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希腊神话世界的光芒驱散了中世纪鬼怪世界的阴云，那么现在人的现实世界又代替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世界。这一切都是歌德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说明歌德热情歌颂古希腊的“美”仅仅是为了人的更高发展。
毫无疑问，歌德对所谓欧富良精神是热情赞颂、倍加推崇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远远超越了现实，因而无法实现。当欧富良觉得“荣名之路已开”，决心冲锋陷阵时，在幻觉中以为自己长出了翅膀，于是纵身飞跃，结果坠落在地，粉身碎骨而亡。欧富良遭到这样结局的原因是，他只求个人的自由离开了集体，他只是孤军奋战脱离了群众，他只凭主观意志不考虑客观的可能。那么，在歌德看来，欧富良的伟大精神，伟大理想，如何才能实现呢？关于这一点，在悲剧第2部的最后部分作者作出了答复。
浮士德在遨游了古代神话世界之后，驾着海伦的衣裳化成的云彩又回到了现实的德国社会。从此开始了浮士德实现其理想的新阶段。
现在，他不再是在主观的、艺术的虚幻世界里努力满足个人的渴求，而是要在改造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实践中寻求真理，实现理想；现在激励他前进的不再是个人主观的要求，而是造福于他人的伟大事业。这是浮士德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的意义深远的重大进步。当靡非斯特要他当个统治者去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时，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说：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余地做伟大的事业。
惊人的功业应该成就，
我感到我有力量担任。
浮士德所要完成的伟大事业是什么呢？那就是：围海造田，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对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浮士德为什么不采取政治行动，而把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看作是一条理想之路呢？这样我们就需要简略地谈一谈歌德对法国革命和革命暴力的态度。象当时德国大多数进步作家一样，歌德对法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的理论表示的。”这就是说，这种热情主要是对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口号表示的。一旦革命从理论宣传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流血的、暴力的行动，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变成“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歌德并不反对法国革命本身，他对法国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内容始终是充分肯定的，完全赞同的；但实现这个革命要用暴力他是反对的。歌德拥护变革，但这种变革不应是暴力的。歌德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歌德的思想中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但在对待革命，对待暴力的问题上他却完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可见当时德国社会上的那种庸人习气是多么的浓厚，连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也摆脱不掉它的影响。
歌德对待革命的基本态度决定了浮士德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他的追求。在歌德看来，最理想的道路是，不必进行什么政治革命，就能实现变革，使社会前进。如果说过去他力图“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那么现在则希望通过征服自然，发展生产来实现他的理想。
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这使歌德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热情赞颂这一伟大进步。当他得知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时，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全人类都将由此得到无可估量的好处。他很想能看到这条运河的建成，他还希望建立一条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运河和很快能建成苏伊士运河。
为了能亲眼看见这3件大事，他觉得再活几个50年也完全值得。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歌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会使许多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例如他曾对爱克曼说过，现有的公路和将要建筑的铁路会使德国统一。歌德对生产发展的歌颂以及他对生产发展所抱的希望，显然是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德国庸俗市民的立场出发的。
在他看来，只要生产发展了，那就既可实现社会进步又不必实行暴力革命，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到生产力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发展的。当然，他更不懂得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了。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由德国雅克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搜集、整理、出版，分3卷，共收童话216篇，是世界的童话的珍品。
格林兄弟创作《格林童话》有它的时代背景和赖以生存的土壤。
19世纪初，德国社会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缔结反动神圣同盟，德国成立德意志联盟，千方百计维护旧的封建秩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期间德国兴起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掀起一股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的热潮，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思想出发点并不相同：一部分人如阿尔尼姆、布仓塔诺，是为了利用民间文学中的迷信落后因素，美化中古社会，维护封建制度；格林兄弟则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出发，比较注意挖掘民间文学中的积极健康内容，因此他们所编的童话集，既有着对封建统治势力和各种丑恶现象的尖锐讽刺，也有着对人民群众被压迫处境的同情，以及对他们高尚道德品质、美好心灵的赞颂。
格林兄弟在1806年开始采集童话，一再强调它们最早都是“口头流传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样清新、质朴和永远富有真实感的童话并不多见”。他们先在自己活动过的生活圈子里采集童话，“几乎就在黑森、莱茵河……一带”，他们除了发现伯肯这个童话之州外，还在黑森州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童话之乡，格林兄弟就这样听人口说，自己笔录，也请友人帮忙采集。在1812年除夕前，童话第1卷问世，第2卷问世于1815年。
格林童话问世以后，不仅一版再版，而且同时出版了不同的版本，后又译成不同的文字，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真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
格林兄弟不仅采集了《儿童的与家庭的童话》、《德国传说集》、《德国神话》，写了《德语语法》、《德国语言史》等，还编了《德语辞典》，翻译了《古代丹麦的英雄诗歌、叙事谣曲的童话》等等，但其中蜚声世界文坛的，首推《儿童的与家庭的童话》了，其中的《三羽毛》、《跛老人》、《雪婆婆》、《灰姑娘》、《白雪公主》、《稻草、煤炭和豆子》等名篇早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不仅小读者视为珍宝，就是成人，也都喜欢阅读。它是德语文苑中的奇葩，也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瑰宝。
红与黑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大致写于1829年10月至次年4月，依据1827年底几期《法庭公报》上登载的一个青年家庭教师枪击女主人的案例加工改编而成。小说副题《1830年纪事》说明反映的是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
作品通过小资产者于连个人奋斗失败的悲剧，形象地描绘了王政复辟末期广阔的生活画面，以及向往自由平等的知识青年对黑暗的封建复辟势力的反抗斗争，书名具有这方面的象征色彩。于连是个才华出众的平民青年，在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时代，完全有可能凭个人努力而平步青云，但生不逢时，在复辟时期已此路不通。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认为自己属于这样一种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一个卑贱的阶级里，可以说是受着贫困的煎熬，但是他们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大胆地混入有钱人高傲地称为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这就是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不可饶恕的罪行。于连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认为当时“在法国有20万个于连·索雷尔”。
尽管他们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有不择手段甚至妥协依附的一面，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他们对贵族社会的不断冲击，揭露了封建复辟王朝的深刻危机。《红与黑》标志着法国及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831年3月。
作品以15世纪末的巴黎为背景，描写一个善良、热情、无辜的少女爱斯梅哈尔达，在阴森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遭受摧残和迫害的悲剧，控诉了天主教会恶势力的虚伪、狠毒，封建君主的专横、残暴，司法制度的残酷与腐朽，有着强烈的反教会反封建的色彩。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孚罗诺表面上威严清苦、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一个阴沉冷酷，用法衣掩盖了淫欲的人间恶魔。他看到热情美貌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哈尔达以后，就企图占有她，并为此安排了一系列的阴谋。在达不到目的之后，就把她送上了绞刑架。
这个幽灵般的宗教势力的代表，把情欲要求变成了兽性的疯狂，是杀害爱斯梅哈尔达的刽子手。他还苦心炼金，操纵司法，集拜金、野心、好色三恶于一身，充分表现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黑暗与腐朽。
小说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女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有着姣美动人的外貌和善良纯真的心灵。她富于同情心，当穷诗人甘果瓦将被“怪厅”群众绞死时，她用婚配救出了他；加西莫多被鞭笞后因口渴而痛苦呼号时，她把装满水的水罐送到他的嘴边。
她纯洁、天真，丝毫也不怀疑贵族子弟法比的欺骗，面对克罗德的淫威，坚贞不屈。她是处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歧视双重压迫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加西莫多是小说中又一个正面形象。他虽然外貌丑，又聋又跛，受尽欺凌，却忠诚勇敢、纯洁高尚、爱憎强烈。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爱斯梅哈尔达从绞刑架上抢下，安置在圣母院避难。当了解到克罗德就是杀害她的罪魁祸首时，便愤怒地把克罗德从圣母院楼推了下去。加西莫多不但与爱斯梅哈尔达的形象相映成辉，也与克罗德的形象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小说中善与恶，爱情与淫欲的冲突。
小说的批判锋芒还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法院对加西莫多和爱斯梅哈尔达的审判过程，正是对腐朽残暴的国家司法机关的锋利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国王路易十一与教会相勾结，一手制造了圣母院前的大屠杀，充分暴露了他的残暴本质。
小说人物夸张，情节离奇，形象奇特，感情强烈，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
整个作品充满强烈的对照，美与丑、善与恶相比，真与伪相对。光明与黑暗、仁慈与暴虐、纯洁与卑劣、优美与畸形、爱情与淫欲，无不相应相邻，使得形象鲜明，性格突出。
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通过描写一个复仇的故事，对复辟王朝的黑暗政治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主人公唐泰斯因为替拿破仑传递一封信，就蒙冤入狱，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黑牢生活，相当于复辟王朝的整个统治时期。他的遭遇和非人生活，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复辟王朝阴森、暴虐的统治。
小说还暴露了七月王朝时期上层人物的罪恶历史。唐泰斯的三大仇人在这一时期挤进了统治阶层。维勒福是个政治投机家，费尔南曾充当入侵西班牙的法军向导，唐格拉尔靠倒卖军粮发财，他们的发迹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倒行逆施和黑暗。
小说的正面人物都反对复辟王朝：性格坚毅、刚直不阿的拿破仑党人首领努瓦蒂埃；信奉共和、善良仁慈的船主摩雷尔。这两个人物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
小说对金钱统治一切的社会现象也有一一揭露。唐格拉尔夫妇的关系以金钱为纽带，妻子是丈夫的赚钱工具。维勒福夫人千方百计要独占前妻财产。不过，大仲马却又宣扬了金钱万能的思想，小说中金钱成为主人公的复仇工具，屡试不爽。
作为通俗小说的典范作品，这部小说有3个艺术特点。
一是情节复杂，一气呵成。主要情节中化出若干次要情节，险象环生，跌宕起伏；小插曲紧凑精彩，却不喧宾夺主；情节离奇而又不违反生活真实；前面四分之一篇幅写主人公被陷害经过，后四分之三写复仇，脉络清楚；复仇的3条线索虽然交叉，却保持独立性，最后汇合，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二是善写对话，戏剧性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通过对话来表现。基本上用对话展开情节，甚至交代往事。
三是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唐泰斯的单纯和基督山伯爵的铁面无情是统一的；3个反面人物同是狡猾阴险，唐格拉尔显露一些，维勒福老奸巨猾，不露声色，而莫尔赛夫则有流氓习气。次要人物也相当生动，维勒福夫人心狠手辣，唐格拉尔夫人卑琐猥亵，虽然他们同样贪财；摩雷尔热诚，努瓦蒂埃刚烈，虽然他们同样正直，人物性格却互不雷同。
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一部包含封建贵族没落衰亡史和资产阶级罪恶发迹史的现实主义形象史。
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形象地描写了贵族阶级如何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腐蚀和逼攻下逐渐灭亡的过程，无情地揭露和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卑鄙丑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它的问世，把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并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年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作者在《人间喜剧》中揭示生活的深度和描写现实的广度方面，是在资产阶级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作家也无法比拟的。他的作品在当时，对人们认清资本主义金钱的罪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还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巴尔扎克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坚持“严格摹写现实”的主张，非常重视环境的描写强调人物的个性化及细节的真实性。他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他所奠定的创作方法，被当时许多作家奉为圭臬。
呼啸山庄
小说《呼啸山庄》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
《呼啸山庄》通过男女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描写了一场围绕着爱情展开的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愤怒控诉了使人的心理扭曲变态的社会黑暗势力，同时表现了一个备受摧残、心灵饱受创伤的反抗者在精神上所拥有的巨大力量，赞颂了顽强的叛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