不足：有的人文笔幽默，嬉笑怒骂，为人却很严肃，不苟言笑……凡此种种，要么人不如文，要么文不如人，两者都未合一。
但是，用“文如其人”形容南怀瑾先生，则恰如其分。他的为人如同他的文章，朴素而雅致，随和而亲切，于平凡中自显不凡；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广学而多连，杂采而博贯，于随适中自见精神。人与文合一，正是大师境界。
为什么南怀瑾先生能把学问做到大师境界，而普通人不能呢？原因恐怕不在于智商高低和用功深浅，而在于求学态度。普通人求学是为了别人：什么学问能换来一个不错的文凭，就学什么，不管它有没有用，甚至不管它是对是错；什么专业好找工作，就学什么，根本不理会自己的真正爱好何在：什么知识能拿到人前炫耀，小小地满足一下虚荣心，就学什么，根本不考虑知识的真正价值……为别人学习，必然扭曲了自己。
南怀瑾先生正好相反，他做学问完全是为了自己，内修心性、品格，外修形象、言行，做人与做学问不分家，真可谓得之于心、用之于身、随之于意，到了这种境界，称得上是真学问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南怀瑾先生对古今中外各种学说，既不偏爱也不轻视，能够自由出入诸家学说之门，在取舍之间又能保持理性。从少年时起，他便博览群书，年轻时又四方奔走，求学问道，除精通佛、道、儒诸学外，兼及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等，他对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亦颇有心得，曾任军校武术教官，真可谓文武双全、学贯古今。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这样评价他说：“南大师的种种成就，似乎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美国国务院驻中国的一名高级官员曾告诉过我，按照传统，中国皇帝的顾问必须是集一切文化传统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这位官员说：‘南先生可能是符合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人。’”
然而，南怀瑾先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学以致用、积极入世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青年时代便已取得了“禅宗大师”、“密宗上师”的身份，但他并没有出家为僧或隐居避世。为什么呢？他曾说：“‘一切世间法，皆是佛法’世间的一切皆是佛法，并不一定说脱离人世间，脱离家庭，跑到深山冷庙里专修，才是佛法。”所以说，南先生虽未出家，却并不妨碍他以佛家“自度度人”的精神，从事“自利利他”的事业。
南怀瑾先生青年求道，中年著书立说，老年大开讲席，弘法度人，期间还经营多家公司，创办文化研究与交流机构，并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在济世利人的同时，积累最新鲜的实践经验，以为做学问的营养。时至今日，南先生已届九十高龄，仍积极从事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除讲学外，每天还接待川流不息地来访的客人、学生，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解决实际困难。弟子们认为，他年事已高，应该安享清福了，无须过于操劳。但南怀瑾先生则认为：有公无私，私自在其中；有私无公，私都保不住了。他每天忙着帮助别人，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自己。做人做到这等境界，不愧大师之名，足可一生无憾了！
成功不在于资源贫富，立业不在于学问大小，幸福不在于金钱多寡，快乐不在于运气好坏，关键在于求我所爱、行我所思、用我所学、乐我所得。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如南怀瑾大师那么博学、睿智，但只要学到他做人与做学问不分家，时时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一生就受用无穷了！
学道千日，悟道只在一个法门。南先生著述甚丰，对佛学最有心得，于儒学、道学也下过大工夫，要把他的学问全部“拿来”，殊非易事。本书择其精要，并撷取跟日常处世为人息息相关的内容，集成一册，以待有缘。本书共分三个部分：上篇“听大师讲佛”，阐述佛学平凡至极而又高明至极的要旨：中篇“听大师论道”，介绍道学完全收心而又完全放心的精义；下篇“听大师说儒”，论述儒学翩然入世而又飘然出世的风格。三家的道路不同，行到尽头，原来是同一个和谐世界。这也是南大师讲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