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倒后，我就搬出了原来的办公室，住进了七八个人一起住的房间里。最让我痛心的是，我岳父此时正好从包头回来顺路看我，看到批斗我的大字报和我床头放的高帽，他很是难受。第二天我请假去火车站送他走时，我觉得非常羞愧，深感自己"身败名裂"，无法理解也无法面对现实。我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400块钱全部给了老岳父，并对他说："你留200，给我们家老人200，什么也不要跟家里人说，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给你们捎钱了。"在等火车时，我对老人说："没想到革命这些年，弄成这样子，今后怎么见人呢？"老人很平静地说："没事，运动过去了就没事了。"我前后被戴高帽游街示众5次，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所有街道游个遍。高帽是铁丝做的，游一次街脑门就留一道血印，晚上睡觉时还得把高帽放在床头。批斗地委书记赵曙光，也由我们陪同。赵曙光闭着眼，拄着棍坐在破旧的平板车上，我们十几个人拉着他从地委机关到很远的大礼堂，一路上街道两旁都是群众。到衡水大礼堂，他坐在台中间，我们站在两旁陪斗。当时我心想，赵曙光是从省会天津调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记得最清楚的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戴高帽，人家高高兴兴过大年、吃饺子，我们戴高帽游街，那是什么滋味呀！游街回来后我就觉得浑身冻得发抖，原来是得了重感冒，就向造反派请假，到医院里看病。医生很同情我，劝我不要着急，还给我拿了最好的药，吃了就好多了。过年时一般是按科室编组包饺子吃，造反派却不让别人和我编组包饺子，没办法我就到伙房问大师傅怎么办，他说："好办，没人和你编组，咱们在一起吃！"还有，我被分配到仓库参加劳动，那里的职工们也同情我，看见我就说："来了就行了，干多干少尽力吧，有我们呢，到时间该回去你回去就是了。"我很感激他们的同情。这说明我还是有群众基础的，也说明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也是有看法的。
被斗的高潮的时候，晚上也常常集中起来开会。记得有一次，他们都去会议室开会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因为我的屋和他们开会的地方中间只隔一个楼道，所以他们那里传来的声音不时地送到我的耳边。只听到有人向大家介绍说："我去军分区查看档案回来，给大家说一下，一是我们这个当权派在他档案里什么材料也没有，只有一张空白表，上面还盖着"免审对象"的章；二是他没有离过婚。"我听着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些人也太缺乏经验了，我这么单纯的经历，怎么会有政治历史问题呢？
之后几天，我发现他们的动静小了，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到下面收集我的材料去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是到我工作过的石家庄、平山县以及农村老家查。到老家要过滹沱河，交通不便，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家。一进村他们遇到几个在街边吃饭的老乡。他们向乡亲们表明来意后，老乡们回答说：他很小就出去工作了，在外头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在家里没有问题；他的亲叔叔和亲弟弟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都是党员，家里没有问题。在乡亲们的指引下，他们又到我家里看了看。看到的是矮小破旧的房子，衣着破旧的家人，孩子们还光着脚，看起来不像是成分比较高的家庭，他们看到我家的状况，又听到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仍不甘心，又去了我"四清"工作的地方--冀县，也没有找到对他们有用的材料。后来我见了那里的武装部长，问他："我们机关里的造反派来调查过我吗？"他说："来过，来过，公社干部和村里群众没提什么意见，还说你在"四清"工作队中群众路线走得比较好，不搞过火的行动，是一个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造反派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就走了。"后来，我总结"文革"期间被斗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这是上面发动的，群众参加是积极的表现，是大趋势；二、在百货公司这样较好的地直单位做"一把手"，而且很年轻，会引起有些人的嫉妒情绪；三、不排除群众里有些对党不满的阶级异己分子借此机会打击党的干部。
揭发会上在批斗当权派的高潮时，一天，地委造反派通知，凡是原在石家庄工作过的，现在衡水工作的当权派，到地委常委会议室参加揭发衡水地委中曾在石家庄工作过的当权派。我被机关两个造反派押着去参加揭发会。当时我想，反正你让我到常委会议室参加揭发会不会再戴高帽了吧。在会议室我看到到会的人很多，一种是表现积极、发言多，想当揭发批判当权派的积极分子；第二种是照顾大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第三种是一言不发。我就是第三种。我当时想，我这里整天挨斗，戴高帽游街，还揭发别人干什么，当什么积极分子啊！再说，从石家庄调来的地委领导干部跟我无冤无仇，他们的工作表现也都不错，我揭发他们干什么！揭发他们岂不是加重了我的罪行！
散会后，碰见地委造反派头子×××，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发言？你要知道，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给你造成的！"我瞅了他一眼："你说什么？你也是从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调来的，你不知道×××的情况吗？他的工作都不错，全省财贸工作14面红旗，大部分都是石家庄地区的。至于他有什么错误，我不知道。搞"四清"好几年，他在什么地方、在哪里蹲点，我们没见过面，互不了解。他有什么错误，他的"账"在你地委"还"。我有什么错误，我的"账"在我们机关"还"。两不相干！"我就这样气愤地走了，从那以后，他再没问过我什么事。
批斗的高潮过后，有一天，我在街上没有什么人的地段，碰上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关系很不错的地委机关的×××，问他："咱们秘书长怎么样啊？"他说："别提他了，他问题大了，以后不能再当领导干部了。"我很吃惊："你胡说！你不知道咱们秘书长是什么人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没有良心！没有他你怎么能入党，没有他你怎么能被推荐为××县委副书记？！"我再没说话，扭头就走了。可是到"文革"后期，我却看到了另一幅场景：那是地委召开新地委党代会，当时我也去衡水参加另外一个会议，偶然看到这个人和揭发会上问我为什么不发言的那个人，正从机关大院往家属院里走。我问他们去哪里，他俩说去看看秘书长。随后，我从参加党代会代表拿着的材料上看到，秘书长是新地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候选人。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又去看秘书长了。
一次翻墙的经历在"文革"期间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一天，造反派正组织我们参加劳动，地委常委、副专员赵世芳的女儿突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吓了一跳，问："这个时候你来干什么？"她说："我爸爸让你晚上去我家一趟。"我说："知道了，快走，快走！"晚上，解放军已经介入，召开造反派大会。我从关着我的黑屋里出来，翻墙而过，到专署宿舍赵专员家门口，推门就进，看到赵专员正蹲在墙角抽烟。我问："有什么大事？怎么今天派闺女去找我？我们可是每天受造反派管制、挨批斗的啊！这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事快说。"他说："我听说专署统计局有个叫祖广臣的人，他现在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四清"工作队是你发展的党员，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说："他是我发展的党员。我认为这个人是很不错的，他是天塌地陷都不会弯腰的人，很可靠，值得信赖的。"他又对我说："你问问造反派们掌握着我什么材料。"我告诉他："行，我抽时间想办法问问他再告诉你。"之后，我找到祖广臣，他告诉我："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什么材料也没掌握着。赵专员的事情我负责，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告诉他。"事实证明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对赵世芳副专员帮助很大。
在地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批斗当权派的高潮过去之后，"文革"运动的重点转移到清理阶级队伍上。为更加广泛地纯洁革命队伍，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的群众也被列入清理范围。这个任务很重。当时，相对说对当权派批斗和管制的劲头比以前小了些。因此，各单位的当权派有的被抽调到农村去配合中心工作，有的在本单位继续写检查交代问题，我当时被抽调到了地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并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其实，当时我还没被宣布"解放"，抽我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领导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政治上可靠；二是我在地委工作时间很长，工作能力和表现，他们都了解；三是我的工作热情没有因为挨批斗而受影响。在此期间，我带一个由5人组成的工作组下乡，去的地方是景县--衡水地区最大的县。那里的派性最大，局面混乱，情况复杂，是"文革"的重灾区，基层革委会一直建立不起来。
到景县后，我们深入群众，与贫下中农宣传队建立了密切关系，一道了解了实际情况，掌握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基层有派性，政权要一派把另一派打服了才能建立起来，所谓"扒棍底下出政权"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工作组认真整理了材料报送地革委。地革委看了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把景县的问题摸透了，说清了。后来根据我们的材料召开了地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集中把景县的问题讲了讲。外面也把这件事传开了，大家说："杰平他们整的材料算是把问题给解决了！不容易啊！"在解决景县问题的过程中，我真是没觉得问题有多么大、情况有多么怕。见到准备去景县当县委书记的×××和县长×××，他们说："杰平，这种情况下做这些干什么！"我说："怕什么，我只是正常开展工作，地革委交给的任务总得完成吧。"在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工作期间，我还随地革委领导去深县解决"打国民党案"，即从派性出发，把对方打成国民党，从而置于死地。这是个严重的假案、错案，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为此有些人被整死。当时的地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李文祥说：像王杰平这样的干部，岁数这么年轻，历史清白，家庭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就解放不了呢？原因是单位的造反派他们想掌权，不想让被批斗的当权派重新掌权。还说，王杰平才当了几天领导干部，造反派一天批一个问题，也早该完了。
很快单位就通知我回去做"检查"，这一回我的"检查"内容和以往的多次"检查"完全一样，没做任何改动，但这一次一念就通过了。很快我就被宣布解放，调深县革委会工作去了。
在"文革"期间，我虽年轻，政治清白，又生在老区，成长在机关，还是被列为怀疑对象，把我走过的"脚印"也都查遍了。总想找出点问题来，每天挨批斗。我在"四清"工作中就得出的经验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干部。要建立起码的信任，那样才容易沟通工作。那时候我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实事求是地工作，没有打骂群众，没有"逼供信"，没有"欠账"，所以"文革"期间也就不用"还"了。
总之，在"文革"期间，我没有造过反、站过队、表过态，更没有参加群众组织，也没有争取过哪一派支持自己，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打过不实事求是的证明。唯一的就是接受群众的批判，对照中央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教导，反省自己，检查"错误"，一直被隔离批斗和靠边站。但那时我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只要给我分配工作，哪怕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好。我一直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两个阶段，我多是下乡和外出搞调查研究，很少在机关工作，只是一般的参加过学习文件。对批林批孔不理解，对批周公搞不通，没有写过大字报、批判信，没有在会上发过言；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不理解，思想转不过弯来，内心深处感到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抓得不错，全国形势变化很大，生产上得很快，讲话有水平，《论总纲》、《汇报提纲》等文件内容没有错。
"文革"结束后，地委派人带着本机关的造反派来给我赔礼道歉，还把有关我的大字报和写的交代材料送来给我，说是让自己处理，当面销毁，并对我说："你对造反派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对表现不好的、批斗你厉害的，可以不给他们提级、提职。"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上面发动的，全国性的运动，不是哪个人的原因。戴高帽的也不是我自己，对我也没有过火的斗争。对造反派该如何处分或如何使用，我个人没有意见，由组织决定。
当时获鹿县革委会调查组来找我，问："你知道苗喜顺吗？"我说："知道。我们在衡水工作时一个单位。"他们又问："他在"文革"期间表现怎样，是不是造反派，当没当过头头？"我说："他是造反派，当过造反派头头，造反劲头也挺大，属于跳得高、叫得响的人。他这一派人很多，但这个人内心还是很同情当权派的，有什么情况还能报个信啥的。他表面喊得欢，内心实际上是不恨当权派的。"我表态后，他们跟我说："你这么一说，我们回去一报，他就可以当公社书记了。"时至今日，"文革"已过去多年了，对那场运动党中央早已有了明确的定性，历史也早有了公正的评判，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亲身经历了那段岁月的见证者，只想说两句话：一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丧失自己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二是"文革"的教训是不可以忘记的，悲剧决不能再重演！
八、在深县
1970年9月，衡水地革委正式决定，把我分配到深县革委会工作，任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主管财贸工作。
"文革"中虽然自己受到了些冲击,但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很快让我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深县工作的近三年中,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使深县的财贸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二是培养典型、树立典型,以典型带动财贸工作的发展；三是正确贯彻执行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在深县工作时的证件照调查研究摸清问题那个年代下基层主要是骑自行车和步行。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我骑自行车走遍了全县34个公社,469个大队的大部分,和财贸职工、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座谈当时财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农民对财贸工作的要求，体察农民在生产、生活购销活动中的困难。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了在财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上强调以粮为纲，忽视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商业机构设置不合理，没有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供销社大都建立在集镇交通要道上，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购销很不方便；公社党委忽视了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没有把供销社看成是自已的组成部分。
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自已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单纯的种粮食，还必须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供销社不能光做买卖，还必须支援农业，搞好多种经营；公社党委必须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把供销社当成自己的组成部分。
培树典型以点带面在摸清情况、找出问题的基础上，我向县委系统地作了汇报，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