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恭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肮脏的人。答丢夫竟然想勾引奥尔恭的妻子欧米尔，他对欧米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恭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恭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秘密文件来陷害他。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皇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
早在20年代，法国就有一种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叫作“圣体会”，又名“信士帮”。这一伙人仇视他们心目中的异教徒、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以及一切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人们。他们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答丢夫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伪君子》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答丢夫”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在答丢夫形象的塑造上，莫里哀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答丢夫在第3幕第2场才第一次出场，但在前两幕通过奥尔恭、柏奈尔夫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观众对答丢夫的性格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是一个伪善者。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和耻笑。第4幕结束时，眼看这个剧本要以悲剧告终。第5幕忽然急转直下，国王明察，救了奥尔恭一家。这收场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不是不能解释的。它体现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依附王权、乐于歌颂国王的政治倾向。
《伪君子》第一次在凡尔赛宫上演时只有3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支持圣体会的那些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伪君子》被禁止演出。莫里哀3次修改他的剧本，把3幕剧改为5幕剧，使穿黑袈裟的答丢夫改穿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要挟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1669年，《伪君子》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唐·璜》（1665年）是莫里哀的第二部巨型讽刺喜剧，写一个在17世纪法国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故事。唐·璜这个“恶棍大贵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最典型、最无耻而又伪善的掠夺者。另一方面，他漂亮、聪明、勇敢、文雅。他的形象表现了17世纪法国封建贵族在生活和道德上的腐败。《唐·璜》演了15场便被禁了。
《恨世者》（1666年）中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他揭发贵族们自私自利、庸俗无聊、吹牛拍马、争权夺利，自己却爱上一个好诽谤别人的淫荡女人。这矛盾把他造成一个滑稽可笑而带有悲剧性的喜剧人物。《恨世者》是莫里哀精心雕琢的喜剧，波瓦洛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但演出并不成功。
《屈打成医》（1666年）说明莫里哀的喜剧和法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他采用中古韵文故事《农民医生》的情节，把主人公斯卡纳赖尔刻划为民间英雄。斯卡纳赖尔机智、勇敢、活泼，充满生命力。他扮演的是骗子角色，但莫里哀要揭发的不是斯卡纳赖尔，而是那些不学无术、欺骗讹诈的医生。斯卡纳赖尔是作者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不是批评的对象。
《吝啬鬼》（1668年）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1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自杀。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乔治·唐丹》（1668年）也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揭露他们向上爬的虚荣心理。乔治·唐丹是个暴发户，企图以依附贵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用自己的钱挽救贵族丈人的破产，他的妻子对他却不忠实。莫里哀谴责了贵族的无耻，描写了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指出，应该对这不幸负责的是乔治·唐丹本人。
1669年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优秀喜剧：《贵人迷》（1670年）、《司卡班的诡计》（1671年）、《女博士》（1672年）、《没病找病》（1673年）等。
《司卡班的诡计》是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喜剧。它采用罗马喜剧家泰伦斯的《福尔米奥》的情节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结构形式，中心人物司卡班却是十足的法兰西民间人物。他不仅象《伪君子》中的陶丽娜和《吝啬鬼》中的阿箭那样替小主人出谋献策，战胜顽固落后的家长，而且有本领使他的老主人在被他捉弄时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心仆人。他狡猾、聪明、灵活、快乐。
波瓦洛热烈赞赏莫里哀的艺术才能，但不欣赏《司卡班的诡计》。他谴责莫里哀“抛弃趣味和风雅”，说他不应该把“司卡班装人的口袋”搬上舞台。实际上，莫里哀用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他的喜剧创作，这正是他的优点。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谨严，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答丢夫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同样，他把阿尔巴贡的吝啬也刻画成强烈的情欲，并且用夸张手法突出他的性格。
莫里哀的人物的语言和他们的性格、身份完全一致。他的喜剧有的用诗体，有的用散文。诗剧大都采用亚历山大体，有时也用自由体。他的散文流畅自然，很接近口语。他的喜剧吸取了人民的语言，有不少句子已成为谚语。
拉封丹
拉封丹（1621~1695），法国诗人，欧洲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1621年7月8日出生在法国香槟省一个森林管理员家庭，幼年在农村度过，热爱大自然，熟悉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
1645年赴巴黎学习法律，结业后返回故乡，潜心阅读和写作。1684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依附财政大臣富凯上流社会。
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寓言诗》12卷，1668~1694年之间陆续出版，共有故事240多个。其中大多取材于伊索寓言、古希腊罗马和印度寓言家的作品及民间故事，加工改写后进行再创作，大多采用自由诗体，语言流畅自然，思想内容更为深刻。
其中不少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狼和羔羊》通过一只小羊饮水时被狼强行吞噬，说明强者总是最“有理”的；《农夫和蛇》说明对恶人不能讲仁慈，否则反被其害；其他还有《患瘟疫的野兽》、《死神和樵夫》、《兔子和乌龟》等。
拉辛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诗人。1639年12月21日出生在法国北部拉费泰米隆一个小官吏家庭，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大。
1658年在巴黎学习期间结识了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之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由于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他受到贵族保守势力的仇视，曾被迫停笔10年。
他的代表作有5幕诗剧《安德洛玛克》、《费得尔》、《爱丝苔尔》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希腊故事，描写王公贵妇丧失理性，感情放纵，结局悲惨。
《安德洛玛克》写特洛伊城主将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洛玛克战争后成了爱庇尔国王皮鲁斯的奴隶。国王却爱上了她而不愿娶自己的未婚妻爱尔米奥娜，并以她儿子的性命相要挟。因嫉生恨的爱尔米奥娜唆使有意于她的希腊特使奥莱斯特去刺杀国王。婚礼上，安德洛玛克自杀，国王被奥莱斯特杀死，爱尔米奥娜也自杀而死。
剧本谴责了这些受情欲支配的贵族男女。在艺术方面，他文笔细腻，富于抒情意味，擅长分析人物心理，尤其是贵族妇女心理活动的刻画，十分出色。此外还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悲剧《以斯贴记》和《亚他利雅记》。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1689~1755），原名沙尔·德·塞孔德，法国思想家。1689年1月18日出生在波多尔附近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是法国启蒙主义的先驱之一。
晚年致力于研究政治革新问题，著有《论法的精神》等。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1721年以化名发表的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信札》，作者假托两个波斯贵族到法国游历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
这部小说实际是通过文学形象以表达政论，不但思想进步，而且风格清新明快，可以说是法国启蒙文学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最早的一部哲理小说，它为新型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倡者和领袖。“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伏尔泰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曾在耶稣会主办的贵族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法官，伏尔泰却立志做一名诗人。他的讽刺诗流传很广。由于在短诗中嘲笑了法国统治者，曾两次遭流放，后来被囚禁在巴士底狱。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狱中，他开始写史诗《亨利亚特》和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1718年，他的《俄狄浦斯王》在巴黎初次上演，获得成功，顿时名声显赫，从此跻入文坛。
伏尔泰初露锋芒，就面临着封建专制社会的挑战。他虽被誉为法国最优秀诗人，却因得罪了一个小贵族而被其仆人当众杖责。伏尔泰遭此侮辱，政府不但不给予保护，反而把他第二次投入巴士底狱。1726~1729年避居英国。在伦敦，他以新奇的眼光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和新兴文学，熟悉了英国科学思想的成就，欣赏并推崇莎士比亚的戏剧。
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的成就给予他特别强烈的印象，对他的世界观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734年发表的《哲学书简》（又名《英国书简》）集中表现了伏尔泰对英国的印象。在这部著作中，他宣扬英国革命取得的成就，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此书一出版，即被法国反动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焚毁。伏尔泰为了避祸，住进他的女友德·爱特莱侯爵夫人家中。
他在那里隐居并埋头创作15年（1734~1749年）。悲剧《恺撒之死》（1732年）、《穆罕默德》（1741年）、讽刺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或命运》（1747年）、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32年）以及科学论著《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等都在这期间写成。1749年，爱特莱侯爵夫人去世，伏尔泰紧张的创作生活才告结束。
1750年又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多次邀请，访问柏林。他来到一个比法国更黑暗、更残酷的专制政体的国家，却幻想借助“开明君主”之力，进行某些社会变革，实现启蒙主义理想。然而腓特烈二世只把这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伏尔泰当作宫廷的点缀。伏尔泰丝毫不能改变德国的暴政，终于和腓特烈国王决裂，于1753年离开柏林。在离开普鲁士之际，他不仅遭到侮辱性的搜查，还被拘禁一个多月，这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暴政的认识。
归国后，为了取得更多的独立与自由，1760年起他在法国与瑞士的边境费尔奈庄园定居下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余年。在这期间，他写出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政论著作。哲学中篇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年）、《天真汉》（1767年），哲学诗《自然规律》（1756年），《哲学辞典》（1764年），还有悲剧《中国的孤儿》（1755年）等都是在这期间发表的。他在紧张创作之余，每日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步哲学家、艺术家以及演员的来访，与欧洲的各方人士保持通讯联系。伏尔泰的1万多封信中，有8000余封是这时期写的。伏尔泰写了许多文章与小册子，抨击教会和专制统治，它们以化名和匿名的方式在欧洲各地流传，推动了进步的思想运动。他还在家庭剧院上演自己的剧本。费尔奈庄园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伏尔泰的社会活动极为广泛，他经常为无辜受害的人士奔走。突出的是发生在1762年的闻名欧洲的喀拉事件。新教徒喀拉老汉被诬告为杀子凶手（他儿子改信天主教），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判他车裂极刑。被激怒了的伏尔泰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亲自调查事件真相，执笔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惨无人道和专制政体的草菅人命，这激起了全欧公众舆论的愤怒，迫使教会不得不宣布喀拉无罪，并恢复其家属的自由。喀拉事件后，伏尔泰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望日高。
路易十五死后，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重返阔别28年的巴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给了这位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以极大的荣誉。由于强烈兴奋和疲劳，伏尔泰于是年5月30日逝世。临终，神甫要他承认基督的神圣，他愤然拒绝。反动教会不准人们把他葬在首都。大革命时期，根据立宪会议的决定，伏尔泰的骨灰运回巴黎，在法国伟人公墓隆重安葬。
伏尔泰是最早摒弃唯心主义哲学并接受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又不能解释产生感觉和思维的自然原因，所以他认为感觉和思维的能力是万能的神加于物质的。由此产生了伏尔泰的宗教观——自然神论，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