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王之乱平息后，汉初政权顺利通过“瓶颈时期”。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汉王朝威望大大提高。痛定思痛，汉景帝认真总结这次教训，开始着手调整诸侯王国设置。他采取了许多限制和削弱诸侯国的措施，诸侯国领郡的数目由高祖时的42个变成现在的26个，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领地；中央直接控制区则由以前的15郡增至44郡，从而远远多于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实际上就成了郡、县。景帝还趁机收回了他们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且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集权大大得到加强，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意义极其重大。虽然诸侯国这个问题并未最终解决，但还是非常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后终于逐渐解决。
(第五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文景之治”是旧世史家对西汉初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称颂之词。自高祖刘邦始，汉初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景帝在位38年，亲儒臣，求贤良，严以律己，恭俭无为，减轻赋税徭役，重视农业生产，经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与发展。田野开辟，人口增加，封建国家积敛了大量财富，出现相对繁荣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当我们谈论到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世时，“文景之治”的定位是第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盛世。汉接秦弊，经过长期战乱，高祖刘邦马上取天下，建立的汉朝当时是一穷二白、民生凋蔽、国力虚弱、满目疮痍。身为天子的刘邦，其出行驾乘的驷马尚不能同色，多以牛车代之。纵观上下五千年，凡是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因为都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灾难，基本上都是这么一种状况。汉朝又是所有封建王朝中的第一个盛世，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而实现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这个盛世的出现，与文景二帝个人的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是分不开的。汉文帝刘恒即位时虽然还很年轻，但为人诚恳谦逊，没有荷花大少脾气。他的妻子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大儿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诸书。文帝受妻子的影响，也成为热心的道家学派的拥护者。他从李耳（老子）的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勤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他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确实做到了这三点。景帝继位后，在老母窦太后主持国政下，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
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了朝中诽谤谣言等罪，这样臣子们就可以积极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治国之策，真正做到官尽其职，不但要在其位，还要谋其政。更为难得的是，文帝曾下诏书声明：官员们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相应的责任，如同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种精神相当难得。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王朝时期，几乎没有哪一个皇帝会有这样的认识，值得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学习。而且，两位皇帝与后世很多封建君主骄奢淫逸的形象大为不同，他们的生活相当节俭。文帝在位20余年，屡次下诏禁止各诸侯王国、各地郡城向中央贡献奇珍异宝。皇帝大力提倡节俭，并能做到身体力行，那些贵族官僚们也就不敢太放肆荒淫。这样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口繁，四野辟”是封建社会繁荣的象征。高祖刘邦建汉之初，各地大侯封国人口不过万家，小的甚至只有五六百户。到文景时期，朝廷调整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允许百姓到土地多的地方开地种植，因战争而失去土地的人和流民也大量归还田园耕种，于是耕地很快增加、户口迅速增长。各诸侯王国，人口最多的已达到三四万户，小的也出现了至少一倍的增加。这样既增长了人口，又富裕了百姓。百姓的粮食很充足，供大于求，粮价也大大降低。
百姓富裕，国家也就殷实。据史书记载，经过文景两帝几十年的励精图治、聚敛财物，到汉武帝时，各地郡国的粮仓里都堆满了粮食，由于吃不完，陈年累积，最后都出现了腐烂不能食用的情况。国库里的钱币数量达到了千百万，连那些串钱的绳，由于时间久远都朽断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后来汉武帝刘彻创立天下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没有文景两帝的积累，蓄势待发，就不可能有后来汉武的政治、军事作为。汉武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治武功、叱咤风云，大部分开支都是依赖其祖、父这30余年的丰富储藏。
文景之治时期，出现了各地诸侯王国的叛乱，最著名的便是“七王之乱”。我们必须明白，种下这个诸侯国叛乱恶种的人，不是文景二帝，而是高祖刘邦。战争虽然在他们当政时爆发，但并不能抹杀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并非无能，相反这更能体现他们在汉朝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对各地诸侯国的处理，就不会有汉武帝时期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七国的叛变，由于名将周亚夫指挥得当，不到3个月就把他们漂亮地搞定了，七王都悲惨地死去，吴王刘濞的妻子入宫为奴。
文景二帝在各自当政期间，努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百姓生活，减轻徭役赋税，改革刑法，崇尚节俭，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给百姓提供了不少实惠，终于突破秦朝的短命而夭、昙花一现，顺利度过新朝初创的“瓶颈时期”，将大汉这艘刘氏超级巨轮平稳交接到汉武帝的黄金时代。在平定“七王之乱”后，他们又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对诸侯王国进行改革，有利于泱泱国家的统一、中央权力的集中。这些都为汉武施展他的雄才伟略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和施政经验，对开创更伟大的汉武盛世局面作了举足轻重的准备。
当然，黄老政治也并非十全十美，除了思想保守、缺乏创新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其田园一望无际，而穷人竟无立锥之地。
(第六节）后宫争斗的优胜者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刘彻，汉景帝第十子。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70岁）、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54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为、最著名的君主之一，与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班固《汉书》称之为“雄才大略”，开创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而中国（大汉王朝）也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汉景帝十六年七月初七早晨，刘彻出生于长安汉宫猗兰殿。兄弟中他排行第十，上有9个兄长，下有4个弟弟，此外还有许多姐姐、妹妹。4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但是，这并非一心想荣华富贵的平民外家所能满足的。当年其外祖母坚信卜者之言，将已为金氏人妻、并生有一女的武帝生母王美人强行送入宫廷，进献时为皇太子的刘启，而王美人对此也是机关算尽。在外家的这种期待下，刘彻出生，母亲精心捏造“梦日入怀”的传奇，他也因此名“彘”，即太阳之意。史称“彘三岁，心藏洞彻”，“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作为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刘彻本来毫无继承皇位的优势。刘彻之母王美人，在景帝众妃中地位并不高；且刘彻排行老十，在诸兄弟中地位原本也很低，最初仅被封为胶东王。但刘彻天资聪慧，又受到其母王美人的精心培育和教导，熟读诗书，善解人意，乖巧过人，活泼伶俐，懂事能说，自小便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地行走在错综复杂甚至危机四伏的宫廷政治关系中。6岁时，以“金屋藏娇”之言（详见后文）讨得姑母长公主嫖（景帝与这个姐姐感情很好，窦太后也很宠爱这个女儿）的欢心，更赢得其日后在政治道路上的支持。据史书记载，最初景帝见皇后薄氏无子，便想改立宠妃栗姬为后，即先立栗姬子刘荣为太子。但栗姬与刘嫖关系不和（主要还是源于性格与利益），王美人则趁机讨好刘嫖。刘嫖利用机会，在太后、景帝面前诽谤栗姬，认为她是第二个吕后，野心勃勃，好强自私；同时不断为王美人母子美言，说母亲多么贤惠淡大度，而儿子又多么知书达礼。经过生母及长公主、太后的多方活动，终使刘彻在宫廷争斗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优胜者。景帝接受姐姐和母亲的提议，于公元前150年将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改立刘彻，不久又立王美人为后。于是，7岁的刘彻终于成了皇位继承人，并在16岁时正式继位称帝。
除了生母王美人与姑母刘嫖的多方支持外，汉景帝的偏爱也为刘彻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景帝得了肺病之后，身体每况愈下，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在他的眼里，皇子刘彻禀赋极高，堪充重任，有望将大汉王朝的基业继续推向顶峰。他所担忧的是，刘彻虽聪明干练，但年纪尚幼。于是他开始着手为刘彻扫清亲政前的障碍。其实，这些障碍在景帝看来就是那些强臣，他担心自己儿子没有威望，不足以镇住群臣，将来会让这些臣子颐指气使、我行我素，不把年少的皇帝看在眼里。
一代枭雄梁王刘武病殁后，被追号为梁孝王，梁国一分为五，由梁王的5个儿子继任，实力大为削弱。刘武此人在平定吴楚七国判乱中风头十足，立了大功，倒也有过一番雄心，但此后却倚仗赫赫军功、与景帝的兄弟密切关系和强大政治威望，生活作风糜烂，自暴自弃，最后竟死在汉景帝之前。名将周亚夫则自从被“荣升”为丞相后，却毫无政绩。在外人眼里，皇上此举实乃赶鸭上架，周亚夫只会领兵不懂参政，看来是要夺去他的兵权，也就是“明升暗降”。一次君臣聚会，周亚夫因故跚跚来迟。景帝为惩戒他的傲慢骄横，命人收去其碗筷，而后又重言斥责，将其赶出皇宫。此后，周亚夫之子又因为乃父修筑墓地时私购甲盾，恰好将他送入廷尉府大牢，绝食三天三夜后终于吐血而亡。
梁王殁，亚夫毙，汉景帝为刘彻的上台已准备得水到渠成、一帆风顺，便不再有什么忧虑和牵挂，可以安然而去矣。因日感身体难支，景帝于刘彻16岁那年（公元前141年）为他行冠礼，并于同年病逝于长安未央宫，谥号“孝景皇帝”，将一个强盛的国家留给了儿子。
汉武帝登基即位，标志着大汉王朝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一代少年天子的文治武力之下，以“文景之治”为背景的大汉盛世继续被推向高潮，中国历史首次步入全面繁荣时期。
(第七节）空前的黄金岁月
公元前140年刘彻登基，即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他在位54年，大刀阔斧，励精图治，对内创设制度，广揽人才，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使大汉王朝走向鼎盛。汉武是一位雄才大略、具有进取精神的帝王。他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第一次确立了儒家在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班固高度赞扬汉武，说他继位之初就卓然罢黜百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他所开创的功业有上古尧舜前贤的遗风。汉武的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的传统美德，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历史上把他在位这段时期称为“汉武盛世”。
到汉武登基时，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大汉王朝国力不断强盛，为刘彻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彻在位时干了几件大事：废黄老“无为而治”，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削减丞相之职，将官吏任免权牢牢操纵于自己手里，并大力削藩，巩固统一成果；鼓励吏民直接上书，并由他亲自处理，一定程度上广开言路，选拔民间贤良之士；将全国分为12州，打击豪强，实行盐铁官营、加强水利建设。这些举措使国力更加雄厚。汉武又发兵征匈奴、平百越、收西羌，开疆拓土，威及四方。与历史上其他几个“治世”相比，汉武盛世在气势恢弘、开拓进取等方面确有卓绝之处。历史学家早就客观评价：古代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文化、制度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汉武时代功业显赫，垂范后世。
单纯描绘汉武时期恢弘盛大的繁荣景象，流于千篇一律，也许不足以表现出他的伟大业绩。从汉武盛世的内在因素来分析，或许更能凸现其卓然脱俗之处。
功绩首推制度创新。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不足以开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
真正的时代伟人，在于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脚踏实地地站在前代伟人肩膀上，敢于打破常规，谋求更高的政治追求。在是否需要改革政治的关键问题上，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儒学大师董仲舒关注时政，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他在呼吁以改革求治方面无疑站在时代前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汉武自己也在积极谋求变法，他认为汉王朝在仓促当中建立，加上战争频繁，如不变更制度，后世将无法令可依。一时君臣都把变法求治、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励精图治的进程中，汉武得到了一批时代精英的拥戴甚至是推动。纵观汉武时代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将它与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趋势：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而立足于“更化”以求强盛。汉武与他的统治集团，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强盛，敢于知难而进，不怕承担责任，并有驾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善用人才，万马奔腾。国势强弱取决于人才去留，在竞争激烈、事功显赫的年代尤为如此。让不同风格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成就盛世大业的一大保障。班固曾大力赞扬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称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代人才的繁盛，以汉武时代为最。他所论列的时代精英有：卫青、董仲舒、主父偃、公孙弘、桑弘羊、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霍光、霍去病、李延年、张骞、苏武、卜式、金日磾、儿宽、石建、石庆、汲黯、韩安国、郑当时、赵禹、张汤、严助、朱买臣、唐都、洛下闳等。这些人真正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光辉业绩，尤其在制度创新方面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堪称千秋万代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