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指天的运行，或天运行之规律。“健”即刚健不屈。意为：天的运行是不受人世的兴衰治乱的影响，按自身的规律，永恒不止地前进。因此，将刚健视为天的高尚品格。《易传？乾文言》盛赞这种品格：“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天具有刚健的高尚品格，因此企盼人效法天，刚健不已，自强不息，胜而不骄，败而不馁，不因艰难而阻，不因险境所挡，一往无前，努力进取，永无止境。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柔顺之意，柔顺是“地”的性格，主要体现在：“地”幅员广阔，其体深厚，无所不包容，它生长万物，滋养万物，而万物并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因此，期望人在效法“天”的刚健的同时，还要效法“地”的柔顺，培养出博大胸怀、包容宽厚的高尚品格。《易传？坤文言》赞美坤的品格：“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因此，人的素质和境界要有风骨与志气、有风度与气概，具有这种天下为公、宽厚为怀的品德，就是“厚德载物”。
在清华的日子里，梁启超与学生们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自1920年12月开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受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当时，著名作家梁实秋还在清华念书。他听过大师梁启超的一次演讲，印象十分深刻。梁实秋回忆说：“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然后，开讲中国古代韵文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特色，说到兴奋处，不禁手舞足蹈。在场的听众，包括梁实秋在内，也都随之如痴如醉。”
【大师小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王国维：前清遗老与国学泰斗
作为中国近、现代之交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学贯中西，博闻强识，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在近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站在哲学、美学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方面，被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鲁迅先生曾这样称赞他：“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也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笃志学术，谋办学堂
王国维笃志学术、热心教育，是一个具有先进教育思想的学者。1896年，19岁的王国维与同乡商人之女莫氏结为夫妻。此前，他已经在家乡担任过塾师，完成了成家立业的人生大事。此后，王国维便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次年，王国维再次前往杭州参加乡试，结果未中。他从此“弃绝举业，绝意仕途”，积极投身于“新学”，立志在教育事业上成就一番伟业。
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而最早谋划创办师范学堂的人，正是王国维。王国维认为，若要救亡图存，应先兴办学堂，而且是师范学堂。1898年2月，王国维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司书、校对的工作。在《时务报》任职期间，王国维常常向报社书记许同蔺建议兴办学堂之事。他曾写信给许同蔺说：“海宁可设一师范学堂，以丝捐、湖北赈捐之款作为开学堂之款，绰有余裕，其益可递演于无穷。”许同蔺却不以为然。
后来，王国维又通过汪康年向杭州知府林迪臣递交文书，并且详述了兴办师范学堂的筹款事项。1898年，大清朝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王国维深感快慰，并始终未忘兴办学堂之事。他当日写信给许同蔺：“诏废八股，实为数百年来一大举动，唯易以策论亦终无济，非学校贡举合而为一，终不能得人才而用之。”虽然兴办学堂的事最终没有结果，但王国维有幸在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任第一批教员，也算是圆了他毕生致力于师范教育的心愿。
在上海《时务报》工作期间，王国维经常利用公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他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02年因病归国，协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翻译《教育学》等文章。1902年5月，张謇筹办通州师范学校时，曾函请罗振玉到通州任职。由于罗振玉有事不能脱身，于是向张謇推荐了王国维。1903年4月，民办通州师范学校开学，王国维正式应聘来通州师范，教授国文、伦理。
王国维讲授的国文，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灌注法，分为讲读、阅看两种形式。讲读的书目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群经大要，书目由学校指定，教师负责分析讲解其义；阅看的书目则由教师指定，包括《曾文正公家书》、《求阙齐日记》、《阳明传习录》、《四史》等，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辅讲。当时，王国维只有26岁，比有的学生还要年。，但由于他具备扎实的古文功底，深得学生钦佩。当时，伦理学属于新设课目，没有完整的教科书，需要教师自编教材、讲义。王国维在教授论理学时，所写的讲义大多时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自然不能像讲授古文那样得心应手。因此，有一些贡生、监生出身的学生对他很不服气。但王国维胸有成竹，他在讲课之余，阅读了大量心理学、论理学方面的著作，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执教之余，王国维还曾两度登临狼山，留下了两篇清新秀丽的诗章：《登狼山支云塔》、《重游狼山寺》，为南通的山水增添了光彩。
1904年初，罗振玉出任苏州师范学堂的监督。王国维结束了在通州8个月的教学生涯，由通州师范学校转任苏州师范学堂教习，继续教授国文、论理学等课程。1907年，31岁的王国维经罗振玉介绍，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编译局编译，编译、审定教科书等事，撰《教育小言十三则》、《教育小言十则》等文。
而立之年的王国维，相继遭受了人生中的巨大打击，先是父亲王乃誉去世，后是妻子莫氏去世，次年初继母叶氏又去世。这连续的打击，严重影响了王国维的人生观。他开始将全部的人生乐趣转向文学，将钻研知识、寻求真理视为自己的生命。对于王国维说来，读书、思考、搜集资料、探求历史真相就是他全部的精神生活。对传统文化，他充满了热爱，毕生埋首于学术领域，孜孜不倦地研究经典史料。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尽管仍然与溥仪小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1916年，身处不惑之年的王国维，应英籍犹太人富商哈同之邀回国，到仓圣明智大学任教。实际上，这所大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只相当于教人识字的小学或初中。但因哈同对中国文化怀有真诚的兴趣，加之王国维在日本已麻烦罗振玉多时，迫切需要新的经济收入，所以答应应聘。但他拒绝大学教务长的职务，只包办《学术丛编》，从而发表了许多关于金石、考古、音韵、文字学等方面的文章。1918年，王国维正式担任该校教授，编写《经学概论讲义》。
从1918年开始，蔡元培多次委托马衡邀请王国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但王国维不愿接受北大的新潮，更不愿牵扯北大的派系问题，他希望保持学者的独立自由，因此接连婉拒。其间，王国维还拒绝了日本京都大学的任教邀请。直到1922年，他才应允担任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王国维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致。在清华讲《说文》时，用的材料多是甲骨金文，并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时，先要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找齐全，然后才下第一部结论；而后，再把结论和有关问题归纳一下，最后才对问题下终论。
1922年夏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太炎）四人；其次则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外冷内热，恩泽弟子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每天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到学生住的地方去跟学生交流，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辩论，他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时，有一些从东南大学特意赴京求教的学生，就住在王国维先生的家里。在王国维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是有问必答。在执教清华的2年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了王国维先生的恩泽。
国学大师姜亮夫于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先生。姜亮夫去清华参加补考时，王国维是他的主考官。当时，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由于姜亮夫读过章太炎的书，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作答。王国维看过卷子之后，问姜亮夫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姜亮夫回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他为什么卷子上都是章太炎的话。姜亮夫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地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亮夫说：“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听后连声说好，当即决定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王国维有一次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你的声韵、训诂都学得不错，但是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亮夫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道：“广韵如何研究？”姜亮夫的回答没有令王国维满意。沉默片刻后，王国维说：“我看你还是搞诗骚联绵字考吧！”接着，王国维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拿给了姜亮夫。多年之后，姜亮夫对王国维先生的谆谆教诲依然铭记在心。
1926年12月3日，正值王国维先生50岁生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研究生们，特地来到王先生家拜寿。7天后，王国维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弟子们。席间，他还向学生们展示了他所收藏的历代石经拓本。弟子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充分展示了这位冷峻的国学大师激情热情似火的一面。
泪洒挽诗，追忆良师
中国语言学家王力于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王国维先生讲的《诗经》。在此之前，王力曾经读过王国维先生的不少著作；特别是《人间词话》，别开蹊径，创诗词意境之说，令王力深感钦佩。连书中的章节，王力都能随口背诵。因此，他刚到国学研究院，就迫切渴望见到这位仰慕已久、满腹经纶的老先生。在王力的想象中，能写出像《人间词话》那样才气横溢、词句清丽的文章的人，必定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大学者。可是当王国维踏进教室，为王力他们讲第一节课的时候，王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国学大师竟是个小老头：头戴瓜皮帽，帽子下面拖着一条小辫子，身穿长棉袍，腰间还系着一条蓝带子。看他这身打扮，俨然一个“清朝遗老”。王力未曾料到，在推翻清王朝十多年之后，王国维竟然还保留着清朝的服饰，可见封建意识对王国维的影响之深。
尽管王力并不赞成王国维的政见，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王国维先生的尊重。王力觉得，王国维学识渊博，气质纯真，比起一些表面趋时而思想保守的人来，王国维显得更加天真可爱。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精辟新颖，王力闻所未闻，深感受益。此后，王力又听了王国维主讲的其他几门课，都有同样的感受。
论讲课，论学识，论见解，王国维都是第一流的。他讲课逻辑性很强，凡经他做过精深研究的课题，都有严谨的分析、肯定的结论。但是，当他碰到某些疑难的问题时，又常以一句“这个我不懂”一带而过；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几个“我不懂”的问题。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王力才慢慢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万万不能不懂装懂。
王力决心遵照先生的教诲，在治学方面刻苦钻研，勇于探索，锲而不舍，以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