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中国改革开放：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左倾错误逐步泛滥，给国民经济以及其它各项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尽管期间有过几次调整，但左倾错误思想始终未能彻底得到纠正，直至发展到“阶级斗争为纲”的程度，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由于左倾错误仍然在延续，国民经济建设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而50至70年代却正值资本主义世界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得更大。邓小平复出后，于1978年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反思和总结建国以来以及苏联和东欧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此，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国的大地上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三大”上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及“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提出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十五大”把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写入了党章。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再到文化体制改革、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内地，构成了一幅先试点、后推广、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立体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国民经济增长率逐年攀升，经济建设以及其它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使这个曾经有着辉煌文明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甩掉了过去的“贫苦老帽”，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笑傲雄姿迈开了民族复兴的坚实步伐。
比较古今中外诸多改革的成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些认识：
1、改革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才有可能成功，否则违背历史潮流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中国两汉之间“新朝”的王莽改制即违背潮流，结果导致新朝的迅速夭折。
2、改革必须代表社会发展的主流进步力量，才有成功的可能。反之，如果代表落后的阶层甚或反动势力，则必然归于失败。中国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即代表腐朽的封建势力，不仅未能挽救统治危机，反而事与愿违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3、改革必须有强大的政权保障，或者说改革派的力量大于反对派，才能获得成功。中国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和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因失去或缺乏强大的后盾而告失败。
4、在用人方面、采取措施方面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也会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不当。措施过于激进和国际形势严峻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5、改革者必须有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怕牺牲的精神，才能肩负起改革的重任。历史上有不少改革者曾为改革而献身。公元前2世纪中晚期，格拉古兄弟先后担任罗马保民官期间，分别进行了改革。但因改革触犯了贵族反对派的利益，大格拉古及其追随者300余人被打死，小格拉古及其追随者3000余人殉难，他们的尸体都被投入了第伯河。公元前4世纪中期，中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因触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当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死后，商鞅被五马分尸。1898年“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后，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惨遭屠杀。
6、执政者应该注目世界形势，了解国情民意，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争取做到兴利除弊以及防患于未然，切不可闭目塞听、闭门造车、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7、如果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应该坚持到底，并不断深化改革，切不可浅尝辄止，更不可半途而废。李悝变法使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但魏文侯死后变法中断，魏国实力未能获得继续发展。王安石变法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宋神宗之死而被司马光等保守派阻断，北宋最终未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8、只要是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我们就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并将其进行到底。
一次成功的革命或改革，常常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曾饱尝其失败的痛苦和成功的欢乐。英国、美国、法国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俄国和日本都通过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法国人的彻底革命精神和日本人的全面改革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法国人的革命精神不仅对于法国自身解除封建束缚具有重要意义，且对欧洲大陆各国的反封建斗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日本在7世纪通过“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筑、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等先进文化，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在19世纪后期又通过“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近代化的军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又进行了民主和社会改革，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
1500年前后，欧洲从中世纪的夜幕下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开辟新航路、宗教改革以及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等纷纷兴起，使得欧洲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截止到20世纪初，西欧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次思想革命，欧美掀起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浪潮，并先后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1868年之后亚洲的日本也学习西方进行了明治维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德、英、法、日、俄等国皆成为主宰世界的资本主义强国。
相反，曾经经历过汉唐盛世、大元帝国的中国，在趋于封建衰落的明清两朝，时间跨度长达500多年，却未曾有过一次成功的社会改革或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迟滞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遂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直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2年结束了腐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1919年五四运动启导了人民的觉悟，激发了广大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1945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洗刷了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百年耻辱。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并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辟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较大改善。
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相当力量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扩张之欲，扩张的规模将会达到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征服和扩张之欲，会随其实力的增长而增长，以至于膨胀起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在一洲之内或地跨两三个洲乃至全球范围的大帝国，在此我们不妨总结一二。
一、亚述帝国（公元前8世纪下半期——前612年）：亚述，最早形成于今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北部。由于亚述被异族所包围，经常受到外来威胁，再加上国土狭窄、资源有限，使亚述人变得越发好战。国王那西尔帕二世（前883——前859年）曾攻占叙利亚，兵临腓尼基海岸。其后继者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在位35年间，就发动了32次远征，两河流域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国家大都被他所征服。每次对异族的成功征服都强烈刺激着亚述人的胃口，甚至于亚述人把这种征服性战争看作是按照“战神”的旨意进行的“神圣”事业。公元前8世纪下半期，扩张的规模更大，进而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帝国。公元前744年，亚述王征服了米底等部落，把乌拉尔图国王打得落荒而逃，又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及阿拉伯等19国联军会战于黎巴嫩，并征服了它们的反抗。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彻底打败了乌拉尔图。公元前688年，亚述军攻陷并摧毁了巴比伦城，控制巴比伦达数十年之久。约公元前671年，亚述王阿萨哈东率军越过西奈半岛侵入埃及，攻克了下埃及旧都孟菲斯，之后上埃及各地王公亦表臣服。后来他还一度攻陷底比斯。公元前7世纪，他与埃兰国争夺巴比伦，再次攻陷巴比伦城，巴比伦王被迫自焚而亡。接着，亚述骑兵击溃阿拉伯的骆驼兵，降服了阿拉伯。最后，亚述用兵埃兰，攻入苏萨，洗劫全城，使埃兰国沦为其属地。亚述军事帝国的横征暴敛对被征服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给各地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因而激起被征服民族的不断反抗。公元前614年，米底军队乘亚述军队在外作战之机，攻陷了千年古都亚述城。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联军又攻陷亚述帝都尼尼微（“狮穴”），亚述王自焚于宫中。这样，一个曾经地跨亚、非两洲的亚述帝国宣告灭亡。然而，亚述人的黩武精神对中东乃至世界的影响颇为深远，其征服行为被波斯和罗马等帝国所效法。亚述扩张战争的残酷性亦为历史所罕见。关于亚述国王那西尔帕二世的铭文中写到：“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掉他们的首级，我用他们的人头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在城的大门前建筑了一座墙，包上一层由反叛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一些人活着砌在墙里，另一些人沿墙活着插进尖木椿，并加以斩首。”
二、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波斯原是兴起于西亚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公元前6世纪曾处于米底王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53年，波斯人在阿黑门尼德族人居鲁士的领导下，经过三年战争，灭掉米底王国，建立波斯王国（即阿黑门尼德王朝）。公元前546年，居鲁士二世灭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逐步征服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各希腊城邦。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兵不血刃占领了巴比伦。然后，居鲁士远征中亚，占领了巴克特利亚（大夏）、索格第安那（粟特）和花刺子模，控制了乌浒河（阿姆河）和药杀河（锡尔河）之间的大片领土。居鲁士死后，其子冈比西斯二世于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获悉有人夺取王位，仓卒赶回伊朗，中途被自己的剑误伤，因感染而身亡。他的万人不死军总指挥大流士率军赶回波斯，杀死发动政变的高马达，登上王位，是为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在位）。大流士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加强了对全国的行政管理，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并继承了居鲁士的宽容政策，允许波斯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继续保留其大多数地方性政策。他派驻埃及的总督修复了古埃及神庙，还与当地僧侣磋商后编纂了埃及法典。大流士一世在巩固帝国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扩张，使得波斯成为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向东，他将印度河流域并入帝国版图；向西，大举进攻希腊，导致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欧亚两洲之间大规模国际战争——希波战争的爆发，但在马拉松一役中波斯战败。大流士之子薛西斯一世继位后再攻希腊，结果帝国的海军败于萨拉米，陆军败于普拉蒂亚，帝国在爱琴海上米卡莱角的战船被希腊人焚毁。从此，帝国由盛转衰，再无西征之力，只是利用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矛盾，借助金钱和外交手段，才保住对小亚细亚的控制。大流士三世时，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侵波斯。公元前330年，帝国都城波斯波利斯陷落，大流士三世在逃亡中遇害，波斯帝国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