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探求者的生活插曲》，描写一个青年放弃个人幸福，走上为人民服务的艰苦道路。同年，因涉嫌同革命活动家来往而被捕，流放维亚特卡省。
1880年柯罗连又被诬为脱逃，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中途改为安置彼尔姆居住，受警察监视。1880年柯罗连科在流放途中创作了短篇小说《雅希卡》，描写一个农民由于抗拒地方当局而被作为疯子监禁以及在牢房内继续斗争的故事。
同年，柯罗连科在狱中写成短篇小说《奇女子》，塑造了一个被判处流刑的不屈不挠的女革命者形象。1881年，因拒绝向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作书面的效忠宣誓，他又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雅库特州阿姆加村，1885年才得以迁居下诺夫哥罗德。在阿姆加村，他缝制皮靴，干农活，过着与当地农民相同的艰苦的生活。流放使他对农村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开阔了视野，在作品中描写了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流浪汉、苦役犯、流刑犯和乞丐等。
他的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1883）写一个善良的农民备受贫困折磨，最后发出抗议。柯罗连科因为这篇小说一举成名。《在坏伙伴中》（1885）描绘社会底层的贫民的倨傲不屈的性格。以爱好自由的流浪汉为题材的《库页岛上的人》（1885）被契诃夫称为“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此外，在《无家可归的费多尔》（1885）、《林啸》（1886）、《奇物》（1894）、《严寒》（1901）等短篇小说中，也涉及这一类题材。
柯罗连科迁居下诺夫哥罗德时，正当民粹运动衰落、贵族势力大盛的反动年代，托尔斯泰的“不抗恶”学说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柯罗连科以寓言形式针锋相对地写了《关于弗洛尔、阿格利普和叶古达之子梅纳赫姆的传说》（即《弗洛尔的故事》，1886），他尖锐地指出，只有与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各族人民才能和睦团结。
18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一个盲人克服了个人的不幸，终于成为著名的音乐家的故事。作品表明，唯有积极为人类服务，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短篇小说《闹的河》（1892）以船夫久林的形象，象征沉睡着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哑口无言》（1895）是1893年作者游历美国之后写成的，叙述一个被诱骗到美国去寻求幸福的乌克兰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经历。《瞬间》（1900）和《火光》（1901）则是写追求自由和向往光明的主题。
在诺夫哥罗德，柯罗连科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写了不少评论、通讯和特写，抨击地方当局以及社会制度。由于对生活的认真观察，他同自己原来同情的民粹派的观点也有了分歧。《巴甫洛夫特写》（1890）反映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以及农村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列宁在驳斥民粹派理论家时曾引用过这本书。在《饥饿的年代》（1892）中，柯罗连科指出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是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1895~1896年间，柯罗连科曾为7个被诬告为犯杀人祭神罪的乌德穆尔特族农民辩护，终于使他们被宣告无罪。1896年柯罗连科迁到彼得堡，与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一起编辑自由主义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并在后者去世（1904）后主持杂志的工作，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和杂志的其他领导者意见不同。1900年当选为沙皇俄国科学院的名誉院士。1902年，为了抗议非法撤销高尔基当选的名誉院士资格，和契诃夫一起声明放弃自己的这个称号。
柯罗连科1900年起迁居波尔塔瓦。1905年革命失败后，写了特写《索罗庆采悲剧》（1907）、论文《司空见惯的现象》（1910）等，揭露沙皇政府迫害人民的暴行。1905~1921年写作4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广泛地涉及19世纪60~80年代社会运动的发展，写出了当时与民粹主义倾向有过联系的俄国一般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道路。1921年12月25日柯罗连科因病逝世。
柯罗连科著有不少文学评论，最出色的是两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1908）。他在一些论文、书信、日记中要求写英雄主义，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各自缺陷，认为新的艺术将是两者的综合。
柯罗连科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自称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不信仰布尔什维克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但他始终坚决反对专制政体和私有制度，反对反革命。他的创作中充满着社会政治的主题，洋溢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表现了人民的开始觉醒，他们的愤怒和抗议，他们的向往真理和自由。他继承俄国民主主义文学的传统，维护文学的社会使命。他的写作风格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高尔基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列宁称他为“进步作家”。
柯罗连科很早即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他的代表作《盲音乐家》和《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早已译成中文，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谈到柯罗连科及其作品。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是俄国著名哲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艺学家。
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非常丰富，当他还是民粹主义者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和研究文艺理论问题，而从19世纪80年代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起，就更广泛地展开了他的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的活动。他捍卫和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传统，而且在俄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美学思想、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根本问题。
19世纪80~90年代，正当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发表了多篇批判民粹主义作家的论文，如《格·乌斯宾斯基》（1888）、《斯·卡罗宁》和《尼·伊·纳乌莫夫》（1897）等。
在这些文章里，他指出，这些作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农村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因而不自觉地暴露了民粹主义的严重错误。这些文章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粉碎民粹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90年代起，正当俄国反动的思想界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行攻击和歪曲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开始深入研究俄国的思想史，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观和美学思想，其中主要著作有《别林斯基的文学观》（189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189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1909）和其他一些论文。他在这些著作中宣传和捍卫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进的文艺思想。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唯物主义美学观的创导者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先驱。同时，他也指出了他们的抽象的启蒙思想的弱点和局限性，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正确的艺术观的萌芽”。
同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主要的杰出著作是：《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论艺术》（讲演稿提纲，1904）、《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1905）、《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在这些论文和讲演中，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这一非常复杂的现象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分析。
在30年左右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普列汉诺夫在许多论文中评论了18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的许多大作家。为了反对托尔斯泰主义，他还专门写了几篇论文分析托尔斯泰的思想，如《托尔斯泰和自然》（1908）、《从这里和到这里》（1910）、《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1911）等。同时他在一些论文中评论了西欧各国各个时代的大作家，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并专门写了文章评论与他同时代的西欧作家，如易卜生（《亨里克·易卜生》，1906）和汉姆生（《斯托克曼医生的儿子》，1910）。20世纪初，普列汉诺夫还特别注意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颓废派艺术的批判。此外，他遗留下了大量给文化和文艺工作者的书信，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同高尔基和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通信。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他认为，这种新生的文学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他再三强调，描写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那个时代文学史上的真正的胜利。在这方面，他特别推崇高尔基。他把高尔基的《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同巴尔扎克的杰作相比，认为如果不读高尔基的这部作品，就无法理解俄国。
列宁对于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活动评价很高，认为他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的哲学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列宁认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特别值得重视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论述。在这方面，他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美学、艺术和文学方面所有的基本问题。
普列汉诺夫首先力求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规律也适用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同别的意识形态一样，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所以也是由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的。
他引用大量材料证明，艺术不是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在原始社会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是直接由生产活动所决定，艺术多多少少直接反映着人们的劳动生产过程和他们的物质条件。
在原始社会里，那就是宗教、巫术、神话等等。在比较高级的文明社会里，艺术与经济生活的因果关系也存在，但是表现的方式更为复杂和曲折，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这里，经济生活常常通过政治、心理、道德、哲学等“中间环节”的因素来影响艺术。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的发展不是直接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不但改变艺术的性质和倾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它本身的使命。在原始社会里，直接包含在人们物质生产活动中的艺术，它的使命是帮助人们征服大自然，而在阶级社会里，艺术就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历来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普列汉诺夫对艺术和文学本身的一些基本规律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如：艺术的特征和它的社会作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家的创作同世界观的关系，艺术中的真实性同思想倾向性、历史与个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还有艺术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如各民族的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各个时代的艺术之间的继承性、各种艺术流派的相互交替的关系等等。同时，普列汉诺夫对于科学的美学的任务和对象、文学批评的使命和标准、审美趣味对政治和经济与阶级的依赖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研究。
普列汉诺夫善于吸收别人合乎艺术发展规律的合理和可取的论断，并大量利用他们的丰富的材料来论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美学观和艺术理论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主要是反对艺术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对艺术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他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阐释艺术现象时的教条主义态度，他认为教条主义是“辩证法的大敌”。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直接从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来“推论”艺术现象的经济唯物论的“宿命论”，以及强调在艺术形象中体现抽象的概念而忽视在艺术中反映现实生活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和艺术理论同他的哲学、政治观点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对复杂的艺术现象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些不彻底性、片面性、简单化、自相矛盾甚至错误的论断。普列汉诺夫有时候一面对某些错误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进行正确的批判，一面却又接受了他所批判的某些错误观点。但是在分析艺术的实例时，他又常常违背了这些观点，证明艺术不但表现感情和影响人们的审美感觉，而且也表现思想和影响人们的理智。与此相联系的是普列汉诺夫关于生物学因素在艺术中的作用问题。
他认为，把美感同人的生物学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又夸大了人们的生物学组织在艺术中的作用，认为美的理想一部分扎根于人类发展的生物学的条件之中，一部分扎根于它所属的社会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之中，而把生物学的因素同历史的条件的作用等同起来。不过从他的整个美学观来看，他倒并没有把生物学的因素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批判了泰纳和布吕纳的资产阶级艺术观，但是在某些场合却又过分夸大了他们提出的心理学规律“对立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在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