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其中1986年招商局创建平安保险至2002年退出为重点区间。以平安保险创建、发展和壮大为脉络，展现招商局的资本运作，及对旗下企业创新的支持。
一家独大的时代
1986年春，深圳蛇口，云淡风轻，三角梅怒放。
“百年以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一个年轻人对一位老者这么说。
这位年轻人是马明哲，也就是现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年他31岁，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听者，则是年近古稀的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
两颗不安分的心碰撞在了一起。老人痛快地说了句“好啊”。上演于蛇口的一段传奇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袁庚当机立断，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招商局成立保险公司的必要性。1986年7月16日，报告打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拟申请成立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一张股份制保险公司牌照，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从门槛上看，当时成立保险公司并不难，5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即可。不过，说服国家高层和监管部门，打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并非易事。
新中国的保险业历史，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诞生开篇。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保在京成立（吸收了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新中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诞生。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旧币600亿元。
直到1984年，中国人保都亦官亦商，虽然对外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但对内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
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确立后，多数观点认为，人民生老病死、财产（国家财产）的损失都由国家财政承担，不再需要保险的保障，“保险作用已经消失”的言论甚嚣尘上。
在此背景下，1956年12月，中国人保的国内保险业务全面停办，人员解散。此后，国家从精简机构考虑，只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下设保险处，处理进出口保险业务，领导国内外分支机构业务和集中办理国际分保业务。
25年停滞，保险业元气大伤。
直到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才作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直到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召开，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才就此复业。12月，中国人保国内保险业务全面恢复。这一年，全国保费收入仅为4.6亿元。
事实证明，此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1980年以来，年均增速高达30%左右。2011年，国内保费收入达到1.43万亿元，是1979年的3109倍。保险公司数目也自1980年的中国人保一家，激增至百余家。
国内保险业的百家争鸣，始自蛇口效应下招商局的破局。
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国内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蛇口特区被政府高层批准设立。因履行“改革试管”职能，蛇口大量引入外资、外商，孵化具有现代治理机制和管理体制的企业。这一过程中，外商代表对当地配套的保险服务提出了多样化需求。
按当时中国外商投资法规的要求，在中国境内投资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投保。
“我太了解外商了，他们开会的时候，说不可能啊，你们（中国的）法律要求我买（保险），但是没有多个选择，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哲2008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当时的蛇口社会保险公司也没法做这些商业保险业务，“没有牌照啊！”
这正是创办商业保险公司的想法首先萌生于蛇口工业区的客观原因。
百年之前，李鸿章以其坚韧魄力，上疏清政府并联合社会募股，打破外资保险公司的垄断，以招商局保险为代表的民族保险业一飞冲天；而这一次，历史再次将重任赋予了招商局，“一家独大”待破，掌门人袁庚带领着年轻人马明哲披荆斩棘，重整旧业，开始寻求政策底线的突破。
“送信人”马明哲
20个月跑北京
1986年7月16日，招商局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递交了第一份申请成立保险公司的报告。但不到一周，报告就被驳回，答复是“建议很好，但目前条件不成熟”。
袁庚不死心，他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胡光宝等领导写信，详述了成立一家新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性：“百年招商，当需重振旧业。早在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十月初七轮船招商局于沪成立了保险招商局……一百一十年后，招商局再秉轮船招商，传继富民强国的信念，望能重振旧业，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拟设立社会主义股份制保险公司，将业务拓展至社会。”
马明哲将这封信送到了北京。1987年9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责成时任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副经理的马明哲，全面负责筹备平安保险公司。
“大概花了一年多时间，跟我跑的就跑了三批人。开始一批人觉得没可能，兴趣不大，打了退堂鼓。”马明哲回忆。
马明哲生于1955年年末，摩羯座，坚韧是这一星座的最大特点。“那时主要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保、财政部等，起码跑了有十几次，20多个月才拿到这个执照，非常艰辛。”他说。
申请上报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后，就被转至半官半商、双重职能的中国人保。当时，中国人保和一些部委对“条件不成熟”答复的解释主要包括：第一，保险业相关政策条例尚不完整；第二，再保险业务没解决；第三，深圳在改革开放，太快办一个保险公司可能会引起混乱，等等。
几乎山穷水尽时，马明哲决定直闯中南海。这是马明哲的一次冒险，期间一段插曲此后被传为“小笑话”：招商局北京办事处的人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关枪就会伸出来！”马明哲信以为真，在中南海里始终战战兢兢地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
两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1988年3月21日，陈慕华、刘鸿儒签发批文（银复［1988］113号文），同意由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4200万元，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同时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陈慕华还特意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管司副司长夏利平转达了她对平安保险的期望：“希望把平安保险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用时任平安保险名誉董事长刘鸿儒的话说就是：成立平安保险是为了试验一个以企业股东为主体的、独立的、股份制的、现代化的、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经营的保险公司，给企业改革树立一个样板，走一条新的路子。
同年5月27日，平安保险正式营业。它是我国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公司注册地为北京，总部设在深圳。
平安保险的诞生，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中国保险市场的被垄断局面，为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袁庚放权马明哲
作为第一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的特点在于，其在《公司法》颁布前就确立了公司化运作模式，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经理层面在内的各组织机构，落实了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分离。
在袁庚的支持下，年仅32岁的马明哲作为招商局股东代表接掌了平安保险。
1988年4月28日平安保险第一届董事会召开首次公议，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刘鉴庭被选为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则为总经理，后被任命为副董事长。
马明哲与所有的“50后”一样，成长历程坎坷。11岁时因家境困难辍学到湛江“上山下乡”，后来成为一名货车司机，1983年调动到蛇口，在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任车队队长，两年后到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与袁庚的会面，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
按马明哲的说法，他与袁庚的那次见面，重要的牵线人是时任招商局副总的车国宝。他说：“有了重操保险旧业的想法后，我就找到了车国宝。招行当时的牌照就是他申请下来的，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说话就比较直截了当。”
“他让我写个东西出来，我就写给他，他到香港去就给袁庚看，那是在1986年。车国宝说，我带你去见一下袁庚吧，我见了袁董就啪啪啪说了。袁庚听了觉得不错。”这是马明哲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在此后招商局持有平安保险股份的14年发展史中，袁庚之于平安保险，几乎鲜现报端，这一度让外界理解为，其在平安保险发展的话语权上已“退居二线”。但从袁庚自己的表态，这更像是主动“让贤”。
平安保险第三届第六次董事会上，时任平安保险名誉董事长的袁庚曾说：“在平安发展的过程中，以马明哲为首的年轻人，有闯劲，有激情，带领平安实现了飞速发展。我们这些老人，要支持他们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在陈旧的框框中杀出一条血路。他们有能力、有抱负，我们要积极地扶持他们，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他们的前进鸣锣开道。不管是股东还是管理部门，都要积极鼓励他们的改革创新，解除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给他们发展前进的机会，包容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的偏差……”
现在看来，平安保险之所以能从一家几十人的地方性保险公司打破桎梏，进入全球五百强，与袁庚最初大胆放权、鼓励创新、包容偏差的开放态度密不可分。
当然，这种放权，也并非无条件和无视风险。在马明哲看来，在平安保险发展中的多个关键点，袁庚都给了他正确的指点和理解。
平安保险筹建之时，袁庚在蛇口提出“企业股权分散”要求，当时兼任交通部副部长的他亲自找了中国远洋参股，没谈成，最后找到了中国工商银行。“袁董每次开会都会讲，平安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我对这一批年轻人很有信心。”马明哲回忆。
1991年平安保险搬离蛇口，袁庚也给予了理解。
“开始我们走出蛇口时，袁董是不知道的。听说他知道后有过看法，但后来觉得我们走得对了，反过来支持我们。”马明哲回忆。
1993年以前，不仅是袁庚，蛇口上下都有浓厚的情结。平安保险搬离蛇口时，《蛇口通讯》有篇文章曾写道：“平安由蛇口迁到深圳，使蛇口成为南方的金融中心变成了泡影……”
袁庚事后对马明哲说：“当时你们出来时，我是有点看不懂，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对的，你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也要招商银行走出去。”
“他退下来后，觉得大家都应该走出去。而且他还后悔说，只让平安和招行走出去了。”马明哲不止一次感叹说，袁庚是一个伟大的人，绝对是我国改革开放中一位正直的领跑者。
保险帝国速成
全国布局
为谋求企业发展，平安保险在创立后的四五年内，相继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几步。一是布局全国，二是集团的构建，三是登陆资本市场。
始于足下的，是全国化布局。
因区域限制，平安保险成立之初只能委托同业设在各地的机构做理赔检验代理。随着业务的发展，其逐步与同业形成竞争态势，同业决定全面取消与平安保险的代理合作。
这对平安保险而言可谓釜底抽薪——没有理赔代理商，一旦平安保险承保的车辆、货物在外地出了问题，没人检验理赔，即使平安保险立即派人处理也需要花几天时间才能赶到当地，往往已造成货物积压，平安保险将蒙受巨大罚款损失。得到这一消息的当晚，马明哲彻夜未眠。
一夜苦索后，马明哲豁然开朗，“这不正是我们建立机构的一个机会吗？”第二天，平安保险立即开始提申请，请求在国内部分沿海城市设立代表处。1988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终于批准了申请报告，同意平安保险先在海南设立分公司。随后，又批准了其在部分沿海城市设立代表处。
此后，平安保险董事会提出“立足深圳，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目标，并计划将总部从蛇口工业区迁至深圳福田八卦岭。1991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平安保险新的公司章程，明确“总公司设在深圳，重点在国内沿海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逐步向海外拓展”的发展方向。
当时，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对平安保险调研作出的结论——平安保险实行的是一种新型的保险企业运作体制，有条件向全国发展——也为平安保险的全国布局夯实了底气。
花开两朵。
全国扩张如火如荼的同时，平安保险抢到了当时“国字头”公司批文的末班车，“全国性保险公司”得以名正言顺。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你公司更改名称的批复》（银复［1992］189号）批准平安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国办函［1992］93号）同意中国平安办理法定保险和国营企业、三资企业的保险业务、各种外币保险和国际再保险业务。
这意味着，中国平安成为第三家全国性综合性保险公司。
至此，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1991年在交通银行保险部基础上组建）和中国平安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三家公司均经历“产寿分家”，分别分离出财产险公司（中国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平安财险）和寿险公司（中国人寿、太平洋寿险、平安人寿）。直到今天，在国内财产险、寿险领域，“老三家”的规模三强地位仍然无法撼动。
1992年年底，中国平安共有19家分支机构在全国各地开业。截至2011年9月末，中国平安分支机构及营销服务部门已超4400个，拥有约48.9万名寿险销售人员及15万余名正式雇员。
八年拖出分业批文
1993年，马明哲在中国平安内部，首次明确提出走综合金融集团化的发展道路。
长期关注西方保险业的马明哲发现，国际金融业的流行趋势是由昔日的分业走向混业，在压缩成本、提高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下，海外保险业纷纷通过集团控股组织模式实行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管理。
中国平安的发展也证明，综合金融集团化的定位是正确的，此后近20年，中国平安循此思路，由一家偏居深圳蛇口的保险公司，成长为国内金融业内唯一一家由保险覆盖至银行、资产管理、证券、信托的金融控股帝国。
但在当时，急转的政策让马明哲“混业经营”的想法即使谈不上顶风作案，也是在跟监管政策“对着干”。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金融业处于“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状态。但这种“混业”是一种传统混业和无序混业，与后来马明哲提出的“混业”不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