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我到省人行工作，我想主要是我的条件符合当时工作的需要：一是年轻时做过银行工作，对工作相对熟悉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二是银行需要配备政治可靠、党性强、能坚持原则的干部。我当时不知道，省人民银行那时是"文革"重灾户，派性很大，让我过去主要是因为我"文革"时没有在省人行工作过，工作和他们没有任何牵连，而且也没有派性问题。
我的工作环境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或人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总行位于石家庄。1949年2月总行迁北京。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银行，同时履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
和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李飞在一起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
当时，我们省人行的班子共三人，一正两副，我是分管政工的副行长，主要分管人事处、教育处、纪检组、机关党委、工会、金管处、稽核处等部门。因为正值"文革"刚过，一些遗留的矛盾和思想认识问题还在各个地方存在，所以我的工作做起来有很大难度，再加上省人行管着全省人行系统的人事教育等工作，而我主管的政工工作本来就像个针线簸箩，千头万绪。对上要负责任，对下要讲原则。我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工作的。
坚持原则讲实话我刚到省人行的那年冬天，省委通知省直各单位党员和领导干部去西柏坡参加毛主席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接到通知，省人行就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并由我带队前往参加。那天天气非常冷，回来后很是疲惫。第二天一上班，人事处长、办公室主任就找到我说："昨天开了党组会，研究了一些干部问题。涉及一些人的工资和工作职务的调整，你是主管行长，请你签字，我们好上报！"我一看材料，好家伙，涉及七八个人工资问题和四十多个人的职务调整，感到问题真是严重了。我告诉他："这字我不能签，因为，一、我是党组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不了解会议讨论情况；二、因为涉及的人多，情况复杂，我不能轻易签这个字。"接着，他们又找了两次，我还是没有签字。虽然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最终没有签字，但我也明白我今后的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还有那时为清理安排子女的事情意见也很大，主要是新老班子中两个老领导在安排子女工作方面的争议。涉及的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甚至是抓着对方的脖领子去省委找高扬书记解决问题，影响很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冷静地对待处理，一方面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掺和到他们当中；另一方面我尽量地调和双方，把矛盾压到最小。
最难处理的是整党时期遇到的问题，那时规定各单位一把手必须在全体会上做自我检查，群众通过后才算过关。可因为我们单位情况特殊，当时的一把手还没有做检查，他们认为即使做了检查，群众也通不过。省直机关的整党工作都结束了，省人行一把手一直迟迟没有进行检查。鉴于此，当时的省委书记邢崇智带领强大的工作组，专门下来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了解情况。那也是我第一次和省委书记面对面地开会。在汇报座谈会上，提到有关"三种人"的问题，这时，有人说×××是"三种人"，有人说不是。省委书记问我："杰平同志，你说×××是不是"三种人"？"当时的"三种人"是要按敌我矛盾处理的，我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很严肃，并实事求是地回答：""文革"是一场浩劫，×××当时是掌权派，不能说没有错误。但是不是"三种人"不能肯定，材料不足，需要进一步调查。"书记对我的回答很认可。第二次来开座谈会，问整党整不下去，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有派性，有人说没有派性，还有人说是因为省委老给派工作组。在此情况下，邢书记直接问党组成员到底是什么情况，问到我时说："杰平同志，你们单位到底有无派性？"我认真回答说："有，不但有而且还很严重，其表现形式是"你错误我正确"。"书记对这次的回答非常满意，说："讲得好，就是要实事求是地讲嘛。"会后，邢书记还跟随行的人员说："王杰平这个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很不简单。"是呀，作为一名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多年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对党忠诚，相信群众；让我一直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让我必须对党和对单位负责，在党组织内绝对不能隐瞒观点，尤其在党的书记面前，必须实事求是回答问题，反映情况。无论是什么年代，无论有多大的委屈和压力，我始终如一。
我主抓的工作当时的那个环境，因为"文革"的遗留，虽然大多的时间还在搞运动、搞斗争，但我还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努力工作。在省人行的几年里，由我负责的工作都得以完成，有的工作在全国、全省产生了影响，比如我主抓的职工教育工作因为成绩突出，在曲阳召开了全国现场会；我主持召开的全省人行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受到省委的重视，并批转了我们的报告，号召全省学习。具体讲主要有以下工作：
一是健全班子、整顿队伍、建立制度。"文革"后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情况很复杂，所以省委书记高扬当时提出"停止争论，抓好整顿"的要求。班子怎么建，队伍怎么整，制度怎么立，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工作，没有合适的路子，就得自己去摸索。那时候我们就到有经验的地方去考察，回来认真研究，然后起草文件，大家再讨论，再修改，最后才签发通过。每一个步骤都繁琐而枯燥，但辛苦没有白费，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二是恢复县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总行文件规定，成立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权，并提出撤销县人民银行，其业务由县工商银行代理。当时我们就感到这样的规定欠妥，县级撤销人民银行行吗？但是，省行还是认真执行了总行的文件，撤销了县人民银行。实践证明，撤销县支行不行，县支行很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房产、资金、人员、机构已全部交了出去，再恢复难度很大。我们打报告请示总行，总行让征求省委省政府的意见，我们马上请示了省委、省政府，省里很快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又开始了给县支行建房子、调干部、组班子、买汽车等一系列的工作。而调干部组建队伍是最难办的事情，我们就一趟趟跑县里，跑组织部、人事局，这次的职工来源可是多种多样，各条战线的都有，还有部队转业军人等其他方面的干部，是县人行的一次大换血。
三是举办培训班。由于上述原因，县支行的干部出处不一，有当过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有当过团县委书记的；人员层次不齐，而且好多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们连续两年举办县支行行长学习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金融知识、业务知识和管理经验。第一年培训结束时，我做了《创新务实，开创县人民银行工作的新局面》的总结讲话。
四是组建金融系统纪检组。根据总行要求，我们要组建全省金融系统的纪检组，这个任务具体由我负责。我拿着总行的文件去找省纪委，取得省纪委的大力支持。因为当时各专业银行都有自己的纪检组，他们大多不愿意成立金融系统纪检组，我们又得和各专业银行反复协调统一思想。让人反感的是，还有人趁机往这里安插人员。我们的组建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努力还是按要求组建了起来。
五是成立金融工会。这项工作各专业银行从思想上更不同意，但当时同志们鼓励我说，王行长有很多办法，他有能力干好这件事。我还是不负众望，在省总工会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金融工会成立起来。
六是审批城市信用社（河北商业银行的前身）。金融机构的审批和管理统一由人民银行负责，当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我主管的金融管理处负责此事。由于成立了工商银行，把业务都交给了他们，工商银行也想负责信用社成立的审批工作。事情的确很难办，我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因为以前都在人民银行工作过，他们和我个人之间没有什么瓜葛。我说："城市信用社的审批工作应按人民银行总行的规定由人民银行负责，你们是办理金融业务的机构，不应做审批工作嘛。"他们听了也就没有话说了，经过努力，终于统一了思想，这项工作才得以开展下去。之后，我们经过充分的研究讨论，制定了《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并发布执行，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
七是开创性地抓了邮政储蓄工作。曾连续两年组织召开了全省邮政储蓄方面的电话会议，由省一直开到县，每次会前都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认真整理好相关的讲话稿，对全省邮政储蓄的业务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此事为后来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在舆论上和思想上打下了坚实基础，做了充分准备。
总之，在省人行的几年，我立足本职工作，坚定党的信念，时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讲原则、讲公道，不沾集体一点便宜，不徇一点私情，认真培养和积极推荐干部，赢得了群众对我的尊重，就是在离休后，家属院里的同事们看见我都很亲切。我团结同事，关心群众。在职时每年过年我都要一家一户步行去给群众拜年，谁家家里有事情我必定到场，一位司机师傅的母亲去世，我专程去他家吊唁。后来那位师傅一提起这件事就说："王行长的三鞠躬，让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些也算是大家对我的评价吧。