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由蛇口财务公司“转世”而来、创始初衷在于解决内部结算问题的小银行，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开创了民族银行业品牌的创业之路。
探路银行改革
蛇口基因
毋庸置疑，招商银行的创办是那个时代银行改革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盛宣怀在筹建中国通商银行时曾说：“欲富国，必兴商务；欲兴商务，首重银行。”
1986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热点和难点，就是如何把国家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
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但是，原有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过程中，遇到了从产权形式、政策性业务、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到人事制度、历史包袱等方面一系列需要配套改革的难点问题。
在深谙专业银行自身改革动力不足的弊端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转而寻求外部突破口，决定采取体制外引导的战略，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组建和发展一批新型的商业银行，给四大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营造适当竞争的外部环境，推进银行体制改革，同时也为专业银行商业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这些新的银行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没有历史包袱，搞好了也许能与老的银行形成竞争局面。
为了深入推进改革，1986年9月，国务院决定恢复设立股份制、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又陆续批准了在中国部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建立几种形式的商业银行，从而加快中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步伐。商业银行的出现，打破了中国金融体制“四龙治水”的传统格局，引入的竞争机制给中国金融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背景为招商银行的诞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而被誉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蛇口则最终将这一机遇孵化为了现实。
蛇口，位于广东省，今深圳市正西面，西依珠江口，东临深圳湾，与香港流浮山隔海相望，海岸线长约25公里。
1984年，中国改革最耀眼的光环应归于蛇口，在这一年里，“特区”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同时到达了巅峰。
1984年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蛇口，在了解过蛇口码头的建设和通航状况之后，邓小平盛赞“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袁庚汇报中央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威力。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逃外流的口子。自从办了特区之后，不但制止了人员外流，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外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74家企业，其中51家已经投产，14家工厂开始赢利。
随着蛇口工业区企业的快速发展，招商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约资金，消除了存款与贷款的时间差和利率差；二是确保了资金的安全使用，避免了因企业单独开户难以管理而引发其他问题。
成立内部结算中心的提议得到袁庚的大力支持。1984年4月，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在蛇口问世。1985年9月，在结算中心基础上成立了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属非银行金融企业，既可向银行拆借资金，又可吸收企业存款。它的成立进一步扩展了工业区的融资渠道；同时也扩大了结算中心的业务范围——可以为工业区之外的企业服务。
此时，招商局内部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1985年5月25日，招商局在蛇口召开招商局干部会议，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钱永昌在会上宣布正式成立招商局集团，改变招商局由中国远洋总公司代管的体制，改由交通部直接领导。此时，招商局制定了“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以航运为中心，兼营其他，而目标之一就是金融业。
一年后，1986年5月，国家外汇局批准蛇口财务公司有权开展外汇业务，改名为招商（蛇口）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刘渝“异想天开”
从蛇口财务公司到招商（蛇口）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再到招商银行，有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当时蛇口财务公司的总经理刘渝。
刘渝是北京市“五道口”“五道口”：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编者注1982级的学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于1981年，在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的领导，各商业银行（专业银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创办，大家亲切地称她为“五道口”（因其坐落于五道口）。
刘渝是北京人，考“五道口”前，是名工人，以电大毕业生的身份考的“五道口”。当时《北京日报》为此还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刘渝很聪明，提到他的人都这么说。毕业后刘渝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南方，到了蛇口，并得到袁庚的重用，委以蛇口财务公司总经理的重任。
1986年的“五一”，干满一年的刘渝回北京探亲。5月2日中午，刘渝约了同窗好友万建华在宣武门饭店小聚。
同学相聚，自是谈论毕业后的经历。刘渝得意地说在蛇口做得不错，收入也不错，一年下来，财务公司有100多万元利润。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金融改革的万建华对财务公司的“成功”并不感兴趣，笑他100万就满足了，也不做点大事。刘渝反问说那还能做什么？万建华就随口一说“要不搞个银行怎么样”，当时银行改革闯不出点东西，要不在财务公司的基础上搞个商业银行，做个样本出来。
刘渝被触动了，觉得这事是可以尝试的，饭桌上两人就合计起办银行的事，越合计越觉得这事可以做。办银行是个大事，还得向袁董（袁庚）请示。“五一”放假，袁庚应该在家。刘渝拨通了袁庚的家里电话，一旁的万建华让刘渝用免提，让他也听听。
刘渝向袁庚汇报了用财务公司办银行的想法，袁庚一听就笑了，说“你小子又异想天开”。当时万建华并不认识袁庚，他在刘渝耳朵边小声说：“你跟袁庚说，不弄不也是没有，弄了搞不好就弄成了，没弄成也还是没有。”让刘渝把这话学给袁庚听。袁庚一听，也对，就放了活话，可以试试，“回来再说”。
有了这话，刘渝和万建华就开始行动起来。第二天，两人又找了两个同学，四个人一起商量怎么弄。同学中有一位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司任职，知道新机构申报的程序，要申请报告、银行章程。那个时候还没有范本可以借鉴，万建华帮着刘渝起草报告、章程。为这个新银行取什么名字，也让两人大费脑子，取了一堆的名字，什么东海银行、南海银行，最后还是万建华提议，别想了，就用招商银行，招商局名气大，老字号，够响亮。“招商银行”这个名字得到了袁庚的认可。
5月中旬，刘渝把报告和章程递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向刘鸿儒作了汇报，刘鸿儒很支持。
申请批下来是两个多月后的8月11日。
这份批文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同意试办招商银行的批复》。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同意试办招商银行，并确定“招商银行是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投资的综合性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的领导下，执行国家统一的金融方针、政策、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基本规章制度。招商银行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筹集和融通国内外资金，经营人民币和外币的有关金融业务”。
蛇口会议
1986年9月2日，各方在蛇口召开了筹建招商银行的座谈会，开始了以蛇口财务公司为基础筹建招商银行的各项筹备工作。
这次座谈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原则同意：招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由企业兴办的银行，必须十分慎重，稳妥行事；由小到大，逐步开拓业务；依靠交通部及交通系统支持，充分利用招商银行这一金融机构用活资金，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系统和行业；根据注册资本的比例，相应照顾各方利益。
关于银行资本的筹集，座谈会建议请交通部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所需500万美元由招商局在香港筹集。外币资本金虽然不多，但对当时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却是个创新，它表明新创建的招商银行将是一家“开放性”的商业银行，将按国际惯例办行兴行，并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重视国际业务、外汇业务的发展。
座谈会同时建议，由袁庚兼任招商银行董事长，并在国内金融界物色聘任资历较深的同志为行长（后经多方选择考虑，决定由招商局董事副总经理王世桢兼任首任行长）。
1987年3月31日，招商银行在蛇口工商局正式领取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招商局集团作为独家出资人。
1987年4月7日上午，招商银行在深圳南海酒店会议厅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袁庚、郑仁周、江波、熊秉权、王世桢、梁鸿坤、王金贵、章秉权、黄小抗等九名董事出席了第一次董事会，袁庚任董事长。刘渝、张瑞林（招商银行副行长）列席了董事会。
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招商银行的三大任务：第一、筹集和融通国内外资金，为蛇口工业区和交通部企业提供多种金融服务，促进招商集团企业内外延伸，实现国际化、多样化、工贸结合、产销合一的战略目标；第二，为全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促进银行企业化经营的创新试验；第三，为招商银行的投资者创造利润。
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的第一份发展规划：
一、完善招商银行的建制，发展和巩固在深圳经济特区金融领域的地位。招商银行成立初期，首先要把在蛇口总行的工作做好，从内部建制、业务种类、对外关系、资信度方面尽快成熟起来，以此作为向内地发展的基础。
二、积极争取在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地设立分行，邀请当地交通部的大企业参股，扩大招商银行的资本，建立招商银行的分支网点。
三、逐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招商银行创建初期，可有选择性地与几家外资银行建立代理关系，以促进国际结算业务的开展。同时，稳妥地与外资银行建立起中期、长期的资金融通关系，引进国外金融资本，推动国内交通企业的更新改革。
招商银行第一次董事会可以说是其发展史上的“一大”，会议不仅确定了招商银行的性质、任务、业务范围、经营方针、发展规划、资本金、董监事会建制、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还特别要求招商银行要贯彻“信誉、服务、创新、灵活”的方针，把招商银行办成“信誉良好、服务周到、制度严密、经营灵活、人才精干、技术先进、效益良好”的银行。
这些原则和方针如同定海神针一般，在未来的漫漫征程和金融竞争的腥风血雨中，支撑着招商银行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银行之一。
激情创业
王世桢上任
1987年4月8日，深圳，春意盎然。
这一天，招商银行在蛇口招商路北十幢举行了热烈而简朴的开业仪式。来自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驻深各家银行的代表，日本、法国、美国等外资银行及驻港中资银行的代表，深圳市政府、招商局暨蛇口工业区的各界人士，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数百人出席了开业盛典。
招商银行行长王世桢宣布典礼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唐赓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代表深圳市委、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罗显荣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代表招商局集团为招商银行剪彩。
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银行宣告正式诞生。袁庚在成立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带领你们去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此时，招商银行拥有的是1亿元资本金，一个营业网点，下设营业部、外汇业务部、信贷部、计划统计部、信息中心和办公室六个部门；32名员工，其中23名来自原蛇口财务公司。王世桢任总经理，刘渝、张瑞林任副总经理（注：1993年3月27日招商银行第八次董事会决定将行领导谓称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改称为行长、副行长，为统一谓称以下均用“行长”和“副行长”）。
1988年4月，招商银行搬至蛇口招商大厦。
创办初期，招商银行的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我们一共只有36个人，平均年龄24.3岁，大家挤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的办公室只有6平方米，我坐着，别人只能站在那里跟我说话。”王世桢回忆，“当时真叫做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王世桢在这样俭朴的工作环境里一坐就是七年。
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环伺下，如同一张白纸的招商银行如何打开市场、赢得市场？
筹备招商银行的初期，王世桢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招商银行应该具有什么特色、什么办行方针。对初生的招商银行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地理位置和“后台”，即地处深港之间，而且“后台老板”是总部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集团。
然而，开业之初，招商银行面临网点少、人手紧、知名度低等重重困难。国际业务、外汇业务虽然得到充分重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形成规模和银行的自身特点。积极吸引存款，壮大资金实力是年轻的招商银行需要攻克的一大难题。
审时度势，王世桢提出“信誉、服务、灵活、创新”八字经营方针，面向全社会办理各项传统金融业务。
王世桢教育员工树立服务第一意识，制定服务守则，实行挂牌服务，接受客户监督，提供上门服务，星期日储蓄全天营业。这可以说是招商银行“服务立行”的最初实践。
如1987年8月开办流动渔民信贷工作并服务上门；利用现代化通信手段开展远距离服务项目，即根据客户指令和要求，及时为国内外异地客户办理各种结算和资金划拨业务，手续便捷。1989年上步支行、东门支行开业后提出“做好第一笔业务，为客户留下好印象”的行动口号，逐户上门进行业务宣传，上门办理收款、收票据。这在当时银行业还是十分鲜见的。
招商银行还开发了电脑储蓄业务，改革了传统储蓄方法，开始了个人银行服务创新的探索；开发了电脑会计记账程序，实现会计记账电脑化，大大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同时，招商银行也开办了为单位代发工资业务，增加储蓄存款。如1987年10月28日出台《蛇口工业区住房抵押贷款办法》，在深圳率先开办房产抵押贷款，受到蛇口工业区广大群众的欢迎。
为把招商银行办成真正的综合性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营能力”这一中心稳定开拓业务，在全行上下树立经营观念、利息观念和资金周转观念，在整个经营活动中，力求实现最佳效益。对筹措和使用的每笔资金，都要算一算能给银行带来多少效益。行领导每天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资金状况，不允许资金出现闲置。
以批发业务带动零售业务，扬长避短。截至1988年末，在提供远距离服务方面，共办理交通部委托贷款7.5亿元，支持了内地13个省、市的18条公路和3座桥梁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