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79年刑法典，明文规定判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其中，经济类犯罪最高刑为死刑有2种，所占比例约为7.4%。
后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典不断修订完善，国家立法机关增加了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据统计，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达到22个，占到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原来提高了近两倍多。
自从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数量增加的那一天起，就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讨论。尽管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加大，但是否需要以极刑的方式解决仍颇有争议。
很多经济专家认为，死刑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例如杀人、持刀抢劫等，因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所以处以重刑可以理解。
从成本收益上看，处以死刑，其效益性在于要起到社会防卫的作用，即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这是基于经济学的基本衡量。最小的代价，就是罪犯的死亡，最大的收益就是对其他人的威慑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最小的社会代价就是说，犯罪分子的罪行应当是从任何角度看都应处以死刑的，例如残害他人生命等行为。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在是否处死经济类罪犯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的认为，用死刑来预防经济类犯罪并非必要，因为经济类犯罪与侵害他人生命与身体等的暴力犯罪不同,它并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而是造成一定数额的财富上的损失，嫌疑人却需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以经济损失和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代价过重。
另外，还有经济学家表示频繁地使用死刑也会有副作用。因为就算死刑有吓阻作用，但过多地加大刑法的痛苦程度，甚至以极刑来处治犯罪时，死刑的效用会减少，即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也就是伴随着死刑数目的增加，人们对死刑的态度将逐渐麻木，所以死刑带来的效用将逐渐减少。以增加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递减”时，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尤其对经济类犯罪分子来说，支付各项赔偿金后，再被剥夺生命的权利，实属代价太大，因此死刑不应设立过多，这或许也就是西方国家主张削减死刑数目的原因之一吧。但由于各国国情差异，因此在设立死刑的数目上，仍需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并不能总从经济学的思维和角度出发。因为只有符合自己国情的，才是最适合的、最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