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两个大学生各有个性特点，罗普霍夫比较深沉严肃，吉尔沙诺夫是热情外露、温柔随和的人。联结作品情节的中心人物是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她是小市民玛丽亚的女儿。在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中，她找到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且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作者通过薇拉创办的缝纫工场，表达了她的社会主义自由劳动的理想，并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与社会革命分不开的。薇拉的4个梦不仅是她的性格发展阶段的标志，而且更深入地揭示了劳动的意义，说明了社会革命的必要。特别是在第四个梦中，展现了未来社会的美妙图景，号召人们“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使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
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是比普通的新人更高、更优秀的人物。拉赫美托夫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但他在吉尔沙诺夫等人的影响下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联系起来。作者告诉我们，作为革命领导人物的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思想是在艰苦地学习理论，参加实际劳动和社会观察中，在艰苦的自我锻炼中形成的。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职业革命家的主要特征。他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和高度的自觉。他信心百倍地迎接革命风暴。他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标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奢侈行为。他坚持严格的生活方式：刻苦锻炼体力，不穿舒适温暖的衣服，吃最坏的、普通人的食物，不喝酒，不恋爱。甚至为了考验自己，他整晚躺在钉着无数小钉的毛毡上。他忘我地劳动，不浪费一分一秒，艰苦克己，严格要求自己，顽强地学习，选择最主要的著作阅读。他自觉地投身于群众之中，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徒步遍游俄罗斯，当过樵夫、锯匠、石工、拉纤夫，力图消除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他虽然获得了“严肃主义者”的称号，但不是冷酷的人，内心蕴藏着丰富的感情，熟谙人情世态，他把一切都服从于革命的需要。
作者通过拉赫美托夫表现了革命的主题。这样的人在当时还很少，作者说：“到现在为止，我只碰见过8个这样的典型”，但作者强调这种人对革命的作用。他说：“不要跟着他们走，高贵的人们，因为他们正在号召你们走上一条缺少个人乐趣的道路；但高贵的人们不听我的话，倒说：不，个人乐趣并不缺少，反而很丰富，就算在某个地段缺少吧，这个地段也不会长，我们有足够的气力走过它，来到那乐趣无穷、辽阔无边的地方”。“他们的人数虽少，但有了他们，人类生活能够欣欣向荣，没有他们，人的生活就会凋萎和腐烂，他们的人数虽少，却能人人呼吸，没有他们，人们便会窒息而死，正直善良的人随处皆是，这种人却为数不多……”这里虽过分强调了个别人物的作用，但作者对革命者的赞颂却无可非议。
拉赫美托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他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与其他人物和事件似乎也没有什么情节上的联系，但他是革命主题的体现，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人公。
拉赫美托夫成了当时及后来许许多多俄罗斯革命者及青年的榜样，教育了一批批青年走上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道路。他与“薇拉·巴甫洛芙娜的第四个梦”中表达的社会主义理想一起，鼓舞着人们为消灭旧制度而斗争。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一本书起过《怎么办》这样大的革命作用。
列宁对于《怎么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在它的影响下成千成百的人变成了革命家……比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吸引了我的哥哥，他也吸引了我。他使我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列宁认为“这部小说能使人整个的生命都充满活力”。《怎么办》成了进步青年的“生活教科书”。普列汉诺夫写道：“自从俄国有了印刷机以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印刷作品曾有过《怎么办》这样的成就。”《怎么办》的影响还不限于俄国。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士、保加利亚革命家季米特洛夫也受过这部小说的强烈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技巧。小说的布局颇具匠心，它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能蒙蔽敌人。作者把革命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新人活动的描写，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人性格的描写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小说中对于“敏感的男读者”的奚落、揶揄，以及议论性的插笔，使小说获得了政论色彩。作者对“新人”的心理分析入情入理，善于挖掘和强调他们身上的正面品质；作者对“新人”的这种浪漫主义热情和对性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往往是结合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描写手法。为了骗过检察官，作者还利用了伊索式的语言。
列斯科夫
列斯科夫，1831年2月4日生于奥廖尔省一小官吏家庭。16岁丧父辍学，为了生活，奔走于全国各地，熟悉人民生活和民间语言，为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1861年，列斯科夫迁居彼得堡，全力从事文学活动。60年代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反映愚昧落后的社会状况。《一个村妇的生活》（1863，后易名为《穿树皮鞋的爱神》）描绘一个农村“女歌手”追求恋爱自由惨遭迫害的悲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写女主人公因情欲而杀人的故事，再现了商人阶层中腐败而残酷的生活气氛。
70年代中期以后，他对社会作了某些讽刺性描写（如《笑和愁》，1871），同时开始在许多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虔诚正直的人物形象（《神职人员》，1872；《被诱惑的流浪汉》，1873；《在遥远的地方》，1873）。这些人物大多来自民间，或意志坚强，敢于同政教当局斗争；或心地仁慈，乐于为他人献身；或勇敢、能干，有时也不免粗暴以至残酷，但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性格。列斯科夫认为：要克服社会上的邪恶，不必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只需通过道德的改造。
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列斯科夫改变观点，逐渐接近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小说讴歌普通人民中的能工巧匠。《左撇子》（1881）把统治阶级的愚昧专横和左撇子的聪明善良作了鲜明的对照；《巧妙的理发师》（1883）以抒情笔调描述了农奴艺术家的才华和他的悲惨命运。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也有所加强，例如《岗哨》（1887）对尼古拉一世时代野蛮的营房纪律、官僚主义，尤其是对大主教的伪善，作了有力的讽刺。逝世前不久写成的《冬日》和《太太和乡下丫头》着意“鞭挞和折磨”上层贵族。绝笔之作《兔子藏匿之处》（1891~1894）揭露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
列斯科夫于1895年2月21日去世。他的著作丰富，小说题材广泛，涉及俄国社会许多方面，其中很多是描写市民和宗法制农民的生活风习的。这些作品结构独特，叙述生动，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他还善于把俄国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高尔基赞许列斯科夫的艺术技巧，称他为精通语言的“极其出色的行家”。
皮萨列夫
皮萨列夫，1840年10月2日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1861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在大学时代就主持过自由派妇女杂志《黎明》的书报评介栏。
皮萨列夫早期著有评论皮谢姆斯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等人创作的《死水》、《皮谢姆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中长篇小说中的妇女典型》（1861）和《巴扎洛夫》（1862）的文集。
1861~1866年，他成为《俄国言论》杂志的主要批评家和思想上的领导人。为了反对沙皇政府镇压革命，他撰文呼吁推翻专制政权，并准备秘密印行，因而在1862年被捕，直到1866年获释。但入狱后一年，即获准可以写作和发表文章。
这时他写了大量重要论著，其中有分别剖析托尔斯泰、谢德林、波米亚洛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幼稚想法的落空》、《无害的幽默的杰作》（1864）、《千金小姐的爱情》和《有思考力的无产阶级》（1865），以及阐述他的美学观点的《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美学的毁灭》（1865）和广泛探讨社会、经济、艺术、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现实主义者》（1864）。
皮萨列夫出狱后，在1867~1868年，先后为《行动》和《祖国纪事》两杂志撰稿，发表了《亨利希·海涅》（1867）、《为生活而斗争》（评《罪与罚》，1867）、《旧贵族》（评《战争与和个》，1868）等重要批评文章。1868年7月4日，他在海水浴中淹死。
皮萨列夫的思想是在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比起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来还有一段距离。在哲学上，早期他肯定过德国毕希纳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他拥护自发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在社会学观点上.他认为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体力劳动者，历史进步的意义在于把劳动者从各种形式的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人民的自主精神能逐步觉醒。在政治观点上，他虽然拥护革命的方法，但他远未能认识农奴制改革前后形成的革命形势，也不把改变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于广泛的人民运动，认为主要任务是培养新的一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1862年革命运动失败后，在反动势力当政时，他认为革命不能马上到来；要达到目的，不能使用“机械”的方法，只能使用“化学”的方法，即非革命的方法。在他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中，传播科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促进工农业生产，能够扩大“有思考力的现实主义者”（指社会主义者）的队伍。
皮萨列夫的美学观点同他的哲学观点、社会政治观点的矛盾和演变是密切相关的。他坚决反对审美中的主观任性，他在同唯心主义美学作斗争的同时，提出“美学的毁灭”的命题，认为美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应当为消灭暴政、贫困、无权而斗争，却错误地断定，从事绘画、音乐、雕塑和抒情诗的创作只会转移社会对迫切问题的注意力。这种观点源于他的“节约智力”的原则，带有“最严格的功利主义”的性质。他一方面高度评价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海涅，一方面却认为普希金只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他的创作对同时代没有什么意义；谢德林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幽默家和喜欢逗趣的人。
在文学评论中，皮萨列夫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解放斗争、文学与时代的先进思想具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学应当揭示“人类的痛苦”，即揭露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履行它崇高的社会使命。他坚决反对“宁取形式而舍内容”的唯美主义，极力强调文学的战斗作用。他说：“诗人——如果不是撼动世代恶势力的大山的巨人，便是在花粉里翻掘的小甲虫。”他的重大功绩是主张文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服务。他这一要求是和现实生活真实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生活的真实、对现实的深刻理解是决定作品的艺术质量的主要因素。同时，他也强调创作中的幻想或理想的重要意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引用他在《幼稚想法的落空》中提出的关于幻想的看法。
皮萨列夫的文学批评活动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他勇于提出迫切的社会问题，他在论战时的切中要害和论证的具有说服力，使他的批评文章对俄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米哈伊洛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1860年开始写作，1868年起在《祖国纪事》杂志社工作，1894~1904年任主编。他在哲学上信奉实证主义，在社会学方面认为历史是杰出的个人所创造。他坚决反对农奴制，热情支持“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人的地下活动。
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左右手》（1875），指出托尔斯泰的矛盾，即既有民主主义倾向，又否定理性，抱宿命论观点；《残酷的天才》（1882），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颂扬苦难”，但没有看到其作品在揭露社会方面的巨大力量。此外还有《论屠格涅夫》（1883）、《谢德林》（1889）和《认父与子兼论契诃夫先生》（1890）等。
从90年代初开始，米哈伊洛夫斯基参与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论战。这种倾向也见于他的文学评论（如1896年论易卜生和1898年论高尔基等文）。但他仍肯定具有进步思想的现实主义艺术，反对“纯艺术”、自然主义和颓废派。
马明·西比利亚克
马明·西比利亚克，1852年出生，原名德米特里·纳尔基索维奇·马明。中学时代参加过进步青年小组，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达尔文等人的自然科学著作的影响。
马明·西比利亚克，1872年入彼得堡外科医学院学习，1876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877~1891年住在乌拉尔，以后定居彼得堡，在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
他的长篇小说大多描写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乌拉尔地区各阶级的生活。《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1884）通过一场争夺遗产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自私；主人公进行“经济改革”的失败，表现了民粹派幻想的破灭。《矿巢》和《野蛮的幸福》（1884）描写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他们的精神颓废、家庭解体和道德堕落。《三个终点》（1890）反映资本主义压榨下农民破产的过程以及工人最初的罢工斗争。《黄金》（1892）描写手工采矿的劳动组合，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俄国渗透的程度。《粮食》（1895）展示了资本主义在乌拉尔发展的各阶段的情景。特写《战斗者》和《瘰疬腺病》（1883）分别表现码头流送工、纤夫和淘金工人的劳动，赞美乌拉尔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才干，以及他们身上潜在的精神力量；《乌拉尔短篇小说集》（4卷，1888~1901）以下层人民生活为题材，富有生活气息。
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是《阿辽努什卡童话》（1894~1896）。列宁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说它们“突出地描绘了与改革前的生活差不多的乌拉尔的特殊生活”。
柯罗连科
柯罗连科，1853年7月27日生于乌克兰沃伦省日托米尔城一个法官家庭。他虽然出身于贵族世家，但自幼目睹乌克兰农民的苦难生活，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
他早在中学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871年进入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不久辍学，从事绘图、校对等工作。1874年到莫斯科彼得农林学院学习，与一些革命青年接近，阅读禁书，同时开始向往民粹主义思想，学习缝靴技术，为“到民间去”作准备。
1876年，柯罗连科被推为学生代表，向院方呈递由他参加起草的集体抗议书，因而被开除学籍，并被放逐到沃洛格达省；后来他回喀琅施塔得居住，一年后到彼得堡，进入矿业学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