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陈述的是本书整个中篇的历史背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历史大门。这一年，61岁的袁庚临机受命，带领招商局再次回到时代的大舞台，蛇口上演“一笔判半岛”的故事，并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急先锋的“蛇口模式”。
而在此时，改革开放的中国金融舞台上，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回到国民经济生活中，努力恢复着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功能；荣毅仁等曾经隐退在历史舞台背后的“红色资本家”，也受命开始了中信集团的金融探索。
顺理成章，陈慕华、袁庚、王士桢等一批时代人物也走向前台，开启了中国第一家企业发起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的组建；之后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内地企业在港第一起收购（中国基金）……无数的“第一次”，使得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再次同命运、共呼吸。
春天的故事
时间来到了1978年。
对中国当代史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之年。经历过29年的波折之后，新中国的历史在此陡然转弯，十年浩劫自此结束，改革开放由此启程。
这一年的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而在这一年的5月，《光明日报》刊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社论，并旋即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想解放的思潮开始在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上启动。
这一年的年底，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这次会议的深刻意义与深远影响已经不需要用语言表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由此确立。
也就是在这一年，招商局再次获得新生，开启了其“第二次辉煌”的新里程。
而在此之前，招商局已经衰微到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的资产由人民政府接管，迁往香港的招商局全体人员及13艘轮船于1950年1月在香港宣布起义，回归祖国；此后的1951年，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图，招商局集团在内地的资产被重组为中国人民轮船公司，而在香港则继续沿用“招商局”名称，承担一些新中国政府无法实施的使命。
到1978年，香港招商局只剩下一些不动产，包括一栋4层335平方米的办公楼、一栋6层的宿舍楼、几处货仓以及香港和澳门两处破旧的码头。按照当时的估价，这些资产总价值约340万港元。
而为了重启招商局的生命之门，历史为其选择了一位61岁的老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中，袁庚的人生经历都是跌宕起伏的。1965年4月，袁庚被康生一伙陷害入狱，直到1973年9月底，经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重获自由之后的袁庚，通过廖承志的介绍，调到叶飞任部长的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6月，正当袁庚考虑退休之时，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叶飞向他交付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其去香港招商局检查工作，广泛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招商局。
接到任务后，军人出身的袁庚延续了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两个月后，带着调研报告返回北京的袁庚向交通部党组汇报。在此基础上，10月9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这份文件提出了“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招商局历史上著名的24字经营方针（即“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也由此提出，并要求招商局争取5~8年发展成综合性大企业，并建议突破当时的政策限制，授予招商局相当范围的处理问题的机动权与经营自主权。
10月12日，中共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对这个报告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批示。
与此同时，交通部开始重组招商局的领导团队，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兼任董事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1978年10月18日，袁庚赴香港主持工作。就这样，袁庚成了招商局历史上的新一代掌门人。
为了重振招商局，袁庚等人将目光投向毗邻香港的深圳宝安县，并由此引发了那个著名的“一笔判半岛”，或者叫“划了一道圈”的故事——
袁庚上任之后，通过之前的调查和分析认识到，香港寸土寸金，而招商局又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在香港投资发展困难重重。而如果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宝安县投资开发工业区，则既可以利用内地丰富而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又能适当地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还能为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进行试验。
1978年11月22日，袁庚带领有关人员赴广州与广东省方面开始接触，上报在广东沿海临近香港边境地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的问题，并得到了大力支持。12月21日，时任招商局总经理的金石带领有关人员前往宝安县对工业区的选择进行考察，最终选址蛇口。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中对建立出口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认真研究了这个报告，马上决定请交通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到他那里去，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接见了彭德清和袁庚。一坐下，李先念就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胸有成竹的袁庚谈了自己的想法，讲到要把香港与内地结合起来发展时，李先念立即插话：“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不过他也表示，国家不会给招商局钱来买船建港，“地可以给一块”，但“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趁机再进一步，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
李先念看着袁庚带来汇报用的香港简明地图，用铅笔指着深圳西南角的南头半岛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他接着说：“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不然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李先念铅笔所指的范围，几乎是深圳市现在的一半面积，袁庚与其他人面面相觑，无人敢承担如此之大的幅员范围。最后，在这个地图上，李先念划出了现在蛇口工业区的红线范围，实地面积大约2.14平方公里。
“一笔判半岛”之后，李先念又征求谷牧副总理的意见：“对招商局的报告，你看怎么办？”谷牧回答：“你批个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李先念说：“好，我批。”说着，他就在报告上写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2日上午，谷牧召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具体落实李先念的批示。谷牧开诚布公地说：“现在议一议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厂的问题。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了地方行政按国内的一套以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
他接着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听了交通部的汇报以后作了批示。”他宣读了李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介绍情况。袁庚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失去利用香港低息资金的机会造成的损失。他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高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港元以上。劳动力工资也很高。我们经过多方面研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吸收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如果这样做，香港任何财团都无法和我们竞争。”
在这次会议上，经过各主管部门充分议论以后，袁庚的蛇口工业区免税10~15年、进出口交税按香港方式的“特殊化”要求得到批准。
1979年4月1日，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成立。经过三个月的勘察设计工作，7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响起蛇口“开山第一炮”。这一炮被后人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而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也就此诞生，沉寂多年的招商局终于重新上路。
金融业的春天
1978年开始的那场深刻变革，使得金融领域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局面，走向了坚冰融化的改革之路。
而新中国金融领域“大一统”坚冰的形成，也并非一日之寒，其中既蕴涵着新中国巨大的成就，也铭刻着深深的时代局限。
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的时光中，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金融经营企业，施行的是“大一统”的体制，不仅保险、证券等金融事业无从谈起，就连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商业银行事业，也是少得可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开启了新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大门。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谈起经济工作时，邓小平对国家的金融事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随后，他说：“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恢复金融、重构金融组织体系的工作由此开始。
1979年，此前被并入人民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重新得以恢复成立，集中办理农村信贷；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3月26日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也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分别办理与外汇和基建相关的业务；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承担了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局面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四大专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在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而这一体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思路，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也无从谈起。
保险业也在这一时期得以恢复。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了恢复全面停办已经达21年之久的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4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业。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抓住这一机遇，开始了以财产保险为主的各项保险业务的探索。
同样是在1979年2月，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荣毅仁，响应年初邓小平约见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时“围绕改革开放做一些实际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的讲话，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1979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后来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而今，该公司已经发展为中信集团，坐拥超过万亿的资产，所涉及的金融业务，已经横跨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等领域。
这一切仍远远不够。改革开放所激发的巨大经济浪潮，不仅需要贷款、保险，还需要证券融资，甚至还需要信托投资。而当时以国家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一方面没有足够的资金供应，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和动力，管理方式是机关式管理，分配方式是“大锅饭”式的分配，既缺乏活力，又缺乏动力，更不能提供金融企业所应有的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
于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一轮的金融业改革迫在眉睫。而这一次，改革的动力来自民间。
首先是证券市场有了零的突破。198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1985年1月14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上海市江宁路上两万多人排成长队，等待购买飞乐音响（“小飞乐”）的股票，万人争相购买的景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企业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
1985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接见来访的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约翰·费伦时，亲手将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对方，以此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决心。
其次是商业银行领域有了重大突破。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打破了专业银行的行业垄断格局，在中国银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还首次尝试了股份制这一新体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金融界无不将其视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和发展方向。4月21日，《文汇报》刊发报道说：“如今，银行业不能安安稳稳‘朝南坐’了，交通银行的出现，仿佛往平静的水面投进了一块巨石，使上海金融业呈现出激烈竞争的趋势。”
改革如火如荼，突破仍有空间。在改革开放第一块“试验田”蛇口，“既是实干家，又是冒险家”的袁庚和他的伙伴们，要再进一步。
这一次，在银行领域，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第一”——新中国第一家不需要政府直接出资、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保险领域，也将产生一个新的“第一”——同样是一家民间色彩浓厚、新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发起组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这两个“第一”的发生时间，将分别是1986年和1988年。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招商局，在创造了“蛇口模式”这一奇迹之后，孕育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已是历史必然。
告别中国金融业几十年后，在这个金融业的春天，招商局回归并引领中国金融业的突破，再次与中国的大历史踏在了同一个节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