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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战无不胜的原理——军事战争中的博弈 (2)

第二十二章战无不胜的原理——军事战争中的博弈 (2)

再看魏文候,在他派乐羊讨伐中山国时,而正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做官,而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人纷纷的告他的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到,如果魏文候听信了他人的状告,把乐羊治罪。这样一来的话对自己所用的部属疑神疑鬼的不信任,并且影响他们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样以来自己的利益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特别是作为处理者信任他人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能够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完成任务的一种道德心理素质。所以具有这种素质的管理者是一个把利益冲突看得很清楚的人。

管理者信任属才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智慧。能够信任下属、依赖下属这样肯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管理效果。只要管理者的动机是纯正、真心相等的,那么其下属肯定会报之以礼,待之以诚的。不然的话,即使是有大才也会湮灭。在用人的时候就要信任人,切勿猜疑,这样才能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先秦时期的苟况就认为"知莫大于弃疑。”高度信任下属,是满足下属的精神需要,是激励其行为的有效方式。如果领导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这样就会激励下属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可以这样说,管理者给下属多高的信任度,下属回报给管理者的积极性也就多高。所以管理者要能够慎重地对待下属,对下属要毫无疑问地信任、支持他,才能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以退为进的晋楚争霸战

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进行战争。由于晋楚之间的战时较长,并且经历了一系列的小战,整个战争分分合合。在整场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中,所上演的博弈论游戏值得读者关注。

楚国、晋国分别位于中原地区南北,各自侧后均有一些较为落后的部族和小国,具有广阔的开拓地域。楚国在西周时已扩展至越章(大别山南、长江以北地区)及鄂(今湖北鄂城)。鄂位于长江中游,铜矿资源丰富,是楚国东方战略要地和重要的兵工基地。春秋初期的楚国,实力不断增强,楚君熊通自尊为王(楚庄王)。至成王时(公元前671—前626年),国都由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迁郢(今湖北江陵,一说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已占有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吞并了权、罗、卢、占、邓、申、息等小国。当楚国北向中原扩展时,受到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遏制。

因双方均无必胜把握,遂订立召陵之盟,各自退兵。楚北上受阻,遂转向东方,相继吞并了弦、黄、英等小国。齐桓公死后,齐霸业衰落。楚再度向中原扩展势力。此时,宋襄公亦企图继齐称霸,但在泓(今河南拓城西北)被楚击败(参见泓水之战)。于是,中原各国相继附楚。未屈从者,仅东方之齐、西方之秦及北方之晋。晋国位于今山西南部,春秋初期因公族内争,发展不大。至曲沃武公时统一全晋。其子献公继位后,扩一军为二军,开始向外扩展,先后击灭、征服霍、魏、耿、虢、虞等小国,成为北方强国。晋文公执政后,扩二军为三军,并因平王子带之乱有功,获得黄河北岸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建立了晋南下扩张的基地。

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宋。晋文公于次年率军援宋,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遏止了楚军北进势头,并使部分小国叛楚附晋。晋文公被周王封为侯伯,成为中原霸主。楚虽在城濮之战中严重受挫,但其元气未伤,实力犹存,仍为南方霸主。二十五年,晋在崤山设伏,全歼越晋境灭滑回国的秦军,导致秦、晋联盟破裂。楚乘机与秦结盟,在秦支持下击灭庸国,慑服百濮,巩固了其左翼;同时乘晋忙于对秦作战,无力南顾之机,东向击灭江、六、蓼及舒蓼等各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并与吴、越结盟,巩固了其右翼。此后,楚再向中原扩展势力,相继进攻宋、郑、陈等国。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围郑,晋来援,双方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楚军获胜(参见邲之战)。

此战,晋虽未受到严重削弱,但因连年与秦作战,其北部又不断遭受狄族袭扰,致使其在以后相当时期内无力控制中原各国。于是,楚又在与晋的较量中略占上风。晋为解除后顾之忧,邺之战后,东进击灭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诸狄,将疆土扩展至太行山以东黄河北岸,并以武力迫使齐国结盟,巩固了其左翼。同时,晋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派申公巫臣至吴通好,并传授其车战战法,怂恿其攻楚。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晋集中兵力,并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攻秦,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使秦暂时无力东进。十一年,晋军攻郑时与援郑楚军遭遇,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重创楚军,从而又占据了中原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国发生权力之争,内耗严重,国力急剧下降。经晋悼公整治,有所好转,但与楚相比,优势并不十分明显。

晋针对楚距中原较远之弱点,实施“三驾”(三次起兵)战法,即采用将晋四军编为三个作战单元,轮流与楚周旋的疲敌战术,企图以此拖垮楚军,不战而胜。周灵王九年至十年(前563—前562年),晋三次攻郑。第一、二次待楚军来援时撤回。第三次楚未来援。郑遂与晋结盟,并在较长时间内未再叛晋。此时,晋、楚均已认识到,双方力量均衡,不可能以武力独霸中原。此后十数年间,晋、楚均很少再向中原用兵。楚联秦制晋及晋联吴制楚战略的实施,使晋、楚均处于两面作战的状态。作战重心亦逐渐转移至秦、晋和吴、楚之间。晋、楚两国急于摆脱两面受敌之不利处境,至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向戌的倡导下,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双方订立盟约规定,除秦、齐两大国外,原依附于晋、楚两强任何一方之小国皆应向另一方朝聘。即中原各国要接受晋、楚两国共同控制。这样,晋楚争霸战争,遂以两强并霸中原而告终。

晋楚战争,受西周“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等军事思想的影响,在战争指导上,对实力雄厚之大国,实施有限目标作战;对中等国家,只欲征服,不求消灭;对弱小无助之国,则力求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致使晋楚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手段,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也就是不与强者正面冲突,先灭掉弱者增强实力,这种策略类似于田忌赛马,这种各个击破,避开主力的战术,是战争中常用的战术,也是博弈论中最常见的策略选择,以我之长对人之短,对小国吞并,对大国讨好,对于中间各国则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方针,楚来附楚,晋来附晋;而在与—方结盟时,又不忘暗中通好于另一方。终致晋、楚均未能独自控制中原各国。此战,晋、楚两国力避两面作战并努力置敌于两面受敌的战略指导,实在是把博弈思维运用的惟妙惟肖。

邲之战的诡诈之道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在此战的博弈中,信息的优势显得至关重要,侦察敌情,准确判断,从容指挥都是这场战争博弈胜利的关键要素。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殽之战。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