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他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偏见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但是，在他力图改变封建秩序时，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认为开明君主会遵循理性的规律改造社会。反教权主义是伏尔泰世界观的最鲜明的特征，他认为宗教组织和宗教迷信是人类理性的大敌，但他却不能上升到无神论，只停留在自然神论的立场。
他还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他说“即使上帝是没有的，也必须捏造一个。”伏尔泰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在启蒙思想家中，他的思想和立场较为保守。
伏尔泰一生热爱戏剧，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剧本有50多部。他希望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在戏剧领域里获得永恒的荣誉，成为不朽的悲剧诗人。他一生写剧、演剧，还在自己的邸宅建立家庭剧院。
伏尔泰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当作不可企及的典范，认为18世纪只能因袭17世纪古典主义的道路。伏尔泰遵奉“三一律”，但又反对把古典主义的文学规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他又不拘泥于古典主义，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
伏尔泰一度为莎士比亚所吸引，曾给以高度的评价。但他并不赞成莎士比亚剧作中那种崇高与卑贱、悲剧与喜剧互相融合的写法。在创作中，他虽然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但仍能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他的悲剧杰作《扎伊尔》明显地受了《奥塞罗》的影响；悲剧《塞密拉密斯》中的亡魂，使人联想到《哈姆雷特》。他的戏剧情节的发生地已经超越了古典主义所限定的地中海沿岸，英雄人物来自世界各地。这些也说明他已超出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在演出上，他用了各种齐备的道具，很象现在的舞台。此外，他还废除了舞台上的近百人的观众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舞台作为启蒙思想的讲坛，宣传宗教宽容、政治独立，抨击宗教的狂热和野蛮的专制暴政。
《布鲁图斯》（1730年）取材于古罗马故事，反映共和主义与君权政治的斗争。布鲁图斯是一个忠于共和理想的英雄人物，为了反暴政、争自由，他甘愿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亲手处死了叛国的儿子。此剧以崇高的爱国精神教育群众。剧中人物具有高乃依悲剧英雄的特点。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随着“共和万岁”的口号声，巴黎的剧院完整地上演伏尔泰的戏剧而无须改动内容。在革命年代，他的悲剧鼓动了那些攻打巴士底狱的群众。
《扎伊尔》（1732年）是追随拉辛而写的一部具有启蒙内容的爱情悲剧。信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爱上了阶下囚——美丽的女基督徒扎伊尔。严酷的宗教狂热和惨无人道的宗教偏见，摧残了这一对真诚相爱的青年。通过流血悲剧，作者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主张不同信仰之间，应互相宽容。
轰动一时的伏尔泰的戏剧，到19世纪上半叶，已逐渐为人们淡忘了；他的哲理小说，却以独创的讽刺幽默风格成为18世纪启蒙文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作。
哲理小说是伏尔泰开创的一种新体裁，他写过26部，这是他在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他的哲理小说继承了拉伯雷的讽刺幽默传统，又吸取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手法，将辛辣的讽刺、轻松的诙谐与嬉笑怒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伏尔泰哲理小说的独特风格。赫尔岑说：“伏尔泰的笑比卢梭的哭所毁坏的东西还要多。”但他在探索变革社会的出路时，往往表现出保守性和妥协性。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有《查第格或命运》（1747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年）和《天真汉》（1767年）。
《查第格或命运》的主人公是古波斯巴比伦的一个聪明而又品性优良的青年。他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了许多好事，但总是遭到人们的暗算，大祸不断临头。他在这充满邪恶的社会里，看到的是政治黑暗，人情险恶，法院贪婪腐败，教会人士伪善，专制君主暴虐无道，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查第格依靠个人才智，化险为夷，平定了国家的动乱，被人民拥戴为国王。他以哲学家方式治理国家，“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查第格的不幸命运象征人类经历过的种种苦难，作者借此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通过查第格的开明政绩，颂扬开明的君主制，这反映伏尔泰对开明君主仍抱幻想。
卢梭曾在致伏尔泰的信中，批评伏尔泰对灾难的可怖的描绘，只会使同胞绝望。他主张“回归自然”，伏尔泰不赞同卢梭关于“自然人”与文明对立的观点，写了《天真汉》作为对卢梭的回答。
《天真汉》的主人公是一个法国血统，在加拿大的未开化的印第安部落中长大的青年。他具有未开化的“自然人”的许多特点，蒙昧幼稚、天真淳朴，表里如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初入欧洲，与“文明”社会发生尖锐冲突，竟为黑暗邪恶的“文明”社会所不容。天真汉这个没有受过“文明”教育，只按“自然”本来面目思考和行动的人，对现实的认识仍停留在蒙昧阶段，他处处比“文明”人善良、纯洁，但处处碰壁，又被无端地投入监狱。
伏尔泰通过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与卢梭展开论战，他认为，“自然人”应该文明化。他先让天真汉皈依宗教，接受洗礼，又让他在狱中学习具有启蒙理性特点的各种知识。“文明”社会终于同化了天真汉，使他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伏尔泰通过天真汉的形象纠正了卢梭对文明的粗暴的否定。天真汉也认为，他“从野兽变做了人”。这部小说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教会借此散布邪说，以镇压人民。这激怒了伏尔泰，他公开与莱布尼兹等人的乐观主义哲学决裂，《老实人》不同于《查第格或命运》，伪托古代异国，影射现实；它直接描述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把盲目乐观主义哲学思想作为揭露和嘲笑的对象。
《老实人》中妄自尊大的“哲学家”邦葛罗斯常说：在这“最完美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尽善尽美”，“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必为最美满的归宿”。这种说教来源于德国17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公式：“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走向美好。”这是麻痹人民、为封建专制统治作辩护的哲学。
邦葛罗斯的一生，灾难重重，对他的“哲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嘲讽。他先染上梅毒，接着又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后又被卖为奴，这个冥顽不化的“哲学家”虽然也“承认自己一生苦不堪言”，但他死不改口，坚持到底。
深受邦葛罗斯教育的主人公老实人是德国男爵的养子，曾经天真地相信过邦葛罗斯的说教，但残酷的现实却粉碎了他关于“世界是十全十美的”乐观幻想。
由于他与男爵的女儿、贵族小姐居内贡相爱，就被偏见极深的男爵逐出家门。从此流浪到欧洲各地，处处看到的是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罪恶。他历尽了苦难。到里斯本时，遇到大地震。为防止全城毁灭，教会与大学博士相勾结，认为只有“在庄严的仪式中用火活活烧死几个人，才是阻止地震的万试万灵的秘方。”为此，教会抓了5个人。其中一人的罪名是娶了自己的教母；另外两个葡萄牙人是“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在场的邦葛罗斯和老实人似乎赞同他们的吃法，于是，他俩也被一块儿送上宗教火刑场。结果三人被烧死，邦葛罗斯和老实人却奇迹般地脱了险。
他的情人居内贡小姐也很不幸，在战乱中全家被杀，她沦为一个相貌奇丑的洗衣妇。社会的愚昧和暴虐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伏尔泰曾说，那些议论世界和谐的乐观主义哲学家，就象玩弄自己镣铐的流刑犯。然而事实上，世界却更象屠宰场。老实人吃过种种苦头之后，终于认识到，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就是吃苦的时候一口咬定百事顺利”，他终于抛弃了它。老实人觉得世界也不象悲观主义者玛丁描写的那么悲观。
令人满意的世界究竟在哪里？他曾到过黄金国，这一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王国，是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理性王国的美丽蓝图。
在这个黄金国里，上有贤明的国君，下有幸福的人民，在这里，人人过着自由平等、愉快而又富足的生活。这里的人既不认识黄金的价值，也不受黄金的奴役。国内遍地都是黄金、碧玉和宝石。这里没有剥削、奴役和压迫，更无法院和牢狱。这里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居民只知从早到晚感谢上帝。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科学文化极为发达，处处都是雄伟的建筑，家家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科学馆更是富丽堂皇。
在这普遍幸福、科学发达的理想王国里，有皇帝却不需要法院与监狱；有上帝却废除了宗教仪式；有资本主义的科学与文化，却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支配与奴役。这幅图景是自相矛盾的，这只能是一幅幻想图。
怎样消除现实中的苦难？老实人继续探索，终于遇到一位土耳其修士。他的一家过着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生活。老实人从他那里找到答案：“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不幸：烦恼、纵欲和饥寒。”老实人得到一个宝贵的启示：“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是全书的带有哲理性的结论，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理的真谛。它比开明君主制的幻想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伏尔泰把他所有的小说都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以宣传启蒙思想为目的。每部小说都象寓言一样，有着深刻的哲理意义。作者并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他善于通过讽刺性的人物形象和荒诞离奇而带有寓意的情节，揭露和讽刺现实，表现某种深刻哲理。他还善于选用黑暗现实中的典型事例，加以夸大，甚至达到荒诞的程度，让它暴露出丑恶的本质，然后淋漓尽致地加以嘲笑，让人们在笑声中否定它。
在语言上，伏尔泰善于运用俏皮的警句、机敏的辞令、深刻的讽喻和轻松的嬉笑，达到嘲笑和讽刺的目的。伏尔泰的笑是无情的笑，挖苦的笑，毁灭性的笑。它是启蒙运动中刺向敌人的最有力的破坏性的武器之一。
卢梭
卢梭（1712~1778），原名让·雅克·卢梭，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富民主倾向的代表。
1712年6月28日，卢梭生于日内瓦共和国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祖籍法国。他是受法国天主教迫害而逃到瑞士的新教徒的原裔。卢梭诞生后数日，母亲去世。
他从六岁开始就和父亲一起醉心于读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著作，充满自由、柔情的家庭气氛，培养了他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和不受辱、不屈服的高傲性格。
从14岁开始，他被迫外出流浪，开始学徒生活。他受尽主人的凌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痛苦。看到动物之间强者欺凌弱小的时候，也联想到自己，愤怒得用石头去追打它们之中的“暴君”。
因不堪忍受折磨与侮辱，16岁时，他逃离日内瓦，从此开始了衣食无着的流浪生活。他曾像乞丐一样被送进宗教收容所，被迫放弃了喀尔文教，改奉天主教，这是他终生的悔恨。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为德·瓦朗斯夫人收留。又几次出走，在流浪中，当过店员、杂役，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观察了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形成了他对社会不平等的极大愤恨。因不愿当奴仆，又回到德·瓦朗斯夫人处。
1732年后，生活比较稳定，他自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和音乐，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增强了文化教养。他喜读伏尔泰的《哲学书简》，他说：“它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兴趣。从那时候起，这种新萌发的热情在我心中燃起的火焰就没有熄灭过。”
1741年，29岁时，他带着一种新的音乐记谱法（即现在通用的简谱）前往巴黎，未引起法兰西学院的重视，他只得以抄写乐谱、教授音乐或给贵夫人当秘书为生。这时他认识了狄德罗、达朗贝等年轻的启蒙思想家，并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写音乐条目。
1749年，卢梭看到了第戎学院发表的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他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写了他的第一篇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文章中选，获得极大成功，立刻传遍法国。从此，卢梭作为著作家而跻身于法兰西思想界。这篇文章指出人类道德的败坏是由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他认为“人生来是善良和幸福的，是文明腐蚀了他，毁坏了他最初的幸福。”他厌恶近代文明，向往他幻想中的接近原始的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把当代的文明（即封建文化）比喻为“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上的花环，它只能压抑着与生俱来的自由感情，喜欢奴隶状态。”
他还提出“愈是向科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前进，我们的灵魂愈是腐败”，“随着科学艺术之光在地平线上出现，美德即将视而不见。”他断然地否定了科学与艺术。卢梭所作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提法是针对贵族阶级的腐朽文化、压迫者的文化而发，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坚决否定。
此后卢梭写了一系列著作，一再用人类生活的质朴自然状态与被近代文明败坏了的现代人相对照，强调了人类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
1755年，第戎学院再次征文，题目是《什么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人类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则所允许》。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应征，此篇虽未获奖，但引起的反响比第一篇更为强烈。他以辩证的方法论述了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他说：“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那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他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把原始社会作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加以歌颂，对比了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别，认为人类由平等到不平等是人为的，“罪恶来自人的自身”，并描写了这种人为的堕落过程。他对封建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还提出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张。
这两篇文章表现了卢梭惊世骇俗的叛逆思想，因而震惊了欧洲，奠定了他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卢梭的声望日高，但他鄙弃与贵族为伍，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国王决定亲自赐给他年金，卢梭拒不接受，宁肯以抄写乐谱糊口。他厌恶巴黎的繁华和贵族的吹捧，渴望“返回自然”。从1756年起，他隐居在巴黎近郊的蒙莫朗西森林附近直到1762年。他在1762年给马尔舍勃的信中说：“那种不羁的自由精神，那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之降服的，和它相比，功名富贵和名誉，对于我都不过是浮云而已。”这期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发表了《致达朗贝论戏剧书》（1758年）、《新爱洛伊丝》（1761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和《爱弥儿年》（17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