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商业圈的勃兴，对于北京的近代化也有着重要的物质刺激作用。清朝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领域日益广泛。原先商业区主要集中于外城前门一带的格局，已难以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求。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制订商律，提出《奖励公司章程》，力图突破传统上官吏耻言经商获利的积习，鼓励官商不分畛域，合力推进工商业发展。商贩趋利经商，不断开辟新的集贸市场，在内外城逐渐形成新的商业中心，内城不得经商的禁令无形被打破。清末民初，前门、王府井、西单先后成为北京城市的三大商业中心。外城前门商业区是传统商业区，在清末民初凭其悠久的历史，继续发挥着商业中心的作用，前门火车站建成后，这里更成为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地，从而促进了前门商业区的兴旺发达。王府井商业区肇始于1903年东安市场的兴建，建成后成为是集日用百货、餐饮小吃、娱乐杂耍为一体的综合性商场，随后，吉祥茶园、东安电影院相继建成。民国初年，许多外商纷纷投资开店，王府井大街店铺、洋行日益增多。由于王府井大街毗邻使馆区，外交使节、来京的侨民众多，其附近又是达官显贵的住宅区，这里日益成为高档化、西洋化商品的交流中心，外国著名商行如利威洋行、力吉洋行、吴鲁生洋行等经营钟表、钻石、西服、礼服，中国商行如中原百货公司、同升和鞋帽店、仁立地毯公司等，也经营各具特色的高档商品，王府井成为京城著名的繁华商业街区。西单商业区的形成稍晚一些。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设立在西单附近。为适应新贵的需求，西单大街的店铺日益增多。1913年，六家小商店组成西单商场，此后，三友实业社、洋货庄等纷纷开业，西单大街逐渐繁盛，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
随着北京近代化进程的发展，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首先表现为王公贵族和旗人地位的下降。满族贵族与旗人群体，在进入民国后，丧失了原来养尊处优的地位，新政府明确表示“不可能以有用之饷养无用之人”，所有国民都应自食其力，这些昔日的贵胄被迫加入社会城市空间，自谋出路。其中，一些王公贵族虽占有深宅大院，享受丰厚的俸禄，但“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赁屋，能依旧宇者极少。”长期寄生生活，令旗人群体步入社会城市空间极度不适，进入民初已呈破落之相。其次是传统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结构解体，产生出新兴市民阶层和新兴职业，形成以新兴职业地位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和竞争空间。再次是北京逐渐放松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有清一代，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身份高贵如官吏士人者，如为汉族，也需依据定制，“在京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因此汉族官吏及士人大多都居住在城南的宣武门外一带，他们或居住在自己的私人宅第内，或是赁屋而居，还有更多的是居住在会馆内。至于那些住在外城为北京提供各种服务的从业人员，如各业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帮工、仆役等，比起士人来，他们要接受极为严格的身份核查和定期的住址登记，包括：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保人；凡租住客店寓所、庵观寺院者，需登记姓名、籍贯，编入保甲；官府要按月点卯，逐一盘查来历不明之人等等。同光时期，对外城外来人口的管理逐渐放松。“新政”时期，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汉人居住内城终于合法化。而到1912年清帝退位时，旗人也不必再固定在八旗地方，可以自由择地而居。这就出现了汉人与旗人双向自由流动的动态居住格局，原有的分片各自居住的封闭格局逐渐被打破。
在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宣南地区发挥了引领社会潮流的作用。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报刊，以内外城为界，官报、旗人所办报刊和外国人的报刊，集中在内城，而最有活力或社会影响力的民办报刊的报馆、发行所和印刷所大多集中在宣南区域之内，其中尤以琉璃厂一带最为集中。这与宣南是北京汉族士人的聚居区有直接关系。宣南地区除了在京任职的官员、幕僚多居住于此外，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也吸引来大量士人，在此做短期生活和活动，宣南一带于是成为士人会馆最为集中的地方，会馆房产多达400余处。1895年，康有为及其弟子们就是在宣南地区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舆论界的翘楚。进入民国，北京的新闻记者在总体上仍以宣南所在的外右1—5区为最多。宣南地区还是清代《京报》的发行中心，有多家有名的报房具备印刷和发行报刊的能力，从业人员多达200人左右。同时，宣南还是外埠报刊的发行地。《时务报》是最早在京发行的外埠报纸之一，发行所即设在宣南。清末民初，由这里印刷并发往全市的报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开启民智、推动北京加速近代化的作用。
经济、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北京城市社会结构由封闭逐步转向开放与流动。有清一带，北京内城以紫禁城、皇城为中心，体现封建专制对社会秩序的安排。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使原先那些不可一世的皇家建筑失去了神圣性，同时民国首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又使得拓展城市空间不得不触及对这些皇家建筑的改造。曾主持民初京城公共设施改造的内务部长朱启钤客观地指出：“京师为首善之区，中外人士观瞻所系，凡百设施必须整齐宏肃，庶几不惮为全国模范。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地方，阕阅繁密，毂击肩摩，益以正阳城外京奉、京汉两干路贯达于斯，愈形逼窄，循是不变，于市政交通增多窒碍。”1913年，在市政公所的主持下，首先打通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继而开辟南北池子和南长街两条贯通南北的大道，拆除大清门内的千步廊以及东西三座门两侧的月墙，先后开辟南池子、南河沿、南长街等处的皇城便门。这样天安门前形成了交通便利的中央广场。1914年，故宫前半部的武英殿先行开放。翌年，文华殿和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开放，并辟为北京古物陈列所。同年，朱启钤发动旅京绅商捐款，将社稷坛被改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此后，太庙、天坛、地坛、先农坛、北海、中南海，以及西郊的颐和园等皇家禁苑相继开放，被开辟为市民文化、游艺和体育的活动场所。1924年，废帝溥仪被逐出宫，故宫被政府接管，翌年，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成为东方最大的遗址性艺术博物馆。这些公共空间不仅为国人提供文化娱乐场所，而且成为市民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国人以群众集会的方式，表达对民主政治理念的执著追求，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常态。例如，1915年4月11日、5月23日，北京商会等民众团体在中央公园连续发起集会，30多万市民踊跃参加，宣传爱国，提倡国货，抗议日本扩大侵华权益的“二十一条”秘密条约。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学生3000多人，赴天安门广场集会，点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天安门广场成为北京爱国民众声援上海工人的政治舞台，北京市157个民众团体发起集会，20多万各界民众汇集天安门，大会通过《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告中国国民绝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决议开展抵制英、日货物运动。可见，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公园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开放，为民众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公共空间，成为群众参与政治运动的场所，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国民道德建设的进程。
三、北京城市管理体制的专业化进程
清末民初，随着政治体制由帝政向宪政的转型，政府的宗旨由完全为皇权服务，逐步调整为以宪政为基础，政府的职能日益凸显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特征。不过，这是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其间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权力运作、观念磨合及体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