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无得举矢书若以书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断，身枭城上”。禁止捡拾敌人书信或者以书信射向敌人，违反上述禁令的，父母、妻子都要严加处置，其本人在城上枭首示众。
围城重禁：
“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讙嚣；三聚、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视敌移动者，斩；伍人不得，斩”。是说，敌人突然攻来，严格命令所有吏民不准喧哗叫嚣；凡是三人相聚的，两人并行的，相对而坐哭泣流泪的，举手相互打手势的，相互指指点点的，相互呼唤的，相互推搡的，相互踩着脚跟的，相互扔东西的，相互搏击的，走路相互蹭着的，吵架斗嘴的，以及不是根据命令窥探敌人调动的，一律处斩。同伍的人如不能查清检举上述种种违禁情况的，处斩。
“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伯，当作“伍”（依王树楠说）。同产，兄弟。
“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正面迎击敌人而怯懦畏敌、离开战斗岗位的，处斩。同伍的人不能查究的，处斩。
戒严时期及军中禁令：
“则从淫之法，其罪聅。”放纵淫欲的，处以聅刑。
“务色谩正，淫嚣不静，当路尼众，舍事后就，逾时不宁，其罪聅。”即是说，态度傲慢、欺辱正派人的，饶舌多言、不能安静的，挡住道路、阻碍众人的，给予职事而供职迟缓的，超过期限而不告假的，都处以聅刑。
“讙嚣駴众，其罪杀。非上不谏，次主凶言，其罪杀。”是说，喧哗叫嚣、惊骇军民的，处以死刑。诽谤上司而不正面进谏的，胆敢口出凶言的，处以死刑。
“无敢有乐器、弊骐军中，有则其罪聅。”不许军中存有乐器和棋类，一经发现，处以聅刑。
“非有司之令，无敢有车驰、人趋，有则其罪聅。无敢散牛马军中，有则其罪聅。”没有有关官员的命令，不许车辆急驶、行人奔跑，一经发现，处以聅刑。不许在军中散放牛马，一经发现，处以聅刑。
“饮食不时，其罪聅。无敢歌哭于军中，有则其罪聅。”
“令各执罚尽杀；有司见有罪而不诛，同罚；若或逃之，亦杀。”岑仲勉注：“令各执罚尽杀者，各人须实力执行刑罚，应杀者尽杀之。”（《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第134页）
“凡将率斗其众失法，杀。凡有司不使士卒、吏民闻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于市，死三日徇。”（均见《墨子·号令》）岑仲勉注：“将率同将帅。斗其众失法者，用兵失机，犹言不能使其士卒如法作战，《后汉书·东夷传》‘不忍斗其人’，与此同义。誓令即戒严及军中禁令，如果在上者不宣布使军民共知，则军民犯令时，在上者应代其受罪。古文常用‘死’字代‘尸’（屍），死三日徇，谓行刑后陈屍三日。”（《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第135页）
七、关于“非攻”的思想
“非攻”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墨子对战争理论作出的特殊概括。它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
“非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与“非攻”密切相关的几对概念。只有弄清了这几对概念，才能弄清“非攻”的确切含义。
“兼”与“别”。《墨子·天志中》指出：“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别”是什么意思呢？《墨子·天志中》：“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
“义政”与“力政”，又作“义正”与“力正”，正通政。所谓“义政”，就是“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天下之庶国（众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墨子·天志下》）“力政”，就是“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墨子·天志下》）王焕镳《墨子校释·天志下》：“诈则欺愚”中的“诈”是“智”字之音误，其说可信。墨子还指出：“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墨子·天志下》）。意思是说，实行“兼”这种主张的，是以义服人的政治；实行“别”这种主张的，是以力制人的政治。墨子进一步认为，实行“义政”就是顺了天之意，实行“力政”就是反了天之意。而“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墨子·天志下》）
综上所述，墨子“非攻”军事战略思想的含义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墨子·天志上》）
墨子为了扞卫自己“非攻”的思想，他批驳了好战者的种种理由。
好战者说：我贪伐胜之名及所得之利，因此国家多次发布政令，夺民之用，废民之利。针对“贪伐胜之名及所得之利”的谬论，墨子批驳道：自以为得到了优胜的名声，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计算所得到的利益，而是得不偿失。去攻打较小的城邑，肯定不是不需要用兵器，也不要拼杀，就白白取得的。杀人多其数一定在万，杀人少其数也一定在千，然后才能攻取较小的城邑。现在的大国，虚邑（小的城邑）其数在千，不能完全纳入统治；平地其数在万，不能完全开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士民’之误，依王念孙说，指兵士和百姓）者，所不足也。”现在使士民全都战死，使上下的祸患更加危急，而去争城邑和平地，“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墨子·非攻中》）治政而如此作为，这不是国家所当尽力之事。
为攻战辩饰的人说：楚、越（原楚、吴，依孙诒让说）、齐、晋，开始被封时地少人寡。“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 人，”（《墨子·非攻中》）因此，攻战可迅速见效（据吴毓江校释）。墨子针锋相对地指出：“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墨子·非攻中》）意思是说：仅四、五国因此得利，还是要说这不是正道。墨子进一步指出：古时候封国于天下，远者听到了传闻，近者亲眼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他举例说，莒国所以亡于齐、越之间，因为攻战；陈、蔡所以亡于吴、越之间，也因攻战；柤和不着何国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也因攻战。
辩饰攻战的人说：他们不能收揽民众之心而利用他们，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民心并利用我的民众，用这攻战于天下，谁敢不服从？墨子批驳说：您虽然能收揽民心利用您的民众，您难道比得上古时候的吴王阖闾吗？阖闾称霸于诸侯。到夫差作国君时，东方各国莫不宾服。“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墨子·非攻中》）到如此地步，吴国则有离散之心，越王勾践乘隙灭亡了吴国。
那好攻伐的国君又找出理由来非难墨子，说：你以攻伐为不义，不是有利的事吗？过去禹征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皆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墨子反驳道：你没分辨我所说的事情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彼非所谓攻，谓诛也。”禹征有苗，是禹奉天命诛杀它。汤伐桀，是奉天的严命去诛杀它。武王伐纣，是因纣德之败坏，而天断绝其享受。“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墨子·非攻下》）
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自己的言论，说：我不以金玉、土地、人民为不足，“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墨子气愤地说：“‘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墨子·非攻下》）。
春秋时期有不伐丧之说，墨子及之。他指出：想以厚葬久丧来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或者可行吧？但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假如国家是这样，就会“出战不克，入守不固。”（《墨子·节葬下》）因此，希望用厚葬久丧的方法达到非攻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墨子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对于发动攻伐的国家自身，要造成生产荒废，人民死亡不计其数，财物大量耗费的局面；被攻伐的国家，人民被杀戮，国家遭灭亡，天下大乱，民生不安。所以，“繁为攻伐”既不合于“圣王之道”，也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墨子·非攻下》）。
墨子并非一味反对战争。对于侵略战争，他是诅咒的。对于讨灭暴虐害民的君王禹、汤、武王，墨子视为圣王，“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墨子·非攻下》）他是赞同“诛”的。对于反侵略战争，墨子也是支持的。他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止楚攻宋，另一方面又让自己的三百弟子拿着他制造的“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公输》）他还指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春秋战国时的兼并战争是走向统一的前奏，但当时的战争确已成为天下巨害。因此，墨子“非攻”的军事战略思想，客观上反映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渴求和平和安宁的愿望。“‘非攻’，就是谴责侵略战争”（王焕镳《墨子校释·〈非攻上〉题解》）。“非攻”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应该肯定的。然而道家却认为：“为义偃兵，造兵之本”（《庄子·徐无鬼》）。郭沫若说：“攻是侵犯私有权，非攻是反对侵犯私有权，因而非攻本身就是战争。”“非攻其实就是美攻”（《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认为，道家和郭沫若的看法是不对的。
八、关于“自守”的思想
墨子“非攻”思想的另一面是“自守”的思想。“自守”的思想，是墨子军事战略思想的一个重点。因为“非攻”思想的核心是大国不要去攻打无罪的小国，而对于无罪的小国来说，就要“自守”、“备虑”（《墨子·七患》）。
墨子认为，要做到“自守”，就必须消除危害国家的七种祸患。这七患是：“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是说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城墙、外城、护城河不能达到自行防守的程度，却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建诸侯国君的宫廷，这是第一种祸患。不睦邻国，是第二种祸患。滥用民力，是第三种祸患。图谋私利，不尽职守，是第四种祸患。“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即是说，君主自以为神圣而聪明，凡事不询问下属，自以为安定强盛而无防守和戒备，邻国图谋向它进攻而不知道警戒，是第五种祸患。君主所信任的人不忠于君主，忠于君主的人却得不到君主的信任，是第六种祸患。大臣厚积权势，任意享乐、挥霍，赏赐、诛罚不当，是第七种祸患（此患依王焕镳《墨子校释·七患》中说）。墨子总结说：“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墨子·七患》）就是说，七种祸患都存在的国家，敌人一进入该国的国境，这个国家很快就倾覆了。
要做到“自守”，必须从思想上、物资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墨子·七患》：“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就是说，内城和外城没有整修完好，不可以自行防守；无戒备之心，不可以应付突然的急变，这就如同庆忌无逐走要离之心，毫无戒备，故轻出致死。《墨子·节用上》：“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还说：“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节用下》）墨子总结了桀纣放松储备的历史教训。他说：“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墨子·七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