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争一时短长，就不会轻易倒下
当卖国贼是可耻的，但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而去当这个“卖国贼”，以至于为千夫所指，甚至遗臭青史，那这个人就有点伟大了。而伟大的人，自然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本能地拒绝了。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无奈的李鸿章只好请金伯利从中斡旋。
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假如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慈禧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
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着称的翁同龢肯定会说风凉话，如果自己去和谈，必然把恶果归罪于自己，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肯就范：“假如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认为，假如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三月四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公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十四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此时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天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
马关，这个昔日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
日本人对此次谈判早已成竹在胸，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大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二万万两白银。
即使没有这些，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也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假如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假如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车返回驿馆途中。人群中忽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李鸿章清醒过来后，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七十三岁的李鸿章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之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人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但刺杀李鸿章的行为却无异于授人以柄。
李鸿章遇刺让日本朝野震惊，日皇遣御医和军医来调治。伊藤、陆奥亦前来谢罪，为表歉意日方同意中日停战。日方劝李鸿章安心养伤，待伤好之后再议中日和约。李鸿章断然拒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说什么也不肯停下议和，“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四月十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十一日，李鸿章将其所拟和约草稿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朝鲜自主外，余皆遭极力反驳。十五日，李鸿章另拟一和约送去，即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县等，伊藤亦逐一驳议。十六日，伊藤将修改后的和约送来，合约稍微缓和。日方称已可再议，李鸿章卑微乞怜，旁人观之心酸不已，泣不成声。最后合约达成，即《马关条约》。除割辽东外，台湾及彭湖列岛也在其中，而赔款则高达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再次乞怜，日方只答应中国若在三年内付清赔款可以免息以及免除日本驻威海卫的兵费。
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的挺立不倒也在给日本人传达着一个信息：清廷虽然羸弱，虽然腐败，虽然已经如他一样经历着伤病，但绝不会自己倒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争到底。
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日本。一年之后，当李鸿章周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当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时，他有感而发，大书四个字：“伤心之地”。作为一个局外人都感到如此不堪，而作为集万千矛盾于一身的李鸿章当时不知作何感想。
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能负重的人；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有足够韧性的人。能忍辱，就可以不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能忍辱，就能淡定、理智，而不是意气用事。
一个能忍辱负重的人，即便在官场上，自然也不会轻易倒下。
2.内心的强大，才是不倒的关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前，也就是同治、光绪统治时期，大清帝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后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六十五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铁甲舰，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两周后，两舰启程回国，中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沿途各国也无不鸣放礼炮，表达敬意。
这一年10月3日，李鸿章急不可耐地奔赴旅顺口，准备亲自验收“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这一次，大清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傲视亚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支铁甲舰队。
其实，貌似繁荣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危机，而貌似风光的李鸿章，背后更是经受着难言的悲苦。
站在洋务前沿的李鸿章，却没有站在道德和权力的制高点，这必然让他成为有预谋和无预谋攻击的最好的靶子。
反腐，是各派势力对付李鸿章的撒手锏。其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成功，让清朝权贵们坐享其成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理不平衡：他们担心李鸿章拥兵自重，担心他中饱私囊。于是，那些自诩“清流”的大臣，充分“发扬”儒家知识分子抨击时弊、敢于直言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的姿态，对洋务派横加指责。
他们以无知无畏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姿态，对李鸿章死缠滥打，胡搅蛮缠。其中，以反对洋务着称的刘锡鸿，乘坐轮船从天津开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对一位同船的外国人有关中国要修铁路的言论，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国人的道德观一向强调“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甚至有人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
晚清着名学者吴汝纶曾经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对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口诛笔伐，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八百万两白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让看到这份弹劾的军机大臣都评价为：“语绝奇！”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其在英、法、日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
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九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封、金州铭军统领一封、威海抚台一封，做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
所有非凡人物的伟业，都需要经过艰难的长期的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努力。纵观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2500～2600万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对时局的忧虑，对前景的担忧，也有对遭受弹劾的苦闷和无奈。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列国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不过是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不放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坚持是需要理由的，让李鸿章在误解和反对声中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求得中国走向强大的变革。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实业的发展，以一己之力推进清王朝的改革之路。一个人不倒下最关键的力量是内心的坚持，而让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是伟大的责任感。李鸿章不愿倒下，不能倒下，因为他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3.做事持之以恒，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要想做成大事，必须要有恒心。
修铁路对清王朝是件大事。而要促成这件大事，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恒心和毅力。李鸿章是一个有恒心的人，在晚清政坛上，自立不倒的同时，还要做点大事，没有点恒心当然是不行的。
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李鸿章所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还有来自各方的阻碍。
但在这些事情中，唯有铁路最让李鸿章殚精竭虑，也唯有铁路这件事情，最能体现李鸿章强硬而又不失灵活的政治手腕，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和毅力。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但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惊人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
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同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再次提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他甚至更进一步，向奕提出修津浦铁路。
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难以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明白，群情反对之际，如果自己贸然上奏请建铁路，肯定树大招风，事情一旦受挫，便再无回旋余地。于是，李鸿章把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推到了台前。让刘铭传上奏，成与不成日后都还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