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忏悔录》里，卢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续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过东西、撒过谎，做过损人利己的事。他想以这样的叙述说明他著名的人性论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
在这里，卢梭历数了他儿童时代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后所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他愤怒地揭露那个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这部自传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另一方面，它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也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忏悔录》是以一种坦率的风格写出来的，卢梭这样说：“我以同样的坦率讲述我的美德与罪过，我没有掩饰半点坏处，也没有添加丝毫德行……我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或可鄙、可恶，或善良、慷慨、高尚，都一一按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讲述”。卢梭企图以这种坦然的作风，表明自己高于当时虚伪的封建道德。而且，他是站在人性论的立场上，把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标本来进行剖析、对自我进行热烈的赞赏的。“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卢梭所描绘的自我的个性，同样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他为了和宗教的“神道”对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为人的自然要求，如爱情自由的要求；但同时也把自己某些资产阶级性当作正当的“人性”加以肯定。
他以感情丰富自诩，把感情视为个人行动的动力，把理智视为个人衡量一切，评判一切的标准，肯定自我的活动是独立自主的，以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奴役。但同时，他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冲动和趣味美化为符合“人性”的动因。他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这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但同时，他又把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意志和兴趣为出发点的“一任兴之所至”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他把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个人尊严作为基本人权来加以捍卫，要求社会以品德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反对等级偏见，在他看来，心地纯洁的妓女，要比王公贵族高尚得多。他认为完美的品德应该是热爱“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时他自己却并不以这些德行来要求自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止一次偷过东西、诬赖过无辜者，从不负责抚养他的儿女等等。他特别强调人的感情，主张感情的袒露和表现，以他自己这个特点自豪，但他同时又加以绝对化，走向了个人主义的感情放纵。
总之《忏悔录》所表现出来的卢梭的个性，就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个性，这部自传是卢梭人生观的自白，是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个性解放的宣传书，它既表现出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又暴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卢梭在回忆自己生平经历的时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也作了广泛的描述，给他的时代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素描。他在第2卷里描写宗教收容所黑暗得象监狱，在第4卷里，写农民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在贪官污吏的骚乱下不得安宁的生活，在其他一些章节里暴露贵族男女的腐化堕落、教士神甫的丑恶虚伪，其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统治阶级，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忏悔录》里，卢梭常抒写他对大自然的感情。他在那个恶浊的社会里，总是感到厌恶和苦恼，只要他一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就感到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如有一次，他在里昂城郊外过着饥餐露宿的流浪生活，面对着优美的夜景，完全忘记了他的贫困无助，竟然自得其乐，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卢梭通过这些叙述，提出了回到大自然去的口号。他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作品中有不少诗情画意的篇章。
《忏悔录》虽然是一部自传，但它思想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描写，情节生动真实，完全象一部小说，是卢梭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品。
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是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的著名悲剧作品，写于1784年。
那时正是法国大革命前夕，历史即将面临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德国仍旧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邦国林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以民主思想为武器同封建贵族展开斗争。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
这部悲剧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腐朽和残暴，显示了市民阶级的觉悟，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追求，洋溢着向整个德国社会挑战的叛逆精神，被恩格斯誉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性的戏剧”。
剧本通过琴师的女儿和宰相的儿子的爱情悲剧揭示市民阶级同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露易丝是市民阶级的代表，她“蔑视流行的成见”，对于自己的美貌和出身她都“不大注意”。她渴望打破差别的界限，剥掉“可恶的身份的外壳”，追求“人就是人”的独立人格。但是她清醒地看得到面前有个深渊，门第、等级“像一把短剑”，悬在她和斐迪南的头上。
斐迪南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越过阶级和门第的藩篱，与平民姑娘真心相爱，把同露易丝的爱情看得比他的贵族纹章还珍贵，决心“打碎偏见的一切钢铁的锁链”，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他不为金钱地位和权势所动，面对恶势力他充满战斗豪情：“恶毒命运的风暴只会更加鼓起我的热情。”他曾策划同露易丝一起逃走的行动。对封建贵族的面目他看得很清楚，他多次指责父亲卑鄙、罪恶的发迹史，指出他父亲那份“造孽的家当”全是“祖国的血汗钱”，谴责父亲是杀害儿子和露易丝的“凶手”。
这一切都表明，当时德国的封建关系在平民力量的冲击下开始动摇了。
古舟子咏
《古舟子咏》又译《老水手之歌》或《老水手》，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叙事长诗。
长诗共分7部分，通过老水手的航海奇遇，揭示了“罪与罚”的宗教主题，是诗人“只有博爱才能得救”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品主要内容是讲老水手和船员在海上遇难，多亏一只信天翁使他们化险为夷，但老水手却无故射死了它。此后，老水手的船又开始遭受一连串灾难，船员纷纷死去，只剩下老水手一人，口干舌燥，动弹不得。他开始明白了自己的罪过，便祷告起来，请求宽恕，于是一切又重新恢复，船员们活过来，驾船回国。为洗清自己的罪过，老水手到处讲自己的经历，要人们爱世上万物。
在诗中，博爱得救的思想通过老水手和上帝的双重形象表现出来，上帝虽未出现，但却是真正的主人公，其威力无处不在，成为善良和正义的代表。
奇特瑰丽的想象是作品最为成功之处，其情节神奇诡谲，以魔幻般的景象和仙妖精灵的画面，给人以超自然的神秘感，使诗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还善于运用象征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引人入胜。
金云翘传
《金云翘传》是越南作家阮攸所著的长篇叙事诗，是越南古典文学的名著之一，与《花笺传》、《寥云仙传》合称“三传”。
作品根据中国青心才的《金云翘传》改编。故事发生在中国明朝嘉靖年间，大名府王员外的长女翠翅与公子金重相爱，私订终身。不料，王家突遭横祸，员外被陷下狱。翠翘毅然卖身赎父，离家时重托妹妹翠云代续金重之情。她被卖到妓院，受尽折磨，后为称霸于江浙一带的徐海赎出，结为夫妻，不久徐海遭官兵袭击而亡。翠翘跳江自杀，被尼姑救起，收入佛门。翠云根据姐姐的嘱托，嫁与金重。金重科举及第，任职江南到处寻访翠翘下落，终于不负苦心。在大家相劝之下，翠翘再续旧缘，与金重团圆，共修百年之好。
这部长篇叙事诗虽然取材于中国的民间故事，但经过改编却反映了越南黎王朝的社会现实。
作品热情讴歌了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深刻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全诗共3200多行，用六八体写成，结构严谨，语言精练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所著的悲剧作品。《浮士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关于浮士德个人遭遇的悲剧，而且是一部反映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
《天上序幕》的中心内容是上帝与魔鬼的赌赛。浮士德想从天上得到最美丽的星辰，要从地上得到最大的快乐，靡非斯特认为，这是怪诞的、愚蠢而又可笑的痴想。他表示，他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路，使他放弃信仰，叫他象蛇一般地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就此要同上帝赌赛。上帝接受了魔鬼的挑战，并且也很有把握地说，在浮士德有生之年可以把他交给魔鬼，但浮士德最后绝不会落入魔鬼之手。上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呢？他知道，浮士德通过不断的追求定会走出迷津，找到他所渴求的真理。上帝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懂得：人在努力时，总不免会走迷路，但是一个好人在他探索中总会找到正确的道路。同时他在这里还充分估计到了魔鬼在人类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
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上帝的这些看法包含着深刻的意义。这里歌德对原来浮士德传说中的所谓“善”与“恶”的对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跟传说中不同，在这里“善”与“恶”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而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两者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又彼此斗争。所以，人在努力时会走上迷途，在迷途中通过摸索又会找到正路。但更为重要的是，“恶”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破坏性的，它还是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所以，倘若没有“恶”的存在，人们就会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善”与“恶”处于经常的对立斗争之中，人们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歌德对“善”与“恶”的一种辩证的看法。
歌德的这个思想在《浮士德》里就是通过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的。
魔鬼的观点与上帝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浮士德如何努力，最后必然以毁灭告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和魔鬼并不是争论浮士德个人的命运，而是争论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在争论时是把浮士德看作人类的一个例子。当魔鬼大谈人世的苦难和人类的罪孽时，上帝没说别的，只是问他：你认识浮士德吗？在随后的争论中，上帝在重要的地方都只说“人”，而不提浮士德的名。
这就告诉我们，即将出场的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是人类的代表，他所经历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因此，上帝与魔鬼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浮士德这个个人最后是否得救，而是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到底是不断发展，还是日趋灭亡，它的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剧的主题。
《浮士德》这部诗剧所要回答的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见到浮士德是在一个深夜。一盏昏暗的小灯，映出了一间狭窄的哥特式书房。这种气氛烘托出学者浮士德内心的苦闷。他正倚桌而坐，痛苦地回忆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读了无数的典籍，研究过所有的问题，但是现在依然是个“傻子”，一点真正的知识也没有学到。使他更为悲愤的是，长期的书斋生活使他脱离了大自然：
上天造了人，放在生动的自然里面，
你却背弃了那儿的自然，
埋没在这儿的尘烟，
你和这些死骨相周旋。
他不想再去啃死的书本知识，而要认识活的自然。“我可再也不挥酸汗说那些我也不知道的东西；我要认识什么把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要看看万物的活力和起源，再也不玩弄辞令。”
抛弃死的书本知识，要求恢复人与大自然的本来联系，试图揭开宇宙的秘密，了解万物的起源，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要求，因而也是浮士德觉醒的标志。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不易一下根除，因袭的重负还压抑着浮士德的心灵。就是在他以巨大的勇气抛弃了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僵死教条去探求宇宙根源的同时，却又走上错误的老路。他不了解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以为像过去一样，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实践，就能获得他所企求的知识。
于是，他打开《大宇宙的符征》，想借此来认识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原因。在这个符征中，他虽看到了自然现象和谐的联系，但这不过是好看的“幻景”！这使他大失所望，他呼喊道：“无穷的自然，在那里我能把你捉住？”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以为不经过实践单凭主观努力就可以一下子认识绝对真理。于是他召来了地祇，即大自然的象征，感到自己同它十分相近，并称自己是它的“同类”。但是地祇却回答说：“你相似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而不是我！”
地祇的回答说明浮士德在旧的道路上追求知识已经失败。这时浮士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也正是在这时，他更加痛切地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贪求知识的最大障碍。他知道自己置身于“错误的大海之中”，他周围的世界犹如牢笼，而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囚徒。他悲痛地想起布鲁诺、伽利略这些先驱者的遭遇，向那个罪恶的社会发出悲愤的控诉：
啊，说什么认识哟，认识！
谁个能呼唤小孩的真名？
古来有几位认识了点的人们，
他们都是大愚，不会明哲保身，
向着庸众披示了意见和感情，
已经遭受了谋杀和鼎镬的非刑。
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真知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冲出禁锢他的牢笼，摆脱妨碍他求知的现实世界，以实现他了解宇宙的那种不可抑止的主观欲求，就成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他不顾可能“冲向虚无”的危险，为了“打通那条出路”，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自杀。他相信，通过自杀，可以到达一个“纯洁活动的新的境界”，在那里可以实现他的追求。
因此，浮士德自杀并不是象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因为他悲观绝望，走投无路，因而放弃追求，自我毁灭。浮士德的自杀是他那种为了认识真理，一切都在所不惜的主观奋斗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坚持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错误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士德决定自杀的时候，他的头脑中萌发出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认识，他说：
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人的威力不亚于神。浮士德把自杀看作是一种“行动”，而且要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人有能力实现他的要求。
尽管自杀这种行动对认识真理毫无价值，但浮士德终于意识到行动的意义，认识到行动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浮士德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因此，打算自杀就成了浮士德在因袭的错误道路上继续向前的一个终点，也是使他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