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州，巴若斯大学，1998年—2003年）
“哈里，如果在你教给我的所有内容里只能留下一条，那应该是哪一条呢？”
“我把这个问题转回给你。”
“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学会跌倒的重要性。”
“我非常同意。人生就是一次漫长坠落的过程，马库斯。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跌倒。”
1998年，一场冻雨使得整个美国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瘫痪，并在几天之内让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在漆黑中度过漫漫长夜。我和哈里就是在那一年相识的。那年秋天，我从费乐顿高中毕业，进入了巴若斯大学。校园里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和预制板结构的屋子周围是大片大片修葺整齐的草坪。我就住在学生宿舍东侧一个别致的单间里，我的室友来自爱达荷州，名叫加尔德，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很瘦。这位好心的黑人兄弟戴着一副眼镜，他刚刚从一个大家庭的束缚里走出来，很显然对于他刚刚得到的自由还有些战战兢兢，总是要问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我能买罐可乐吗？我能在晚上十点后才回学校吗？我能在宿舍里放食品吗？假如我生病了能不去上课吗？”我回答他说，自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生效以来，奴隶制就已经被废除了，他有权利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听了之后，笑得很开心。
加尔德有两样必须做的事情：复习和给他妈妈打电话，向她报平安。而我呢，我只有一样事情要做，那就是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我花了很多时间给校刊写短文。但是校刊只刊登了其中的一半，而且还是在最不起眼的版面上，在那些留给什么卢卡斯印刷店、福斯特尔清洁公司、弗朗索瓦理发店，又或者是朱力·胡花店等地方小公司做广告的角落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觉得这种状况对我非常不公平，而且让我感到十分尴尬。说老实话，自从我入校以来，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叫多米尼克·雷恩哈慈，他当时是大三学生，写作技巧十分突出，在他面前，我多少显得有些黯淡无光。他借助校刊赢得了所有荣誉，每一次有新期刊出来的时候，我总会在图书馆里无意间听到其他学生在议论他时毫不吝啬的赞美之词。而唯一一直无条件支持我的人就是加尔德。每当我的短文从打印机里打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热情满满地拿起来读，要是在刊物上发表了，他还会认真地再读一遍。新期刊出来，我总是想送他一本，但他总是坚持跑到期刊室去花两美元把它买回来，而这些钱都是他周末在校园里打扫卫生辛苦挣回来的。我认为，他一直对我有着无限的崇拜。他经常对我说：“你真是个有本事的人，马库斯……你这尊大佛是怎么跑到马萨诸塞州巴若斯这座小庙里来的？”初秋的一个夜晚，我们一起到校园里的草坪上躺着喝啤酒和欣赏夜空。加尔德的第一句话一如既往地是：我们能不能在校园里喝啤酒，然后又问晚上我们能不能到草坪上来，然后，他看到了流星在天空中划过，叫了起来：
“快许个愿，马库斯！许一个愿！”
“我许的愿是希望我们都能在人生中取得成功。”我对他说，“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加尔德？”
“我只想做一个好人，马可，你呢？”
“我想成为一名大作家。我的书要有成百上千万的销量。”
他睁大了双眼，两个眼球在夜空中闪耀着，如同明月一般。
“你肯定能行的，马可，你是一个大好人。”
我心里在想，一颗流星或许是美丽的，但由于担心自己太过闪耀，所以才跑得很远。这一点倒是和我很像。
星期四，加尔德和我都不会错过大学里一位大人物的课，他就是哈里·戈贝尔。这是一个非凡的人，有魅力，有个性，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教师，学生们爱戴他，老师们也尊重他。他在巴若斯大学绝对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每个人都听他的话，遵循他的意见。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哈里·戈贝尔，伟大的哈里·戈贝尔，美国的名作家，而且还因为他气度非凡，有伟岸的身形，有天生的优雅气质以及既温暖又有力的声音。在教学楼的过道里和校园里的走道上，所有人见到他都会转过身来跟他打招呼。他是那么出名，学生们都很感激他能在这么小的一所大学里教课。大家都很清楚，假如他愿意的话，只要一个电话就能马上到全国最负盛名的讲坛上讲课。他也是全校唯一只在大礼堂里上课的老师，这个礼堂一般只有在举行学位颁发典礼或者是进行戏剧表演的时候才会开放。
1998年也是莱温斯基事件发生的年份。这一年的美国总统性丑闻让全美民众惶恐不安地发现，荒淫无度之事已经侵入了这个国家最高层的机构，而我们受人尊重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不得不因为他让一位忠实的女实习生舔了他的私处这件丑事而在全国人民面前忏悔。这则桃色新闻就这样挂在了老百姓的嘴边：在校园里，所有人都只在谈论着这一件事，我们假惺惺地关心着我们的好总统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10月末一个星期四的早上，哈里·戈贝尔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课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现在应该都很关心华盛顿现在发生的事情吧？莱温斯基事件。你们应该知道，自从乔治·华盛顿以来，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情况才会让总统的任期终止，一种是公认的无耻之徒，例如理查德·尼克松；还有一种就是死亡。直至今日，已经有九位总统因为这两种情况的其中一种而任期终止。尼克松是自己辞职的，而另外八位都是在任上死亡，其中四位更是遭到了谋杀。可是，现在看来，美国总统的任期终止可以加入第三种情况了：口交，又叫‘吹箫’。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当我们的总统解下他自己的裤子的时候，他还是我们那个能干的总统吗？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也能看出美国人都热衷于什么：有关性的故事，有关道德的讨论。美国就是‘小弟弟’的天堂。几年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现，没有人还记得我们的克林顿先生曾经挽救国家的经济于水火之中，在参议院由对手共和党人把持的情况下，他依然治国有方，还让拉宾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相反，所有的人都会记得莱温斯基事件，因为‘吹箫’事件，女士们、先生们，它会一直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面。不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总统也喜欢时不时让人吸一下自己的私处，那又能怎么样？我想，他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今天在座的各位有谁也喜欢做这种事情？”
讲完之后，哈里停了下来，他的眼光在讲台下巡视。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多数学生都在低头看自己的鞋子。坐在我旁边的加尔德也闭上了双眼，以免与哈里的目光交接。此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突然举起了手。哈里示意让我站起来，并说道：
“我年轻的朋友，请站起来。好好站起来，让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看你，你也说说你的心里话吧。”
我自豪地站在了我的椅子上。
“我喜欢被人‘吹箫’，就像我们的好总统一样，老师。我的名字叫马库斯·戈德曼。”
哈里把他讲课时才戴的眼镜朝下拨了拨，他好像是被逗乐了一般，看了看我。此事过了很久之后，他向我坦白：“那天，当我看到你的时候，马库斯，看到那个站在椅子上身体强健、自信满满的年轻人时，我对自己说：天哪，这真是块璞玉啊。”可是在当时，他只是简单地问我：
“告诉我们，年轻人，你是喜欢小伙子给你口交还是姑娘呢？”
“姑娘，戈贝尔老师。我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和一位美国良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总统，保佑美国这片性自由的国度。”
全体学生都惊呆了，接着是哄堂大笑，掌声雷动。哈里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向同学们说：
“大家都看到了吧，今后再也没有人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可怜的青年了。所有人都会说：这就是那位喜欢性爱的恶心家伙。从此，他的才华、他的品行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将会被打上‘吹箫先生’这个烙印。（他又向我这边看了看）‘吹箫先生’，现在你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你的同学都选择保持缄默的时候，你要向大家透露这些个人隐私呢？”
“戈贝尔老师，因为在‘小弟弟’的天堂里，性能让一个人迷失，也能把一个人推向顶峰。我也想趁大家现在都在看着我的这个机会告诉你，我写的短文很棒，已经在校刊上刊登了。下课后，想买这些文章的人可以过来找我，每本售价五美元。”
下课后，哈里在教室的出口处找到了我。同学们已经几乎将我准备的校刊抢购一空，他正好买下了最后一本。
“你总共卖了多少本？”他问我。
“我带来的都卖完了，一共50本。另外大家还向我订了100本，定金都已经预付了。我是两美元买来的，现在我卖五美元一本。而且校刊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刚刚跟我说，让我去当这本刊物的主编。他说我给校刊做了个大大的广告，而这样的事情，他也是头一次见到。哦，我差点忘了：有十多个女孩子给我留了她们的电话。你说得很对，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小弟弟’的天堂里。每个人只要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性自由就好了。”
他笑着朝我伸出了手。
“哈里·戈贝尔。”他这么介绍自己。
“我知道你是谁，先生。我是马库斯·戈德曼。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和你一样，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你能喜欢。”
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他接着说：
“亲爱的马库斯，我毫不怀疑，你一定能走得很远。”
实际上，那天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文学系系主任达斯丁·佩尔加勒的办公室了。他气冲冲地把我叫了过去。
“年轻人，”他紧紧扣住靠背椅的扶手对我说，带着鼻音的声音略显兴奋，“你是不是今天在礼堂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些污言秽语？”
“污言秽语？没有。”
“你是不是还当着300名同学的面，高声赞美了一番口交呢？”
“我谈了谈‘吹箫’这件事，先生。这我不否认。”
他翻了个白眼。
“戈德曼先生，你是否承认在一句话里使用了诸如上帝、保佑、性、异性恋、同性恋、美国等字眼？”
“我不记得具体是怎么说的了，不过，是的，里面确实有这些字眼。”
他努力保持冷静，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戈德曼先生，你能和我解释一下，在什么样的话里能出现这些淫秽的词呢？”
“哦，主任先生，请你放心，这和淫秽二字毫不相关。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对上帝、对美国、对性、对所有衍生出的行为的赞美。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各个方向，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美国公民是很热衷于祝福这一件事情的吧。这源于我们的文化，每当我们开心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祝福一番。”
他的眼睛又朝天上翻了翻。
“你是不是后来又在下课后，在礼堂的大门口摆了一个摊儿自行贩卖校刊？”
“一点都没错，先生。但是我本意并非如此，我很乐意给你解释一下。那些文章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写的，但是编辑总是把我的文章排到不起眼的角落里。我因此需要给自己做些广告，要不然没人会看我的文章。如果没人看的话，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淫秽小说吗？”
“不是的，先生。”
“我想看看。”
“我很乐意。五美元一本。”
佩尔加勒这回真的被激怒了。
“戈德曼先生，我想你还没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收起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套吧，其他学生都已经开始抱怨了。现在这种情况对你、对我、对所有人都很不好。你在课堂上估计是说了（他看着桌子上面的一张纸读了起来）：‘我喜欢被人“吹箫”……我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和一位美国良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总统，保佑美国这片性自由的国度。’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能告诉我，你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好戏吗？”
“这只是实话实说，系主任先生，我真的是一位简单的异性恋者和一位美国良民。”
“我不想知道这个。没人会在意你的性取向，戈德曼先生！你在你的双腿之间喜欢做的事情，也不关你的同学的事！”
“但我仅仅只是回答了戈贝尔老师的问题。”
听到这一句话，佩尔加勒一下子噎住，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你说什么？戈贝尔老师的问题？”
“是的，他问谁喜欢被吮吸私处，而我当时正好举了手，因为我觉得不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礼貌的行为。就是这样了。”
“戈贝尔教授竟然问你喜不喜欢被……？”
“就是这样的，你应该很清楚，系主任先生。这是克林顿总统的错，总统做的事，大家也都想跟着做。”
佩尔加勒起身到墙上挂着的文件夹里翻出了一份文件，然后重新坐回到办公桌前，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
“你到底是谁，戈德曼先生？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很好奇，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回答说，我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纽瓦克，母亲在一家大商店里工作，父亲是工程师；我来自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独子，智商超群，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过得还算幸福；高中是在费乐顿度过，在那里获得了“神奇小子”的名号；我是巨人队的球迷；14岁的时候戴过牙套；假期曾在俄亥俄州的姨妈家和佛罗里达州的祖父母家度过，为的是去晒晒太阳和品尝那里的橙子；都是些稀松平常的经历；没有过敏史，没有需要上报的严重疾病；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在童子军夏令营的活动中吃鸡肉中毒；喜欢狗，但不喜欢猫；常做的运动有曲棍球、竞走和拳击；梦想是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从不抽烟，因为这会导致肺癌，早上起来的时候口气会很不好闻；适度喝酒，最喜欢的饭菜是牛排和奶酪空心粉；会时不时吃吃海鲜，特别是在佛罗里达的乔·斯通螃蟹餐厅里吃海鲜，尽管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信仰，吃这些东西可能会给我带来噩运。
佩尔加勒纹丝不动地听完了我的自述，当我结束的时候，他只对我说：
“戈德曼先生，你还是省省你这些故事吧。我刚才已经看了你的资料。我打了几个电话，也和你在费乐顿高中的校长谈了一下。他说你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你完全可以选择去最好的大学。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好意思，系主任先生你的意思是？”
“戈德曼先生，你不去哈佛、耶鲁，跑到巴若斯来干什么？”
我在礼堂里上演的这一幕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尽管这差点导致我不能继续在巴若斯上学。当时，在和我谈话结束后佩尔加勒对我说，他要好好想一想，可是到了最后，这桩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佩尔加勒当时坚持认为，出过一次问题的学生今后还会出问题，于是他就想把我劝退，是在哈里的坚持下，我才得以留在巴若斯。
在这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被推举来接管校刊，为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延续了“神奇小子”的一贯作风，注入的新活力就是停止刊登雷恩哈慈的作品，接着又霸占了头版的文章。不久之后，我偶然在学校的拳击房里撞见了哈里，这是我入校后就经常光顾的地方。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他。这个地方门可罗雀，巴若斯大学里喜欢拳击的人少之又少。除了我之外，经常来的就是加尔德，在我的劝说下，他同意每隔两个星期的星期一来陪我练上几个回合，因为我实在是需要一个同伴，最好是很弱的那种，这样我才能确定每次将他击倒。因此，每隔差不多15天，我就能略带快感地为那个自己想一直拥有的“神奇小子”封号除一除锈迹了。
星期一，当哈里来训练房的时候，我正忙于对着镜子练习防守姿势。他穿着运动服和他穿西装时一样优雅。进来的时候，他冲我远远地打了个招呼，对我说：“我真不知道你也喜欢拳击，戈德曼先生。”然后，他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自己冲着沙袋练了起来。他的动作无可挑剔，敏锐而又迅捷。我多么想去告诉他，在他那次上课之后，我是怎样被佩尔加勒给叫去的，又是怎样说起“吹箫”和言论自由的事情的，告诉他我成了校刊的主编，而我个人又是多么崇拜他。但是，太多的忌惮令我没能走过去和他搭话。
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他又出现在了拳击房里。那时候，正赶上我每两个星期“修理”一次加尔德的时候。在拳击台的旁边，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不折不扣、毫不顾惜情面地“修理”了一顿我的同伴。看完之后，他对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错的拳击手，他自己也想为了保持体形把拳击这项运动再重新拾起来，因此他很乐意听一听我的意见。当时的他已经有55岁了，但透过他肥大的T恤，我仍能依稀看到他健硕的身材。他还是可以很灵活地击中对手，由于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很好，他的步伐虽然有些迟缓了，但仍然很稳固，他的防守和反应仍然无可挑剔。我建议他先拿沙袋练一会儿，结果我们一练就是一晚上。
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以及接下来的星期一，他都来了。我似乎成了他的私人教练。就是这样，哈里和我因为拳击训练开始慢慢走得越来越近了。我们通常会在训练结束之后在更衣室的长凳上聊一会儿，也利用这点时间让身上的汗干一干。三个星期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哈里走上拳击台跟我打了三个回合。很明显，我不敢和他玩真的，他却毫不留情面地在我的下巴上用右拳来了几次重击，几次将我击倒在地。他乐坏了，说有好多年没这么酣畅淋漓地打过比赛了，甚至连自己都忘了这种美妙的感觉。在将我像个软蛋一样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他邀约我一起去吃饭。我把他带到了巴若斯大学一条很热闹的主干道上，那里有一家学生餐厅。我们一边吃着多油多汁的汉堡包，一边谈论着书籍和写作。
“你真是一位优秀的学生。”他对我说，“知道的东西真不少。”
“谢谢，你看我的新小说了吗？”
“还没有。”
“我十分想知道你读过之后有什么看法。”
“嗯，好吧，朋友，如果这样能使你感到高兴的话，我向你保证，我会去看一看，然后告诉你我的想法。”
“可千万别给我留情面啊。”我说道。
“一言为定。”
他管我叫朋友，这真的让我喜出望外。那天晚上，我给爸妈打电话跟他们分享了这条喜讯：才来大学几个月，我就和伟大的哈里·戈贝尔先生吃上饭了。我那高兴得快要疯掉的母亲，听完后马上给所有认识的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她的天才儿子马库斯，她的小马库斯，“神奇小子”已经和文学界的高层人士有了来往。马库斯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拳击训练之后一起共进晚餐已经成了我们星期一晚上的惯例，那个时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打扰我们，我作为“神奇小子”的虚荣心也一次次得到满足。我和哈里的关系让我得到了某些“优待”：每次星期四上他的课的时候，别的同学发言，他最多称呼他们某某先生、某某女士，而我则被他亲切地叫作马库斯。
几个月后，就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吧，那时圣诞假期刚刚过完。我借着一次星期一晚上和他吃饭的机会，又一次问他对我的短篇小说是怎么看的。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他犹豫了一会儿，问我：
“你真的想知道吗，马库斯？”
“是的，说出你的看法吧，我就是来向你学习的。”
“你写得很好，你很有才华。”
我乐得脸都红了。
“其他的呢？”我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
“你很有天赋，这毫无疑问。”
这时，我已经乐得找不着北了。
“那在你看来，我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吗？”
“哦，那当然了。也许你不知道，你很有潜力，但是说到底的话，其实我没读到什么好东西。老实说，真的很糟。没有任何价值。其他所有你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一样。我们为了印刷这种类型的文章来砍伐树木等于是在犯罪。全国肯定没有足够的树用来印刷这个国家所有‘烂笔头’写出的文章来。写作得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这当头的一棒让我又惊又气。事实证明，哈里不仅是文学界的巨匠，也是一个大浑蛋。
“你说话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气恼地问他。
他整个人都被我逗乐了，带着审视的样子看了看我，似乎很享受当时的那一刻。
“你觉得我怎么样？”他问我。
“真是难以忍受。”
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马库斯，我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你大概以为纽瓦克就是世界中心吧。这倒和中世纪的欧洲人有些相似，直到他们乘船到达了大洋彼岸，才发现其实大多数的文明都比他们更加先进，他们为了遮丑，甚至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我想说的是，马库斯，你算得上是一块好材料，但是如果你不多努力的话，很可能会浪费自己的才华。你写的东西很不错。但是任何方面都需要再修改：风格、句子、构思、观点。你需要多质疑自己，然后多进行修改。你的问题就是你还不够努力。你很容易满足，当需要斟词酌句的时候你却不假思索，这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你觉得自己就是天才吧？嗯？那就错了。你的作品可以用马虎了事来形容，这样的东西一文不值。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重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确定……”
我已经怒火中烧了。即便他是戈贝尔，也不应该这样和我说话。他怎能和一个曾经被人追捧为“神奇小子”的人说这样的话呢？
他又接着说道：
“我要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的拳击打得还不错。这是事实，你知道在拳击场上应该如何去战斗。但是你得仔细看看，和你较量的只是那个瘦弱的可怜家伙，你每次把他教训得服服帖帖之后的那个得意劲儿，看了真让我想呕吐。你只和他较量，因为你确定自己能打败他。这就可以显示出你的懦弱。马库斯就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软蛋，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算不上，只是个虚张声势、唯唯诺诺的人。你总想耍些鬼把戏骗人，更糟糕的是，你居然乐此不疲。你需要找一个真正的对手！拿出一点勇气来吧，在拳击场上谁也骗不了谁，拳击场是一个真正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地方：要么我们击败对手，要么被对手击败，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也骗不了别人。而你呢，你总是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光彩夺目。你就是我们所说的招摇撞骗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校刊会把你的文章放到最后吗？因为写得太差了。相反，为什么雷恩哈慈的文章总能引起一片赞誉呢？因为它们写得很好。本来这是一个激发你自我超越、疯狂工作然后写出更好文章的契机，结果却只是让你用尽了坏点子来抹去雷恩哈慈。你只是希望把你的文章发表出来，却从不质疑你自己的工作态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生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没说错吧？”
我已经怒不可遏了，于是高声回击道：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哈里！在中学的时候，人人都很喜欢我，我是他们眼中的‘神奇小子’。”
“但是，看看你自己吧，马库斯，你不会学着跌倒！你害怕跌倒。如果你再不做出改变的话，你将会变成一个没有思想和无趣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不学会跌倒呢？看看你自己吧，我的天，你来巴若斯大学是要做什么？我看过你的材料，我曾经和佩尔加勒争论过，他差不多要把你赶出巴若斯大学了，我的小天才。你本来可以去上哈佛和耶鲁的，或者说你愿意的话，所有常春藤的大学你都可以去上。但是你跑到这里来了，因为上帝很不幸地让你天生胆小如鼠，因此你根本没有勇气去和那些真正的对手进行较量。我同样也和费乐顿高中的校长通过电话，他真是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可怜家伙。他用带着泪的声音向我讲述了‘神奇小子’的故事。马库斯，你来这里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在这里能保住你费尽心思打造的那个‘战无不胜’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堪一击。你在来这里之前老早就知道你完全没有‘跌倒’的可能。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还根本没有意识到学会跌倒的重要性，如果你继续如此的话，这会成为你最后失败的原因。”
说完后，他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一个在马萨诸塞州洛威尔的地址，离这儿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拳击俱乐部的地址，每个星期四，在这个地方都会举办面向全体大众的比赛。说完便离开了，留下我一人结了账。
之后的那个星期一，戈贝尔没有来拳击房，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也没来。在课堂上，他开始称呼我先生，言谈也显得傲慢起来。我最后决定在一次下课后去找他。
“你不会再去拳击房了吗？”我问他。
“我很喜欢你，马库斯，但是正如我和你所说的一样，你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爱哭鬼，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想把它浪费在你的身上。你在巴若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也对此无能为力。”
一气之下，就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我开了加尔德的车子，去了哈里跟我讲过的那家拳击俱乐部。那是在工业区的厂棚里，一个可怕的地方。里边的人真不少，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味和血腥味。在中央的拳击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引起众人围观的激烈较量。观众甚至都把身子贴到了场边的护栏上，粗野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我还是怕了，想逃跑，我想认输，但是还没来得及跑，一个身形硕大的黑人突然站到了我的面前。后来我才知道，他正是这家俱乐部的老板。他对我说：“是来打拳的？白人佬？”我说是的，于是他把我领到更衣室换衣服。一刻钟后，我已经站在拳击台上了，对手正是他，我们要进行的是两回合的对决。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晚上他给予我的那一顿痛打，当时我差不多以为我要死了。这就好像一场大屠杀一样，在现场的嘘声和喧闹声中，一个从纽瓦克来的白人学生乖乖仔被彻头彻尾地狠狠修理了一顿。即便我早已遍体鳞伤，但还是坚持撑到了规定时间结束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尊严的问题。当结束的钟声敲响时，我狠狠地倒在了地上，被击败了。我虽然被打得伤痕累累，但感谢老天爷还是让我活了下来。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哈里正俯身看着我，手里拿着一块毛巾和水。
“哈里，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小心地用毛巾擦拭着我的脸，笑着说：
“我的小马库斯，你的勇气超越了你的理智：那人估计比你重60多磅……你这场打得太漂亮了，我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
我努力着想站起身来，他阻止了我。
“别动，我想你的鼻子是断了。你真是好样的，马库斯。我已经料到了，但是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猜想。在这场比赛之后，你向我证明了我从见到你第一天起就对你寄予的希望并不是无用的，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你可以面对自己，超越自己。从今往后，咱们可以算作真正的朋友了。我想对你说，你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出色的人。毫无疑问，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在洛威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惨败”之后，我和哈里之间真正的友谊也算是揭开了序幕。从此，他白天是我的文学课老师，而在星期一晚上就成了那个简简单单的哈里、我的拳击训练伙伴。在某些假日的午后，他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想要教我如何成为一位真正的作家。我们通常会在星期六的下午找一家学校附近的餐馆，并在里面的一张大桌子旁边坐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书和纸页铺开，他会重新读一读我的文章并给出意见，然后重新构思我的词句。“一篇文章总是能挑出毛病。”他对我说，“只是有时候，有一些文章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而已。”在我跟他碰面之前，我会花很长时间在我的房间里工作，重新修改我的文章。就是这样，那个总是在生活中如鱼得水的我，那个觉得可以蒙骗得了所有人的我，开始遇到了一块硬骨头。但怎么能把他叫作硬骨头呢？哈里·戈贝尔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让我学会面对自我的人。
哈里不仅仅满足于教我写作，他还教我如何开拓精神世界。他会带我去看歌剧、看展览、看电影。在波士顿的歌剧院里，他说一段演绎得很好的歌剧会让他落泪。他总是觉得我和他很像，他也会经常和我提起他以前的作家生活。他对我说，是写作改变了他的人生，这种变化就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一起到特内特里吉那边欣赏退休老人合唱团的表演，就在那个时候，他向我敞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他是在1941年出生于新泽西的本顿，母亲是一位秘书，父亲是一位医生，而他是家里的独子。我想，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没有太多值得讲述的事情。在我看来，他的人生故事真正的开端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哈里刚刚结束了自己在纽约大学文学院的学业，之后就在皇后区的一所高中里当语文老师。但是，很快他就感受到教室带给他的局限性，一直以来，他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写作。19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对此他寄予了厚望，但是，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小。于是，他就决定迈出人生重要的一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把银行里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整装待发。我对自己说，是时候应该写出一本好书来了。我开始在海边找房子，想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几个月，平心静气地写作。最后，我在欧若拉找到了一幢房子，我马上就知道，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在1975年5月底离开了纽约，把家安到了新罕布什尔，以后再也没有离开那里。因为，在那年夏天写出的那本书为我打开了荣誉之门。是的，马库斯，就是在那一年，在我搬到欧若拉之后，我写出了《罪恶之源》。我用版税买下了这幢房子，在里边住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地方，你会看到的，你得抽时间来看一看……”
2000年1月，我第一次来到了欧若拉。那时正好是圣诞节假期，我和哈里已经认识有差不多一年半了。我记得，当时我给他带了一瓶酒，还给他的妻子准备了一束鲜花。哈里在看到我手里捧着的一大束鲜花后露出了奇怪的神色，他对我说：
“鲜花？这太有意思了，马库斯，你是要向我坦白些什么吗？”
“这是给你的妻子的。”
“我的妻子？但是我没有结过婚啊。”
我突然意识到，尽管我和他认识已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私人生活。看来，没有什么哈里·戈贝尔夫人，没有什么哈里·戈贝尔一家，只有戈贝尔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戈贝尔是因为在家里一个人太无聊，才想和他的一个学生交朋友吧。这个猜想是我在看到他的冰箱后得出的结论。在我来到之后不久，哈里和我就坐到了墙壁上装饰着墙裙和书架的客厅里，哈里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
“柠檬水？”他向我建议道。
“行啊。”
“冰箱里，我特意为你准备了满满一壶。你自己去拿吧，请给我也倒一杯过来，谢谢。”
我照他说的去做了。当打开冰箱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只是孤零零地站着一壶柠檬水，可以看得出来是用心做的，里面还有星形的冰块、柠檬皮和一些薄荷叶。这真是一个单身男人的冰箱啊。
“你的冰箱真空，哈里。”我回到客厅的时候对他说。
“哦，我待会儿会去买点东西，请见谅，我不习惯有客人来家里做客。”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
“当然，你还想让我和谁一起住？”
“我是想说，你没有家人吗？”
“没有。”
“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吗？”
“什么都没有。”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女朋友，什么都没有。”
我在欧若拉的第一次短暂居住让我意识到，哈里的形象是多面的：他在海边的宅子很大，但是也很空。哈里·L.戈贝尔是美国文学界的明星人物，是受学生敬重爱戴的老师，魅力无限、风度翩翩、优雅、拳击练得很棒、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当回到在新罕布什尔小城的家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哈里，一个在生活上已退无可退、有时略带哀愁的人。他喜欢在他家下面的沙滩上散步，很久很久，喜欢给海鸥喂一些干面包。他把面包就放在一个上面刻有“缅因州，洛克兰留念”字样的白铁皮盒子里。我想，在这个男人的生命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哈里和我的友情不可避免地招来了闲言碎语，这让我很难堪。其他学生看到我和哈里的关系很亲近，都在猜想我和哈里是不是同性恋人。某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受够了我的同学的风言风语后，我贸然地问他：
“哈里，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啊？”
他摇了摇头，眼睛里闪现出了光芒。
“你是在和我谈论爱情吗，马库斯？但是，爱情这件事情很复杂，非常复杂。这可能是最美妙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你将来会知道的。爱情有可能会让人很难受。但是你千万不要害怕尝试，特别是不要害怕坠入爱河，因为爱情同样可以是很美好的，和其他一切美好的事情一样，它能将你诱惑，也能让你伤心欲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在相爱之后会痛哭流涕的原因。”
自从那一天之后，我开始常常到哈里在欧若拉的家里拜访。有时候，我从巴若斯来只待一个白天，有时候又会在那里过夜。哈里教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而我也竭尽所能让他少一点感到孤独。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一直到我的大学生活结束之前，我在校园里认识的是明星作家哈里·戈贝尔，而在欧若拉，我陪伴的则是那个普普通通的哈里，孤单的哈里。
2003年的夏天，在巴若斯大学里待了五年后，我获得了我的文学学位。颁发学位证书的那一天，在礼堂里举办了庆典后，我代表毕业生进行了发言。我的家人和朋友也从纽瓦克赶来，在他们充满深情的眼里，我还是那个“神奇小子”。后来，我和哈里在校园里随便走了走，顺着梧桐树下，不知不觉中又走到了拳击房。当天阳光很明亮，是美妙的一天。我们最后一次瞻仰了那些沙袋和拳击台。
“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啊。”哈里说，“你之后准备干吗？”
“回纽约，写书，成为一名作家。这是你教给我的东西，成为一部伟大小说的作者。”
他笑了：“一部伟大小说？耐心一点，马库斯，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你会时不时回到这里来吧？”
“当然。”
“欧若拉永远恭候你。”
“我知道，哈里，谢谢。”
他看看我，拍了拍我的肩膀。
“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天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你变了很多，现在是个真正的男人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你的第一部小说了。”
我们久久地互相注视着对方，他又说道：“说到底，你为什么想要写作呢，马库斯？”
“我不知道。”
“这不算是一个答案。为什么你要写作？”
“因为，写作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这就是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我所能说的就这么多了，那你呢？哈里，为什么你成了一名作家？”
“因为，写作为我的生命赋予了意义。或许你还没有发现：生活本身，一般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努力为它赋予一种意义，每天努力奋斗，完成上帝赐予的这个目标。你才华横溢，马库斯，给你的生命赋予一些意义吧，让凯旋之风向你吹过来。要成为作家，首先要学会真正地生活。”
“那要是我不行呢？”
“你肯定行的，这会很难，但是你肯定能行。当写作开始赋予你生活的意义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作家了。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千万不要害怕跌倒。”
我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写出了把我推向顶峰的小说。有好几家出版商想要买下我的底稿，最后在2005年，我和纽约久负盛名的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签下了一份让我收益不菲的合同。而它的总监罗伊·巴尔纳斯基，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还和我签下了接下来五本书全球出版的代理合同。2006年秋天，我的第一本书刚一出版就收获了巨大成功。费乐顿高中的“神奇小子”成了有名的小说家，但新的生活也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只有28岁，而我已经很富有、很有名、才气非凡。我万万也想不到，哈里对我的警告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