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士红肿着双眼来上班，同事问：“怎么了？”
“刚才我在街上走，一个小姐的裙子被风吹起来了，我好心帮她拉下来，她竟给我左眼一拳！”
“那右眼呢？”
“我以为她不喜欢把裙子拉下来，就又帮她掀上去了。”
这位男士也真是可怜，一片好心换来了双眼被打，归其原因，就是好心做了不当事。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傻”事，明明是好意，却带来不良的后果。在市场经济中，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例如，我国某市就曾经发生过专家门诊的限价事情。
在我国，很多穷人没钱去看病，因此某市政府为了照顾这些人群，对有些医院的专家门诊实施价格上限制度。例如一个脑外科的专家门诊号很贵，政府为了让更多的贫困者可以到专家门诊就诊，就规定脑外科的专家号只能定到20元，如果医院违反就是违法。但这个政策用心却不到位，因为价位过低，很多病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管患的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去专家门诊就诊。但对专家来说，现有的价格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影响了他看病的积极性。同时，很多病人为了可以看上专家门诊，经常起个大早排很长很长的队伍，而很多真正需要看专家门诊的病人也在排队中浪费了时间。
另外，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需要看专家门诊的人太多，专家每天能就诊的人却是有限的，于是直接催生了以倒卖专家号为生的号贩子，他们可以把一个专家号卖到成百上千元，越有名的专家，号就越紧俏，价格也越高。于是大票贩子雇佣小票贩子排队购票，大有向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有的甚至可以月入上万，吸引着医院的保安、挂号员也干涉其中。虽然公安部门给予严厉打击，但这种丰厚的利润吸引力太大，严打只能起一时的作用，“野火烧不尽，吹风春又生”。
其实，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政府不需要进行价格上限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专家号的价格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因为价格上涨后，找专家看病的人就会减少，只有出现重病、疑难杂症的病人才会去找专家治病。同时，专家的看病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市场最终会形成一种均衡价格。这时票贩子无利可图，不用严打自会消失。
这就是价格管制，是政府重要的经济管制手段，它分为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限制价格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生活，稳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有利于安定民心。
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来保障青少年和社会弱者的劳动权益，之后，很多国家也依次建立最低工资法来保障工人工资水平。截至2002年，全美最低工资是每小时5.15美元。毫无疑问，这是政府用自己的权力在保护弱者，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但在经济学界，最低工资法的失败却成为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最低工资是政府人为干预劳动市场的一种方式，不仅对减轻贫困起不了作用，还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失业率的增加。
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工人，即劳动供给；企业，即劳动需求。在政府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工资的调整基本能达到劳动的供求平衡状态。但当政府参与后，当其制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时，造成劳动供给大大增加，超过企业需求，就会有很多人失业。也就是说，此时的最低工资法可以让有能力工作的人收入增加，但找不到工作的人大大增加。
以美国青少年劳动市场为例，因为青少年的技术水平低，缺乏劳动经验，所以均衡工资很低。他们往往愿意以低于市场均衡工资的价格来换取工作机会，甚至很多人愿意没有薪水到企业实习。但当最低工资制定后，最低工资高于均衡价格，企业就不愿意以此价格来支付青少年，所以，很多青少年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据调查显示，最低工资每上升10%，青少年就业率就降低1%～3%。那些已经有较高工资的青少年却不会受最低工资的影响。
另外，最低工资对移民的伤害也很大，因为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外籍劳工和移民时，这些外籍劳工一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但当最低工资制定后，外籍劳工的就业率也会降低，本土工人的就业率会增加。
那么，以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政府的这种手段是否合理呢？
当政府实行价格上限时，会带来两种结果：当价格上限在均衡价格之上时，市场仍会产生向均衡价格变动的趋力，因此对经济没有影响；当价格上限在均衡价格之下时，市场价格会向均衡价格趋近，但到价格上限时就上不去了，这时，市场价格就是价格上限的价格。由于价格上限对市场产生的限制性约束，导致需求大于供给，市场就会出现消费者排长队等待所需物品，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既没有效率，也有失公正。
可见，很多时候，出发点很好的“善意”行为却很可能导致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结果出现。在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上限，结果高昂的价格大大降低了橘子的销售量，带来的结果是政府花了大量金钱把橘子买下来，再不得不把它们全部销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