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1日，梁启超来到北京女子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发表了《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男尊女卑的关键，在于女子不能和男子享受同等教育。中国若想摆脱积弱的命运，只有广设女学。若女学得兴，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梁启超还说：“中国女子，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他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女子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对师范的高度重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积极支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向师范大学的历史性过渡，否定了一些人要求废止师范教育的错误主张；并力促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学生、民国初年曾4次出任教育总长的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而他自己则出任北师大的董事长，并在学校任教。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师范大学，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的完善、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梁启超此举的贡献，正如姜松年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所说：“任公先生出了很多力去维持师大，中国教育赖以维持。”
梁启超在北师大主要教“中国文化史”和“国文教学法”。他的学生梁容若回忆他讲课时的情景：“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他在北平的公开学术讲演，常常有一两千以上的听众，在师大照例用风雨操场，窗子都挤满了人。”
另一位学生回忆他在北师大上课的情形时写道：“1926年我在北京师大求学的时侯，正是梁先生息影政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阶段。他在师大教的是中国文化史，只讲到社会组织编，每周也只来两次。由于他的名气大，学识渊博，他每次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还站着听。有些同学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届时宁可牺牲本门功课也来听他的讲授，可见他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大了。”
结缘南开，教书育人
梁启超是南开史学奠基时代的学术大师。早在1915年前后，梁启超便渐生摒弃政治之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嫌“京师太嚣杂”，遂定居天津，在“饮冰室”专心于“不朽之盛事”。当时，天津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中心。梁启超久仰南开的盛名。而南开学校的两位创始人严修、张伯苓，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心仪已久。1915年1月30日，严修、张伯苓两人与梁启超约定赴南开参观讲演，不料却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事而搁浅。直到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终于如愿履约。
在参观完南开学校后，梁启超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说，他称赞南开学校：“使全国学校能悉如南开之负盛名，则诚中国前途之大幸。”又勉励南开学生磨练脑力、坚定意志、开倡新风气。当时，即将毕业的周恩来怀着景仰的心情聆听了演说，并作了详细的笔录。
1919年，张伯苓与严修在赴美考察美国大学制度之后，“壮游归来，即着手增设大学”。南开大学建校伊始，设有文、理、商3科。为扩充文科的学术实力，张伯苓想延请寓居天津的梁启超来南开大学讲学。而梁启超也对新生的南开大学期望极高。在1921年的南开大学开学仪式上，梁启超应邀而至，并有感而发：“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瞩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
1921年9月，梁启超正式接受张伯苓的邀请，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程成为南开全校学生的必修课。每周一、三、五下午4时至6时举行，后来每周又增加2课时。由于梁启超学识过人而又文采飞扬，每次讲授，听讲者多达数百人。天津各学校的教员、学生也争相赶来旁听，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学期结束之后，梁启超将“中国文化史”的讲义整理定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月出版。
1922年、1923年暑假，1924年春天，梁启超还先后讲学于南开大学。他利用自己在国内外文化界的巨大影响，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如罗素、泰戈尔等人以及国内学界名流张君劢、梁漱溟、张东荪人等来南开讲学。
梁启超在教书的同时，更注重育人。他鼓励学生积极向上，爱国勤奋。他不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还时刻注意道德教育和人生观教育。1922年12月，梁启超在苏州学生联合会的讲演中指出，徒有知识，并不一定会做人。各门知识固然重要，但那只是做人的一种手段，不能单靠这些手段就可以达到做人的目的。需要具备完美的道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梁启超还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梁启超反对中国照搬美式教育，只注重教授知识，而不顾精神教育。他认为，大多数美国青年一生忙忙碌碌，忙考试、忙升学、就业、花钱，就像是消耗面包的机器，毫无生活的意义。梁启超断然指出：“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梁启超尤其反对洋奴教育，强调划清国民教育与奴隶教育的界限，让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梁启超号召青年学生先树立高尚完美的人生观，以达到精神生活自由的目的。
梁启超的诲人不倦和谦逊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据郑伯麒回忆：“1922年3月4日，梁任公先生在北京大学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任公先生在演说中，认为《老子》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
几天后，梁先生真的收到了一份“判决书”，作者名叫张煦，即后来编纂《汉藏大词典》的张怡荪，当时只是一位20来岁的青年。他称任公为“被告”，《老子》为“原告”，自称“审判官”，其“判决”如下：“梁任公所提出的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
郑伯麒说：“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任公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梁任公先生收到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是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之题识。一个是少年豪气，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
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清末从事维新变法开始，梁启超始终沉浸在引领时代思想的激越和亢奋之中。他不断捕捉新知、投身新潮。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以“新思想界之陈涉”自诩，“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抱负。梁启超并不想做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专业知识分子，而是想跻身于王阳明、顾炎武等大儒的行列，但开风气不为师。
南京的东南大学，原是清末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为进一步振兴教育事业，1921年7月改办为“东南大学”。当时中国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所是以蔡元培为校长的国立北京大学，再一所就是号称“东南最高学府”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主张“自由讲学”，延揽了国内外许多名流学者，不分党派，利用这个最高学府讲坛，充分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让学生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
1922年夏天，学校董事会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办暑期学校。担任暑期学校课程的教师，除本校权威教授外，还罗致了海内外知名之士，其中就有梁启超，他讲授的课程是《先秦政治思想史》。为此，学校利用暑假为讲师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学生们簇拥在礼堂，纷纷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梁启超谦逊严谨的治学作风，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生们眼中，梁启超是一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此时，梁启超暂住在成贤街的校舍中。每逢星期天，不少青年都要到那里去拜访他，亲眼见证了梁启超精神饱满的治学作风：他右手写文章，左手不停地挥动着扇子，有时一面写，一面答复同学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此外，他每天还要阅读京沪日报和《新青年》等杂志，一边看，一边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在与学生们的交谈中，他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这句话来勉励他们。
由于大师们各有千秋的讲学，学员们很快便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由评论之风。对于学员们提出的种种疑问，梁启超表现得很谦逊，常以“我不能赞成”一词来作答，从而引起许多学员在“学者态度”上的争论。有人主张真理愈辩愈明，应大力提倡杨杏佛教授的学者态度；有人则认为多言多败，应永远保持虚衷自守、对政治“三缄其口”的戒律。这些话很快传到了梁启超耳里，他很敏感，立时郑重地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而是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改错。”经他这么一表态，学员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此涣然冰释了。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全体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会。当时正是盛暑时节。鸡鸣寺当家的老和尚见到梁启超到来，十分高兴地捧出文房用具索求墨宝。梁启超略为沉吟片刻，便奋笔写下了陆游的集句：“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联欢会上，一位学员趁梁启超高兴之际，向他提问：“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启超听了顿时庄重起来：“我认为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二千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脱离政坛，趣味人生
从1916年始，梁启超几度宣示脱离政坛。1920年开始其讲学生活，1921年10月至12月在天津、北京两地讲演7次；1922年一年之间在北京、济南、上海、苏州、南京、天津等地30余次。梁启超说：“我被各学校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演讲。”梁启超讲学的真正用意，不完全在于造就几个读书种子，而是效法宋明大儒，培育学行俱佳的门徒，造就未来能影响社会政治与思想的一股势力。钱穆曾经这样评价梁启超讲学的深层旨趣：“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梁启超对自己的个性颇有自知之明。他坦率地告诉公众，自己对新知有强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锐而浅尝辄止，趣味驳杂而多疏。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自己读书治学素秉“趣味至上”的原则，“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更有趣味的，是他留给儿女们的一副“自画像”，他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22年夏天，梁启超还为东南大学暑期班学员作了一次颇有趣味的专题讲座——《为学的趣味》，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对于趣味的意味，梁启超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他认为除此之外，像赌钱、吃酒、做官之类的事，并不能得到真趣。他提倡做学问，认为“学问的本质能趣味始，以趣味终……”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成为梁启超一生勤奋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
梁启超对于东方精神文明的精华——佛经同样有精深的研究。他在南京讲学的后期，几乎每天都由成贤街坐车到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聆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授佛学，风雨无阻，连小病也不旷课。据他自己说，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就是从佛经和儒书中领略得来的。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约有半年时间，除东南大学以外，他还常常在晚间到金陵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中学等校作演讲，许多立论非常精湛，引起广大听众极大的兴趣。1923年1月中旬，他离宁北上，给南京众多学子们留下了深深的怀想。
清华校训，字字珠玑
梁启超晚年主要致力于讲学。他曾说，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最后归结为“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
1914年，梁启超因喜欢清华幽静的环境而住在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并在那里完成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的写作。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以“君子”为题演讲。他勉励清华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全人格，要做“真君子”。他说：“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他希望：“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还对清华学子寄予厚望：“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启超的字字箴言，后来便成了永远镌刻在清华人心中的信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