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特·金德尔·查特吉（1878~1936）是孟加拉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斯里甘特》（1917~1933）写的是男主人公斯里甘特和歌女拉佳拉克什弥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纯洁而热烈，但由于违背社会的传统习惯和道德，最后只得分手。小说画面广阔，塑造了几个生动感人的妇女形象。
此外，《嫁不出去的女儿》（1916年）写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的不幸，批判了买卖婚姻；《道德败坏的人》（1917年）写两个年轻寡妇的痛苦，谴责了歧视寡妇的陋习；《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年）则直接反映政治问题，表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积极思想。
此外，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还有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
除了孟加拉语文学以后，印地语新文学的产生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也有着密切联系。印地语新文学的启蒙者和开创者是帕勒登杜（1850~1885）。他在诗歌、散文和戏剧领域都留下了不朽的业绩。他的代表作六幕剧《印度惨状》（1876年）被认为是印地语文学中第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这个剧本写的是印度现实的悲惨境况，饥饿、疾病、死亡、黑暗等等对于祖国的严重威胁。剧本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男主人公对于“印度的命运”的绝望，终于用匕首刺杀了自己。
除此之外，他的重要剧本还有《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年）、《信守不渝的国王》（1875年）、《金德拉沃里》（1876年）、《印度母亲》（1877年）、《尼勒德维》（1880年）等。
乌尔都语新文学也有很大发展，代表人物是诗人迦利布（1797~1869）。他的诗歌表现人民疾苦，反对宗教迷信，宣传平等博爱，同情劳动人民；他的书信格式新颖，文笔流畅。他的诗歌和书信在乌尔都语诗歌和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用乌尔都语发表的主要作品有《迦利布诗选》、书信集《印度的芬芳》和《乌尔都语精粹》等。
近代老挝文学
老挝近代文学主要以民间口头文学为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大多通过谚语、寓言、民歌、民谣以及讽刺故事等形式，表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封建统治者的愚蠢。
在老挝的民歌、民谣中，一类是僧侣劝人行善的寺院歌谣；一类是反映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民间歌谣，其中不少是情歌。
最受人民喜爱的是“卡”、“喃”这两种曲牌，而每一种曲牌又根据地区曲调的差异分为“卡桑怒”、“卡琅勃拉邦”、“卡丰沙里”、“卡孟怒”、“喃达”、“喃兑”、“喃朗抗”等。它们形式比较自由，可以即兴编词演唱。
19世纪后，西方殖民者入侵，老挝民族文学遭到严重摧残，但随着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运动的发展，民族文学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近代柬埔寨文学
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柬埔寨民族文化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然而，西方文化的传入，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柬埔寨文学起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现代小说的出现，《苏帕特》和《珠山玫瑰》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苏帕特》是著名作家林根（1911~1959）的代表作，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苏帕特和曼燕忠贞的爱情。
《珠山玫瑰》是另一著名作家涅·泰姆的作品。主人公泽特是拜林的矿工，由于他勤劳、诚实、勇敢，两次救矿主的父母脱险，博得了赏识，最后继承了矿主的产业。虽然这两部作品存在着缺点，但它们体现了民族化的精神，被认为是“高棉化文学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叙事诗《冬貂》的整理出版，是柬埔寨诗歌的突出成就，它基本上摆脱了古诗惯用的梵文和巴利文等冷僻词语，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冬貂》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它揭露和鞭挞封建礼教，歌颂冬和貂忠于爱情和反抗封建恶势力的精神。同时，它在艺术上生动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近代新加坡文学
新加坡官方语文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四种，所以有四种语言的文学作品。
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获得独立。它过去的文学主要是马来古典文学。
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形成了以创作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流的华文文学运动。从1924年开始，各华文报刊相继增辟文艺副刊，如《小说世界》、《南风》、《星光》等。同时，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并形成20年代华文文学运动的主流。
1925年，李西浪（？~1972）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张金燕（1901~）在《荒岛》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妇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的不幸命运。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
1929年陈炼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学作品应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进一步强调应鼓励乡土作家的创作。在华文戏剧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独幕剧《芳娘》、《一侍女》、《绿林中》和《兄妹之爱》。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的运动。许多文艺创作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并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如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吴天（1912~）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和王君实的散文《海岸线》等。此外，比较优秀的短诗有刘思的《黄包车夫》（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
1942年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之后，铁抗、王君实等作家相继遇难，文学活动处于低潮。日本投降后，文学创作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描绘战争和抗日地下活动为题材的英文小说。较著名的有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1952）、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
战后的华文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以老一辈的华侨劳工、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比较杰出的有李过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新垦地》（1960）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等。苗秀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也是一部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代表作。
新加坡独立以后，除马来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相继成立。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是新加坡公民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于1945年底成立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而自动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华文艺协会也出于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连士升（1907~1972）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5月，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作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近代尼泊尔文学
18世纪，尼泊尔王国确立廓尔喀语为国语，尼泊尔语文学也随之诞生。
这时的诗人维尔·夏里·潘德、拉库纳特、巴森德、英迪拉斯、维德亚伦耶·格斯里和亚杜纳特·博克利雅尔等人的作品因袭了梵文诗的格律，但基本上是用尼泊尔文写作的。
被称为“最早诗人”的帕努帕格德·阿加里亚开始描写社会实际生活，将尼泊尔语文学引向了新阶段。莫迪·拉姆·帕德被称为继帕努帕格德之后文坛上的一颗明珠，他收集、整理并印行了帕努帕格德的作品，撰写了《帕努帕格德传》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他的思想豪放不羁，创作的诗歌通俗易懂，便于吟诵。1886年他创办了第一个月刊《廓尔喀·婆罗多生活》，提倡用尼泊尔文写作，宣传文艺的革新和口语化，后被当局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止。
19世纪后半叶，被称为尼泊尔文学发展的中期。尼泊尔语散文产生在这一时期。
20世纪初，著名诗人勒克那特·鲍德雅尔创作了《笼子里的鹦鹉》等作品，倡导文学应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一时期，小说和戏剧也开始出现。
近代埃及文学
埃及近代文学开始发展于19世纪中、后期。一些短小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散文大量涌现，主要表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在埃及近代文学的发展中，报刊起了很大作用，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把报刊作为阵地，发表自己对改革的意见。于是在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杂文。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9~1905）首先用杂文在报刊上发表自己对于改革等问题的主张。法塔希·柴鲁勒（1857~1927）、鲁特菲·赛仪德（1872~1963）和鲁特菲·爱弗鲁推（1876~1924）又进一步发展了杂文。
埃及近代小说的发展发端于对西方小说的翻译，塔哈塔维（1801~1873）翻译过法国作家费纳龙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后来，阿里·穆尼拉克（1823~1893）也曾写过长篇小说《伊萨·本·希沙姆的谈话》，但实际都是一些仿古的玛卡梅体的韵文故事。一直到1912年，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文学性的长篇小说才出现，它就是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的长篇小说《宰乃白》。几年以后，又出现了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的短篇小说集《目睹集》，它是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集。至此，才形成了埃及自己的小说创作传统。
埃及近代戏剧的发展，也是首先把西方的戏剧翻译介绍过来，加以演出。后来，才逐渐创作自己的剧本，如：法拉赫·安东尼、易卜拉欣·拉木兹和穆罕默德·台木尔。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曾从埃及古代历史和伊斯兰历史中取材，写作了6部诗剧。
19世纪前半叶，埃及诗歌受到传统阿拉伯诗歌题材、形式、格律和音韵等的限制，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到19世纪下半叶，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才打破了传统格律诗的统一局面，为埃及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促进了诗歌的发展。稍后，被称为“诗歌之王”的艾哈迈德·邵基和被誉为“尼罗河诗人”的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对诗歌创作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律诗。他们不仅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且赋予诗歌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除描写自身经历外，也关心周围事物和国家大事。
到20世纪初，由于格律诗不能反映时代特色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受到诗坛上新一代诗人的批评，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这就是被称作“诗集派”的革新的唯理诗派。这个诗派的创立者是阿巴斯·迈哈穆德·阿嘎德（1889~1964）、易卜拉欣·阿卜杜·卡迪尔·马齐尼（1889~1949）和阿卜杜·拉赫曼·舒凯里（1886~1958）。他们受到19世纪英、法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创新，对埃及近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代伊朗文学
19世纪初，伊朗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在内忧外患之下，企图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力主改良的密尔扎·阿卜杜勒（1779~1836）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开一代新风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内容充实，语言明快，摆脱了“印度体”的隐晦文风。
19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启蒙者密尔扎·法塔赫·阿里·阿洪德扎德（1812~1878），认为《蔷薇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时代应该创作适合人民要求的戏剧和小说。
同一时期的著名作家还有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1837~1910）以及塔里波夫（1855~1910）等。作家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的《易卜拉欣·贝克游记》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伊朗和外国的对比，揭露了伊朗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文学创作也比以前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1905至1911年伊朗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史称“立宪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民主改革。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著名诗人巴哈尔称这一时期为革命时期，他认为“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
巴哈尔（1886~1951）生于伊朗东部马什哈德市，早年以诗闻名，曾获“诗人之王”的称号。他是霍拉桑省立宪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曾参加地下报纸《霍拉桑》的编辑工作。1909年主持出版伊朗民主党刊物《新春》。巴哈尔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在形式和语言方面继承了波斯诗歌的优秀传统。
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诗人是阿卜杜勒·卡赛姆·拉胡蒂（1887~1957），他生于西部城市克尔曼沙赫。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反映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的立宪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塑造了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
立宪运动时期兴起一种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代表作家有阿里·阿克巴尔·德胡达（1879~1956）。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所创新。他的杂文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立宪运动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是《天使号角》和《北风》。德胡达是《天使号角》的主编。《北风》的主编及撰稿人是赛义德·阿什拉芙尔丁，这两本刊物主要刊载政治讽刺诗。
伊朗文学在立宪运动时期，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等方面，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同时，文学语言也更加接近人民大众的口头语。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礼萨国王执行高压政策，取缔进步书刊，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或被监禁流放，或逃亡国外。巴哈尔、阿列夫·卡兹文尼（1882~1934）、埃什基（1893~1924）以及法罗西·耶兹迪（1889~1939）等是这一时期伊朗现代诗歌战斗传统的优秀代表，他们在黑暗的年代里顽强地进行创作，坚持斗争，遭到各种迫害。
同时期另外一批诗人的作品哀伤多于愤怒。他们笔下虽然不乏人间的不幸和痛苦，但缺少抗争的勇气和战斗的呼唤。他们的诗讲究音律和词藻，更多地从形式上继承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这类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4）和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1）。尼玛·尤什吉（1897~1960）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在诗歌形式上提倡自由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